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設教育強國·教育筆談】

作者：周深幾、宋萑（分別系北京師范大學教師教育研究中心博士后，北京師范大學教師教育研究中心教授）

隨著教育數字化的持續深入，教師工作內容正在發生新的結構性變化。填表格、打卡、截圖、系統登錄……這些看似微小的“指尖操作”，疊加起來卻成了占據時間、消耗精力的新型負擔。原本用于提效的技術產生“副作用”，反而讓教師在教學主業之外疲于應付“數字事務”。對此，教育部辦公廳近日印發的《關于進一步減輕中小學教師非教育教學負擔若干措施的通知》（以下簡稱《通知》）聚焦“精簡數據填報與應用程序使用”，提出一系列針對性舉措，旨在通過制度化治理，讓數字技術回到支持教學、服務教師的正軌，防止其帶來新的非教學負擔。這既是對教師現實關切的積極回應，也是教育數字化從“建設”走向“治理”的重要一步。

河南省開封市新街口幼兒園的小朋友們跟老師一起制作剪紙團扇。新華社發

現實挑戰：先做“制度去冗”，再謀“技術賦能”

數字技術進入教育領域，對提升教育質量發揮了積極效應，但在實踐中也產生了新的矛盾。系統越建越多、平臺層出不窮、數據填報頻繁——“數字賦能”在一些環節異化為“數字加壓”。一些教師感到，技術加速加劇了自身的事務密度與注意力消耗。

因此，數字化賦能教師減負的根本在于制度上的“去冗”。技術本身并不構成負擔，真正的問題在于它時常被行政邏輯套上“管理化”的使用方式。各部門和層級的系統建設分散、標準口徑不一、數據壁壘突出，信息難以實現貫通與共享。教師在不同系統間不斷響應、重復操作，行政協同的成本下沉為教師的事務性負擔。

社會系統理論提出，一個系統要想高效運轉，關鍵在于降低其內在復雜性。教育數字化治理亦當如此。只有制度完成自我“瘦身”、標準實現統一整合、流程得到精簡優化，數字化才能真正“輕裝上陣”，讓教師把時間和精力投入教書育人本職工作中。《通知》的“對癥下藥”，正在于先解制度之結，而非寄望技術之便。

政策舉措：數字化治理的五大抓手

在“制度去冗”的主旨下，《通知》第五條從系統建設、責任落實、功能約束、平臺整合、流程管理五個方面作出部署，構成數字化治理的“五大抓手”。這五項舉措環環相扣，既對準教師非教學負擔的突出癥結，也為數字化賦能教師減負指明了路徑。

天津理工大學老師在新工科實踐平臺實驗室內指導學生進行實踐操作。新華社發

一是筑牢“統一底座”，打破數據壁壘。完善全國教師管理信息系統，建立統一、權威、可共享的數據平臺，是數字化賦能減負的根基。通過統一口徑、唯一標識、全周期管理，貫通教師招聘、任職、培養、評價等環節，打破信息孤島、避免多頭填報。堅持“最小必要”原則，明確數據用途與保存期限，讓信息采集真正為教育治理和決策服務，而不是成為教師的額外負擔。

二是完善“責任機制”，前移管理關口。在數字化環境下，平臺泛濫、入口分散、功能堆疊等問題屢見不鮮，其根源往往在于責任不清、管理缺位。《通知》明確建立教育移動應用管理責任制度，實行“誰選用誰負責”。省級教育行政部門每年集中清理面向中小學和教師的政務App，形成省級選用清單；未納入清單的應用不得強制使用。通過將責任前移到決策端，在入口處貫通選用、備案、清理等環節，確保每一款進入校園的應用都有“身份證明”和“使用說明書”。

三是劃定“功能紅線”。非教學技術功能的過度介入，是教師數字負擔加劇的癥結所在。明確應用程序不得設置打卡簽到、積分排名、統計在線時長等強制性功能，非必要不得要求上傳照片、視頻、軌跡等敏感信息，正是防止“技術越位”的關鍵舉措。功能設計必須以教學所需為限、以教師可承受為度，防止“留痕主義”和“數據崇拜”對教育工作的侵蝕，以約束防濫用，以節制促高效，使數字化真正回歸教育邏輯。

四是推動“一網統管、一表通行”，提升協同效率。教師減負的關鍵，在于減少重復、打通堵點。《通知》提出推進教育數據平臺整合與共享，實現“一次采集、多方共享”，目的在于讓數據在系統間流通，而非在教師端疊加。通過統一目錄和口徑，確保同一數據在不同業務場景下同源同義；以數據共享替代重復報送，減少人工流轉和重復抓取，提升數據的準確性與一致性。同時，建立授權、留痕、審計機制，做到“誰使用、用到哪、為何用”可追溯、可問責，讓教師安心享有“一個表走天下、一次填長期用”的便利。

在四川師范大學附屬生物城學校操場，一臺人形機器人和學生一起向老師問好。新華社發

五是把好“審批閘門”，守住任務邊界。要讓教師真正減負，必須讓責任歸位、事務分明。《通知》強調，加強對教師填表、報數、統計等活動的統籌審批管理，不得安排教師承擔教育教學以外的數據報表工作，非教學業務調研不得進入校園一線。通過行政側集中受理和分級分發，把“數據任務”從教師個體側移出，明確哪些屬于行政職責、哪些屬于教學事務，避免讓教師替制度補位、為流程兜底。

治理邏輯：從分散改良到制度集成

數字化賦能教師減負的改革，正從分散改良邁向系統集成。教師的時間和精力能否真正聚焦于教學，取決于各層級、各部門能否主動承擔系統性責任，把“減負”從一線的被動應對，轉化為制度層面的主動作為。數字化賦能的目標，不是讓教師被動適應技術環境，而是讓制度依托技術去營造良性生態，使教育系統更加支持教師專心教學、安心育人。

具體而言，《通知》推動了三個深層轉向：一是從理念導向到制度落地。以往的教師減負多停留在號召層面，缺乏可操作的制度抓手。此次通過清單管理和審批約束，把“哪些不該做、出了問題誰負責”等具體內容納入制度建設，讓減負有章可循、有據可依。二是從部門分割到系統協同。各部門間建立統一的系統和數據平臺，讓信息在行政體系內順暢流通，打破重復報送的循環，使教師從“為系統服務”轉為“由系統服務”。三是從事后應對到前端防控。將責任壓實在決策源頭，把風險防控嵌入制度起點，防止系統建設無序、任務下達失度。這樣以制度立規矩的方式，使教師減負進入可持續、可檢驗的系統治理軌道。

長效機制：穩推進、防回潮、重監測、強協同

數字化賦能教師減負，關鍵在于形成持續的制度支撐。結合《通知》精神，可以從“穩步推進、防止回潮、強化監測、協同發力”四個方面把握其治理方向。

要穩健有序推進。只有摸清底數，識別數字系統間的重疊與脫節，才能實現有針對性的優化。對教師負擔的數字化治理應在既有基礎上進行銜接與整合：能互通的盡量打通，能兼容的盡量合并，避免反復折騰，讓既有資源在統籌中提效，使數字化真正減負而非添負。在此基礎上，需要不斷優化與固化，通過完善“最小必要數據集”“一次采集”等規則，推動清單化選用和年度清理的常態化，讓減負改革行穩致遠。

要防止負擔回潮。鞏固減負成效，需守住三條防線：守住職責邊界，凡與教書育人無關的事項不得以“數字化”名義下沉到教師端，跨部門任務應回歸行政流程；守住信息邊界，敏感數據默認不采集，確需采集要有明確依據與用途；守住系統安全，建立“白名單—黑名單—退出機制”的動態管理模式，讓問題應用能及時被發現、被清理。

要強化實證監測。數字化賦能減負，既要靠制度推進，也要靠可量化、可追蹤的成效驗證。《通知》提出建立教師減負監測點和線上線下一體化監管機制，核心正在于此。要持續考察技術在實際使用中對教師時間分配、教學投入、情緒負荷等方面的真實影響，從而判斷其是否真正減輕了教師負擔，還是以新的形式增加了事務壓力。基于這些實證數據，才能對技術應用進行及時修正和優化，讓數字化治理建立在真實經驗之上。

要深化協同共治。技術的價值不僅在于幫助教師提升個體效率，更在于為教育治理搭建起協同的結構與通道。《通知》提出要形成“教育主責、部門協同、上下貫通”的工作格局，而數字技術正是在這一格局中發揮紐帶作用的關鍵力量。教育行政部門要統籌建設數字化治理環境，地方要細化落實，學校要優化數據采集與使用流程，防止任務疊加、重復報送。在此基礎上，信息得以互通，標準得以統一，數據得以共用，使各層級在同一系統中協同運轉，決策與執行、反饋與改進形成閉環。這樣，數字化賦能減負才能超越工具層面的改良，成為推動教育治理協同運行的制度力量。

（來源：光明日報 作者：周深幾 宋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