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林/文 10月20日公布的三季度經濟統計數據，充分體現出當前我國宏觀經濟運行的特征，即與高技術相關的生產和投資持續供需兩旺，其中，高技術產業工業增加值同比增長9.6%，高技術服務業固定資產投資同比增長6.2%，但在經濟新動能加快擴張的過程中，季度GDP增速卻出現了邊際的下行。 

主要原因之一是三季度的消費增長相較二季度有所放緩，但同時消費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卻在提升，前者說明當前“供強于需”依然是經濟運行的主要矛盾，后者說明消費變化對經濟增長的影響程度正在提升。 

去年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和今年的政府工作報告，都是將“大力提振消費、提高投資效益”列為重點工作任務之首，背后的邏輯就在于消費、投資和生產是耦合聯動的整體，消費存在短板最終會制約生產的擴張。 

觀察這些年的經濟數據會發現，只要代表終端消費的社會消費品零售額增速低于4%，該季度的經濟增速就會落到5%以下。季度GDP統計是以生產法為主，這說明消費需求變化同步反映到了銷售和生產過程中。 

有一種類似于“現代版薩伊定律”的觀點認為，儲蓄和生產才是經濟增長的來源，沒有生產就不能消費，并且只有少消費才能增加儲蓄和投資，或者說，消費只是經濟增長的一個結果。這種觀點還認為，如果消費可以促進財富的增長，那世界上就不應該有窮國，只要印錢給居民花錢就可以了。 

這一觀點的邏輯缺陷在于，經濟循環是不可分割的連續過程，生產與消費在一個經濟體系中從來不分先來后到，而是互相作用的，消費是生產的結果，但也是生產的目的。例如在計劃經濟體系下，經濟活動圍繞生產計劃展開，這一極度重視生產和資本積累的體系，最終卻導致了“短缺經濟”。 

消費活動是由千千萬萬個家庭，根據自己的收入與意愿分散做出的決定，或許有人消費透支，或許有人過于節儉，但這些千千萬萬的決定不太可能同時系統性地出錯。此外，消費活動對價格信號的反應更加及時，比如一件商品供不應求、價格很高，那么無法為此付費的消費需求就被自然消除了。 

企業的投資和生產活動卻往往會出現集體性偏差，由于對價格信號的反饋存在滯后，在存在超額利潤的領域，往往會出現過度投資，從而呈現出凱恩斯理論中所描述的經濟周期波動，生產與投資活動在經濟周期中也容易陷入負反饋。與此同時，在逆周期調節政策所重點拉動的領域，又往往會出現重復性的生產和投資，2015年開啟的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以及2024年開啟的“反內卷”，實際上都是對前一個階段的不合理生產和投資進行糾偏。 

所以說，僅僅重視生產并不能理解經濟增長的全貌。擴大消費與擴大內需的提法由來已久，但直到2024年中央經濟工作會議之后，系統性提振消費才成為宏觀調控的共識，這是宏觀調控思路的重大轉向。在這一調整背后，是我國已經成為全球規模最大、效率最高、平均成本約束下技術水平最高的生產國，投資和生產的方向需要與消費需求保持正向互動，否則容易出現低價陷阱和大量浪費。 

那么，既然消費活動是分散而理性的，又為何要去提振消費呢？促進消費并不是靠“印錢”來解決的，關注消費的實質是關注收入，因為消費是收入的函數，所以提振消費在很大程度上是要研究哪些因素制約了收入的增長。 

再回到今年前三季度的經濟統計，雖然權益市場上漲明顯，有助于改善居民財產性收入，但在儲蓄存款利率下調以及房租下調的背景下，前三季度居民財產凈收入同比增長僅為1.7%。居民部門在房價下行的背景下仍處在去杠桿的過程中，資產縮水效應對收入預期的壓制依然存在。這就說明，需要在房產資產領域進一步落實支持性的政策。 

同時，前三季度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中位數的名義增速為4.5%，低于人均可支配收入整體增速0.6個百分點，說明中低收入群體的收入增速相對緩慢。而中低收入群體的基本生活消費支出占比較高，在衣食住行方面的支出更加“精打細算”，這也能解釋為何三季度食品、衣著以及居住方面的消費支出增速相較二季度邊際下行。這就說明，還需要提高社會保障兜底水平，以緩解居民消費支出的后顧之憂。 

在經濟運行中最亮眼的領域——高技術制造和生產，同樣也離不開消費需求擴張的支撐，比如為情緒價值付費意向較高的群體，將來也會是元宇宙、腦機接口的主要消費群體，而新型儲能、未來網絡、人形機器人等前沿產業，也只有在覆蓋廣大中低收入群體后，才能真正轉化為廣泛的生產力?。 

（作者系遠東資信研究院副院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