六朝古都荊州：楚都四百年，三國古戰場

2025-11-17 14:18

作者文博時空

文博時空作者汪天飏 游人出三峽，楚地盡平川。在唐代之前，荊州連接中國南北、東西，優越的地理位置使其一度是成為古代中國的十字路口。同時，荊州適宜的自然環境，也孕育了水利、農業的發展，百姓生活富足安康。

荊州人杰地靈，從“天下第一循吏”孫叔敖到明代萬歷首輔張居正，從荊州走出去的宰相達138位，可謂是“宰相之城”。慕名而來的文人墨客也在荊州吟詩作賦，從愛國詩人屈原到李白、杜甫。

荊州是一本書，翻閱荊州和前人留下的腳注都會令人心馳神往。因此，這次我跟隨“時光旅行社”來到荊州，走進深厚悠遠的歷史現場，一讀再讀。

玉虎新石器時代·后石家河文化荊州棗林崗出土荊州博物館藏

長江中游一帶在古代有崇虎的習俗。有學者認為，虎頭像顓頊的人字形冠實際上是“皇冠”，象征著崇高的地位和權力。后石家河文化為中國長江中游地區的新石器文化，年代距今4600-4000年，主要分布于湖北及豫西南和湘北一帶。玉受沁變為黃棕色。旋渦形耳，兩耳窩內各鉆一圓形孔，圓眼，寬鼻。左右兩個側面對鉆一隧孔。

玉蟬新石器時代·后石家河文化荊州棗林崗出土荊州博物館藏

荊及衡陽惟荊州

《左傳·襄公四年》：“茫茫禹跡，畫為九州”。大禹治水而成后，將中國大地劃為九州，其中之一便是荊州。

《禹跡圖》清拓宋畫心縱96，橫90厘米鎮江博物館藏《禹跡圖》繪刻于宋代，是我國現存最早的石刻地圖之一，原石有兩塊，一方保存在陜西西安的碑林，為南宋時劉豫偽齊政權阜昌七年（1136年）刻石，另一方藏于江蘇鎮江博物館，為南宋紹興二十年（1142年）刻石。該圖詳細刻劃了我國黃河、長江流域水系的分布情況，比例準確，且保存完好，對研究中國古代歷史地理的變遷具有十分重要的參考價值，是世界地圖史上的重要里程碑。

東漢許慎在《說文》中指出：楚，叢木也。一名荊。從林疋聲。荊、楚同物異名，本意是一種柔韌性較好的木本植物。自古，荊、楚便是一體。楚人自稱顓頊后裔，至春秋早期，楚國迅速崛起，楚文王元年（公元前689年）將國都遷至郢（即荊州紀南城），至秦襄王二十一年（公元前278年）秦將白起拔郢，荊州一直是楚國的中心。

《尚書·禹貢》九州示意圖攝于吳文化博物館

這趟時光旅程我們首先抵達的是紀南城，荊州地處楚國中心，楚國的都城郢便建于此地。紀南城宮殿面積達到72萬平方米，與北京故宮的占地面積相當。楚文王元年（公元前689年）開始，紀南城（楚紀南故城）為楚國的郢都，楚頃襄王二十一年（公元前278年），紀南城被秦將白起攻陷廢止，郢都遷陳（河南淮陽），后又東遷壽春（安徽壽縣）。紀南城作為楚的郢都，楚國先后有20代楚王在此定都，歷時411年。

楚郢都——紀南城遺址示意圖攝于吳文化博物館

“荊人畏鬼”且“信巫鬼，重淫祀”。楚國青銅禮制脫胎于周禮，但逐漸創造了不同于中原奇數列鼎（如九鼎）制的“偶鼎制度”，即一些銅鼎的制作和使用時多以偶數成組，同組鼎的形制、大小、花紋皆一致。其中，楚升鼎是楚國特有的一種最具楚文化特征的銅鼎，相較于周鼎，升鼎沒有大小之分，在祭祀儀式中專門用來盛放牲肉。

銅升鼎（附匕）戰國荊州天星觀2號墓出土荊州博物館藏

荊人這種崇拜鬼神的原始信仰體現在其裝飾審美和儀式活動之中，靜動之間勾勒出他們對于日常的規訓和對于生命的祈愿。其中，楚人尊龍崇鳳的信仰和觀念也體現在象生形玉佩中。在楚式象生玉器中，龍鳳結合是最為常見的題材，特別是鳳鳥的形象和元素，更是無處不在。這些鳳鳥有的以具象呈現，有的以簡化表達，其造型有龍體附飾鳳鳥、龍體凸飾鳳鳥、龍鳳同體和鳳首龍身等多種形態。

玉龍佩戰國荊州雨臺狗獾子山M14出土荊州博物館藏

玉龍佩戰國荊州熊家冢墓地南殉墓M8出土荊州博物館藏

玉龍佩戰國荊州馬山院墻灣M1出土荊州博物館藏

這一玉龍佩龍身呈W形，背部高而寬平，長尾作簡化鳳首形，龍身邊緣還有三個彎鉤形凸飾，也屬于簡化鳳首。龍身飾不減地淺浮雕，以谷紋為主，卷云紋和蝌蚪紋也較多，龍上下頜邊緣飾紋絲狀陶紋。龍背如風字形，龍尾和邊緣凸飾作簡化鳳首形，上下頜邊緣飾陶索紋，三者均流行于楚式玉龍佩。

鳳紐雙聯玉璧戰國早期荊州熊家冢墓地南殉墓M10出土荊州博物館藏

該玉璧為青白玉質，上方由兩只回首相顧的連體鳳鳥，與璧構成三角形紐，以備穿系，下方兩小璧并聯。這種玉飾主要出于湖北荊州和河南淅川楚墓，不見于非楚文化區。楚人最重玉璧，認為玉璧是財富、地位、身份等級的象征。

以玉石作佩飾在原始社會時既已蔚然成風，商周時期，隨著玉石加工技術的提高，佩玉之風更加盛行，加上禮樂之制的規定，玉石被賦予了更多人格化的解釋，蒙上了一層神秘的道德色彩。在眾多玉器中，又以玉佩最為多見，以至于在諸侯的賓禮中往往以玉佩相贈，以示友好。

相傳楚人卞和在楚地的山中發現了一塊外裹巖石的美玉，他將其進獻給當時的君主楚厲王，而楚國王室認為和氏貢獻的只是一塊石頭欺騙了君王，于是楚厲王下令砍去了和氏左腳。很快楚武王即位，和氏再次進獻此玉，武王則命玉工鑒定這塊玉石，但仍認為和氏所獻的是一塊石頭，砍去了和氏右腳。和氏悲痛欲絕，慟哭三日三夜，新即位的楚文王得知此事后派人除去裹在玉外之石，終發現絕世美玉。和氏璧由此成為了楚國國寶，也為日后“完璧歸趙”的故事埋下了鋪墊。

旅途中我們所遇的楚人穿著華麗，身著直裾（裾為衣服的前襟）長衣，織造精細，色彩鮮艷，紋樣華麗。因其得天獨厚的地理優勢而能大力發展種植業和養蠶業，同時廣泛吸收各國經驗于人才，楚人的紡織技術早已在這時躍居列國之首了。

一鳳二龍相蟠紋繡絹戰國江陵馬山1號墓出土荊州博物館藏

楚人浪漫，好巫又好酒，酒的品種主要有菁茅酒、醴酒、瑤漿、瓊漿、桂酒、椒漿和楚瀝等。作為長江中下游地區的國家，楚國常年氣候溫暖濕潤，是中國最早的稻作農業發源地之一，也便為釀造業打下了基礎。來此之前，我已經對楚人喝酒的講究有所耳聞，不料東道主拿出的彩繪浮雕蟠蛇漆卮后依然難免感嘆，讓人聯想到“畫蛇添足”中的一卮酒，其大小極有可能與此器容量相當。

彩繪浮雕蟠蛇漆卮戰國荊州雨臺山M471出土荊州博物館藏

我們喝的是菁茅酒，即用一種菁茅過濾而成。菁茅酒盛于耳杯之中，耳杯也許就是屈原描述的“羽殤”，屈原在《楚辭》中寫道：“瑤漿蜜勺，實羽殤些。”楚人所制耳杯著實精美，這一鳥云紋漆耳杯古樸秀麗，我也將其中佳釀一飲而盡。

鳥云紋漆耳杯戰國荊州黃山M485出土荊州博物館藏

配合飲酒的菜肴放置于浮雕龍紋漆豆上，豆是盛菜肴的器皿，上部為盤，下部為便于上菜時手持的柄。全器由盤、柄、座三部分組成。上菜時，我被這浮雕龍紋漆豆所吸引了，器表由盤至座共浮雕出三龍四鳳四蛇，構成一幅極為復雜的立體圖畫。畫面中，或龍鳳對峙、或鳳爪抓蛇、或龍與鳳爭奪蛇尾、或蛇埋頭逃逸等，呈現出一派龍騰風舞、動物相斗的生動場景。

浮雕龍鳳紋漆豆戰國通高24.4厘米，盤口徑18.4厘米，底徑17.2厘米荊州天星觀2號楚墓出土荊州博物館藏

他們還不忘將香草、香木用作香薰，據說有凈化空氣、除菌消毒、清潔衣被的功效，正好免去了南方水鄉潮氣重容易導致居室、衣服、被褥容易生霉菌的情況。

銅熏杯戰國荊州雨臺余家山板栗林M79出土荊州博物館藏熏香用具。口微侈，斜直壁，三獸蹄足。杯外壁上下各飾六組對稱的獸面勾連云紋，其中獸面嵌有綠松石。杯中部飾鏤空勾連蟠螭紋，其上鑄細密的三角雷紋、圓渦云紋和圓點紋。杯底飾四組鏤空云氣紋。

欲借荊州自古難?

旅途的時光機帶我們離開楚地，時光也讓楚地幾經輾轉成為華夏大一統的組成部分。

漢武帝元封五年（公元前106年）設立荊州刺史部，東西漢時皆屬南郡。作為漢代十三刺史部之一，荊州橫跨包括今天湘鄂兩省及豫桂黔粵的一些部分。司馬彪《續漢書》記載，東漢荊州全境共轄7個郡，包括南陽、南郡、江夏、零陵、桂陽、武陵以及長沙，這一區域大體上包括了今天的湖北、湖南等省份的一些地區。

這時的荊州，依然延續著楚人的“小傳統”，包括以紅、黑色調為主的楚地漆器。荊州為亞熱帶季風氣候，有利于漆樹生長，為大量漆器生產奠定了物質基礎。而漢代的漆器，也在戰國時期生產的基礎上達到了新的鼎盛，包括飲食、化妝、家具等各種類型的漆器，但主要是以飲食器皿為主的容器。

漆盂西漢荊州謝家橋M1出土荊州博物館藏

漆壺荊州謝家橋M1出土荊州博物館藏

山字紋銅鏡在這時依然可以見得。作為楚鏡中最為盛行的紋飾，山字紋的出現或與其五岳崇拜有關。楚式鏡常采用地紋映襯主題紋飾的表現手法，山字紋鏡又一般以羽狀紋為地紋，其上飾“山”字等主題紋飾。

四山八葉四花瓣紋銅鏡秦末至漢初荊州博物館藏圓形，三弦鈕，方鈕座。地紋為羽狀紋，主紋為四個左旋的“山”字紋。方鈕座四角各伸出一片小葉，小葉頂端再向上、左、右方各伸出一條組帶紋，分別與四葉花和其他小葉相連。卷緣。

此外，自戰國晚期流行起來的蒜頭壺也沿用至西漢中期。蒜頭壺最大的特點就是壺口部有形似“多重蒜瓣”的凸出部。蒜頭壺則是秦文化代表器物之一，隨著戰國末年秦統一天下，其形制傳至各地方。蒜頭壺作為酒器，使用功能較強，它們的頸部頂端往往有一個小孔，配有對應的青銅塞或陶、木塞，在盛酒時，可從小孔注入，后蓋上塞子，酒便不會灑出，飲酒時則可以從曲頸的頂部開口倒出。

銅曲頸蒜頭壺西漢荊州沙市徐家臺M1出土荊州博物館藏

當然，新的元素也在原先的基礎上得以被發明。同為蒜頭壺，最早出現于戰國晚期的時候僅是一種儲存酒或直接飲酒器物，當時蒜頭壺垂腹稍圓。至西漢，蒜頭壺腹多呈扁圓狀，并迅速向“禮器”方向發展，而脫離實用器的范疇成為身份地位的象征。

銅蒜頭扁壺西漢荊州雞公山M249出土荊州博物館藏

到三國之時，荊州已然憑借其得天獨厚的地理位置優勢，成為溝通中原的交通要塞，也成為群雄逐鹿之地。諸葛亮在隆中答劉備說：“荊州北據漢沔，利盡南海，東連吳會，西通巴蜀，此用武之國。”這時的荊州，下轄長沙、零陵、桂陽、南陽、江夏、南郡等八郡，轄境大致為今湖北、湖南二省及河南、貴州、廣西、廣東等省部分地區。

荊州城的每一個角落都悄然訴說著三國的硝煙與傳奇——曹操統一北方后，揮師南下欲取荊州，同時東吳政權將荊州視作立國屏障，劉備更是把荊州視作“匡扶漢室”的理想之地，可以說誰取得了荊州，誰便奪得了天下。赤壁之戰后，魏蜀吳三國對荊州展開了激烈的爭奪，在荊州形成三足鼎立的局面，一度是曹操占據襄陽、南陽；孫權占據南郡、江夏；劉備則占有長江以南的武陵、長沙、零陵、桂陽四郡和江夏的鄂縣、夏口等部分要地。

三分荊州示意圖攝于吳文化博物館

荊州城郊四公里外有一處點將臺和拍馬山，相傳是關羽鎮守荊州時，臨攻前，點將和拍馬演練的地點。關羽曾北攻樊城，在沔水與曹軍遭遇。關羽大勝曹軍，沿街凱旋，百姓夾道歡迎，此街也由此得名“得勝”。

董陵銅弩機三國荊州博物館藏弩機是冷兵器時代除弓箭以外的一種遠射兵器。作為遠射器具，起源較早，最早發現于春秋晚期的楚地區。弩裝上銅質弩機后，不但便于瞄準，可延時發射，而且堅固耐用，可將箭射的更遠。

事實上，荊州與孫吳的根據地揚州地理關系密切，沒有險峻的巫山和三峽作為屏障，同屬于長江中下游平原地帶，交通便捷，因此聯系也更為緊密。因此荊州早已在孫吳的戰略中。建安十四年（209年），周瑜打敗曹仁，奪南郡，孫權拜周瑜為偏將軍，領南郡太守，駐江陵（南郡治所）。建安十五年（210年），周瑜死后，孫權納魯肅之議，把自己所據部分（僅指南郡）“借”給劉備，于是劉備占有荊州絕大部分地盤。建安二十四年（219年），孫曹聯合打敗關羽。隨著江陵失守，劉備借荊州計劃趨于破產，從此以后，原來為三家所分隔的荊州，為曹魏、孫吳政權所瓜分，直到西晉一統天下。

孫吳政權以世家大族為基礎，而朱氏家族本身是江南著名的世族之一，朱然的舅父朱治本是幫助孫堅據守江東的開國功勛。朱然本名施然，原本是朱治姐夫施氏之子，初時朱治未有子嗣，而施然當時十三歲，朱治向孫策請求過繼施然為嗣。朱然又與孫權為少時同學，結下深厚的友誼，因此當年輕的孫權接替孫策統領江東事務后，朱然被任命為余姚長，時年19歲，爾后官至左大司馬、右軍師，才華出眾深受孫權賞識，在東吳軍界是僅次于陸遜的二號人物。

即便朱然身長不足七尺（161cm），他的文韜武略頗為出眾。朱然終日都以恭敬的態度生活，經常在戰場上遇到急況能夠大膽鎮定地應對，卓絕過人。即使眼下沒有戰事發生，但每天早晚都嚴厲地擊鼓，在軍營的士兵都會身穿裝備列隊，以此舉動迷惑敵軍，令對方不知什么時候應該防備，所以朱然多次出兵都獲得戰功。

木刺三國·吳馬鞍山市三國朱然家族墓地博物館藏木刺呈長條形，正面直行墨書，字體隸中帶楷。木刺行文為：“故鄣朱然再拜，問起居，字義封”。

銅熨斗三國·吳馬鞍山市朱然墓出土馬鞍山市三國朱然家族墓地博物館藏

烽火連綿的時代，征戰之余貴族也懂得如何生活。這趟旅途中，我們曾見賦詩飲酒、梳妝、對弈，也有馴鷹、出游，這些似乎都成了一種短暫避世的奢侈。

使用耳杯飲酒作賦是這時貴族們的一大雅趣。耳杯也稱作羽觴，事實上也是由戰國時期指稱酒杯的“觴”演化而來，因其外形橢圓、淺腹、平底，兩側有半月形雙耳如鳥之雙翼，故名為“羽觴”，同時也逐漸世俗化稱之為“耳杯”。為了進一步彰顯其奢華的地位，這一耳杯以犀皮漆為工藝，將黃、赤、黑三色填入犀牛皮、虎皮，并附以鎏金銅釦的裝飾。

朱然墓出土的犀皮黃口羽觴馬鞍山市三國朱然家族墓地博物館藏

朱然墓還出土了兩件吳皮胎犀皮漆鎏金銅釦耳杯，杯口沿和杯耳鑲鎏金銅扣，耳杯胎體為皮胎，正面髹黑漆，背面紋飾以黑、紅、黃三色相間，表面光滑，形成的花紋自然流暢，如行云流水，勻稱而富有變化。吳皮胎犀皮河豚鎏金銅扣耳杯是中國發現的最早的犀皮漆器實物，具有重要的歷史價值。2013年8月19日，國家文物局將其列入《第三批禁止出國（境）展覽文物》。

女子用來盛放梳妝用具的容器為奩，這類漆器形式、功能多樣，大體有圓形、方形和橢圓形三類。同時也有單層、雙層和多子之分。多子奩即一個母奩中有多個子奩，不同形狀的子奩用于盛放不同的梳妝用具和用品，比如白粉、油彩、胭脂、假發、粉撲、梳簏和茀。

彩繪鳳鳥紋三層漆奩西漢中期江陵紀南高臺M28出土荊州博物館藏

對弈時，兩男子分坐兩邊，中間置一棋盤，前有矮足圓盤，上置食物。自戰國時盛行開來的博戲用具，主要由棋盤、棋子、骰子或箸組成。六博是一種擲采下棋的比賽，棋盤上有行棋的曲道。行棋之前要投骰子或箸，根據投的結果，決定行棋的步子。

漆六博盤戰國荊州黃山M112出土荊州博物館藏

馴鷹時，兩位馴鷹者對坐，手臂前舉，各架一鷹，中間置矮足圓盤，上置食物。馴鷹一般在室內，設置有門窗和屏風。出游者有時也會在山丘原野間騎羊漫游。

這樣的場景也被記錄在了飲食器中，貴族們的生活與之日常所見之物形成互文，經由工匠們精湛的工藝被復刻成生活的藝術。正如體現貴族生活的漆盤，工匠用筆簡練，以流暢的線條描繪出貴族生活的閑適愜意，該盤用色講究，層次清楚，完美地表現了三國時代吳地漆器彩繪的高超工藝水準。

彩繪貴族生活圖漆盤三國·吳馬鞍山市朱然墓出土馬鞍山市博物館藏彩繪貴族生活圖漆盤是一個直徑24.8厘米、高3.5厘米的三國時期的漆木器。這件作為陪葬品的貴族生活圖漆盤就是生活中不可缺少的飲食器，其為木胎制成，色彩為黑紅二色，盤上共繪有12個人，有騎馬人，有對鏡梳妝人，有宴兵圖，還有跪坐宴飲人。2002年1月18日，國家文物局將其列入《首批禁止出國（境）展覽文物目錄》。

這一時期，漆器在生活中扮演著相對重要的角色，并在上層社會中流行。除飲食外，漆也用在制作質地堅硬的木屐上。這種木屐在漢代、魏晉盛行于中國。

朱然墓出土漆木屐三國·吳馬鞍山市朱然墓出土馬鞍山市博物館藏在三國孫吳漆木屐沒有出土以前，一般認為漆木屐是日本人最早發明的，此物的發現向世人展現了1700年前中國木屐的實物，也證明了中國2世紀前后就已創造了發達的漆工藝。日本人引以為國粹的“木屐”根子在中國。2002年1月18日，國家文物局將其列入《首批禁止出國（境）展覽文物目錄》。

輕舟已過萬重山

東晉永和八年（352年），荊州定治江陵。南北朝時，齊和帝、梁元帝、后梁、蕭統皆以荊州為國都。唐代的荊州是陪都，稱“南郡”，與長安城南北呼應。晉室南渡及唐宋末年，人口大量遷入荊州，荊州成為了僅次于金陵的重鎮。明清以降，荊州有“南船北馬”、“七省通衢”之稱。

水草紋青釉瓷罐南北朝荊州雞公山M691出土荊州博物館藏

青瓷燈南北朝江陵紅旗林坊出土荊州博物館藏

荊州境內水網密布、河湖縱橫，城市依水而建、人們傍水而居。有兩條對荊州影響深刻的交通要道對荊州影響深刻，其一為水陸并行的荊襄古道，其北經襄陽可經略中原，南經長江可入湖廣腹地；其二是長江水道，連接吳越與巴蜀。

唐時，武則天之父武士彟（577年～635年）一度擔任荊州都督，唐朝第一大將李靖、玄宗時宰相張九齡均擔任過荊州刺史，作為地方戰略要地，荊州也便成了仕途升遷的重要中轉站。詩人李白也對荊州心生向往，從重慶白帝城出發，只需一天便可走完約350公里的長江水路，到達荊州，果真是“千里江陵一日還”。

三彩屋唐荊州沙市章華寺出土荊州博物館藏

除此之外，荊州還素有“惟楚有才”的美名。被稱為“宰相文杰”的張居正便是荊州人。張居正自小聰慧過人，是荊州府遠近聞名的神童。嘉靖十六年（1540年），張居正通過鄉試，成為一名少年舉人。在隆慶年間進入明朝內閣時，恰逢內閣政治斗爭，張居正對于朝廷的政治腐敗和央地關系之廢弛有了深切的體會。到萬歷初年起任內閣首輔，張居正在此期間，為挽救明朝統治，在吏治和中央集權、邊防和民族關系、土地關系、稅賦制度等方面進行改革。

面對百姓稅賦沉重、哀聲載道的問題，萬歷九年（1581年），張居正下令在全國范圍推行一條鞭法。雖然一條鞭法非張居正所首創，但結合張居正的各種財政政策，一條鞭法通過簡化賦役項目和征收手續，通將一省丁糧均派一省徭役，大大減輕了百姓的賦役負擔，使農民有了更多時間從事農業生產。

明張文忠公之硯荊州博物館藏該硯是明神宗皇帝為表彰和獎勵張居正的忠誠和政績，御賜給張居正的石硯。此硯為上等端硯，外部為四方黑紫檀木盒，上用銀色篆體書寫“張文忠公之硯”六字。硯為正方形，硯面光滑平坦，青黑柔亮。硯的四周采用淺浮雕形式，雕刻有飛龍、火珠、流云、波濤等圖案。硯上方中間以火珠為中心，呈現雙龍戲珠景象。硯底有“御賜帝賚（lài）忠良”六字，字體方正嚴謹。此硯整體古樸凝重，雕刻巧妙細致，是一件難得的珍品。

除此之外，張居正在任期間編纂了《帝鑒圖說》，是供時年僅十歲的明神宗（萬歷皇帝）閱讀的教科書。該書由一個個小故事組成，每個故事配以形象的插圖。全書分上、下兩篇，上篇為“圣哲芳規”，從正面講述歷代帝王的勵精圖治之舉，下篇為“狂愚覆轍”，從負面剖析歷代帝王的倒行逆施之禍，可見張居正的良苦用心。

《帝鑒圖說》明荊州博物館藏

我們的旅程也在感嘆于張居正的勵精圖治和鞠躬盡瘁時接近尾聲，旅途的最后一站在明城墻。據導游介紹，當時為確保荊州城墻磚的質量，下令湖北、湖南等地的各府、州、縣燒造城墻磚，并實行城墻磚實名制，即各造磚單位負責人和窯匠、人夫的姓名均按照特定要求印在磚上，從各級政府管理、到具體燒制城磚的窯匠、人夫及基層組織者，構成了自上而下的實名制管理責任體系。

我們留下匆匆一瞥，只見荊州城在夕陽中的古老剪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