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中亞旅行，別忘了到這里看唐朝影像

2025-09-23 10:01

作者文博時空

文博時空作者宋燕 誰能想到，烏茲別克斯坦當年的一鏟考古，竟挖出了大唐藏在絲路盡頭的秘密。在撒馬爾罕阿夫羅夏伯古城里，壁畫上唐朝使節捧著蠶繭、唐朝皇帝獵豹的畫面清晰如初，連“東方大唐使者”的粟特文題銘都沒褪色。如果你有機會到中亞旅行，別忘了來撒馬爾罕阿夫羅夏伯博物館看看這幅壁畫，在這里遇見“活的絲路歷史”。

深埋地下的壁畫記錄了唐代事件

這幅改寫絲路歷史的壁畫發現源于一場意外的考古搶救。1965 年，蘇聯考古隊在撒馬爾罕城北阿夫羅夏伯古城遺址進行例行勘探時，因當地政府的修路計劃意外觸及一處大型夯土建筑基址，揭開了粟特王宮的神秘面紗。在持續六年的系統發掘中（1965～1971），考古人員在一處11米見方的正方形穹頂房間內，發現了被紅燒土和坍塌墻體覆蓋的四壁壁畫——1220 年蒙古軍隊攻陷撒馬爾罕時的大火雖燒毀了上層壁畫，但齊腰高的下層畫面因受到墻體保護而奇跡般留存，石青、朱砂等礦物顏料在密閉環境中依然鮮艷如新。

發掘過程中最震撼的時刻，莫過于西壁“萬國朝覲”場景的完整揭露：當清理掉最后一層浮土后，唐朝使節頭戴進賢冠、手捧蠶繭的形象與身旁 “來自東方大唐的使者”粟特文題銘同時顯現，這種圖像與文字的直接互證，讓考古隊員立刻意識到發現的重大價值。

蘇聯專家采用當時先進的壁畫加固技術，先以特殊黏合劑滲透加固顏料層，再分塊剝離壁畫與墻體，最終將約40平方米的遺存完整遷移至新建的阿夫羅夏伯博物館保護展示。這場跨越六年的考古發掘，不僅讓湮沒一千多年的粟特藝術巔峰重見天日，更為7 世紀歐亞大陸的文化交融提供了無可替代的視覺實證。

四幅圖畫中的文明交融

阿夫羅夏伯遺址就位于撒馬爾罕著名景點——比比克哈努姆清真寺的東北方向1.5公里左右，在一個小山坡上。整個遺址目前都是一片黃土，中間有個只有兩層的博物館。這處被稱為“大使廳壁畫”的文物在博物館中的一個專門的廳里，可以說是該博物館唯一重要的文物。

壁畫被發現的大使廳位于粟特王宮核心區域，是一個11米×11米的正方形穹頂房間，四壁壁畫以齊腰高的紅色裝飾帶為界，分為上下兩層，上層因公元 1220 年蒙古軍隊攻陷撒馬爾罕時的火災與墻體坍塌受損嚴重，現存主體集中于下層，總面積約40平方米。壁畫采用礦物顏料繪制，以石青、石綠、朱砂、赭石為主色調，雖歷經1300余年，色彩仍鮮艷奪目，西、北、南三壁的核心場景保存完整，東壁因后世改造破壞較嚴重，目前僅殘留少量人物衣袂殘片。

房間西壁是整個壁畫的核心，聚焦“各國使節朝覲粟特王”的盛大場景。現存畫面可清晰分辨出6支使節團，每支隊伍由“引導官 + 使節 + 隨從”構成，通過服飾、發型、貢品的差異，區分不同族群身份，且關鍵人物身旁留有粟特文題銘，為身份考證提供了直接依據。

西壁復原示意圖

畫面中央位置的人，研究人員認為是康國（撒馬爾罕）國王拂呼縵。王座左側第一支使節團，由一位頭戴尖頂帽、身穿白色窄袖長袍的引導官引領，身后3名使節均著赭色長袍，腰束蹀躞帶，手持包裹整齊的絲織品，其中一人衣擺空白處的粟特文題銘清晰可辨：“此為赤鄂衍那國使者，向偉大的拂呼縵王獻上忠誠”，赤鄂衍那位于今塔吉克斯坦苦盞一帶，是粟特城邦聯盟的重要成員，其貢品中的絲織品紋樣與新疆阿斯塔那唐墓出土的聯珠紋錦高度相似，印證了當時中亞與中原的絲織品交流。

王座右側的使節團更具多樣性：第一支為柘枝國（今烏茲別克斯坦塔什干附近）使者，引導官頭戴卷檐胡帽，身穿黑色翻領長袍，使節手持嵌寶石的金腰帶，隨從肩扛良種 ——柘枝國以出產寶馬聞名；第二支為費爾干納國（今烏茲別克斯坦費爾干納盆地）使節，成員均頭戴圓頂氈帽，身穿藍色條紋長袍，手持葡萄藤與銀壺，葡萄藤貢品與《史記》中“大宛左右以葡萄為酒”的記載相互印證；最靠近王座的一支使節團，服飾風格與中原完全一致——引導官頭戴進賢冠，身穿緋色圓領袍，腰系金魚袋（唐代五品以上官員的服飾標識），身后兩名使節分別手捧蠶繭與白絹，隨從肩扛裝有絲綢的木箱，粟特文題銘明確標注“來自東方大唐的使者”，這是目前考古發現中最早描繪唐朝官方使團出使中亞的圖像證據，蠶繭與白絹的選擇，既體現了唐朝的核心輸出品，也暗示了粟特人對絲綢生產技術的向往（此時養蠶繅絲技術尚未大規模傳入中亞）。

唐朝使者

其他使者

此外，西壁邊緣還繪有2名突厥使者，頭戴狼頭金冠（突厥貴族象征），身穿左衽皮袍，手持虎皮，隨從腰間懸掛突厥式彎刀，其形象與蒙古國突厥貴族墓葬出土的人像銀盤高度吻合，反映了西突厥勢力在中亞的影響——658年唐朝平定西突厥后，突厥部落仍與粟特城邦保持密切聯系。

突厥使者

北壁是最具中國文化特色的部分，畫面再現了唐代宮廷的端午節慶典，是目前發現的唯一描繪唐代皇室端午活動的域外圖像。

左欄為“水上端午”場景：畫面以青綠色調為主，描繪了一座裝飾華麗的龍舟，龍舟船頭雕刻成鳳凰造型，船身繪有卷草紋與云紋，艙內端坐一位身形高大的女性，頭戴鳳冠，身穿黃色大袖紗羅衫，肩披霞帔，身旁環繞4名宮女，分別手持團扇、香囊與食盒。學界普遍推測此皇后為武則天，但缺乏足夠實證，因此壁畫說明僅提到“唐朝皇后”。畫面下方的水面上，3名宮女正俯身向水中投擲三角形物體，周圍有10余條紅色游魚聚集，這些物體正是唐代端午節的標志性食物——粽子。

唐朝皇后和宮女

右欄為“陸上圍獵”場景：以赭黃色調為主，描繪唐朝皇帝在上林苑獵豹的盛況。畫面中一個身形巨大的騎手正用長矛攻擊一頭豹子，而另一頭豹子已負傷倒地。獵豹身形矯健，皮毛上的黑色斑點清晰可見，后方4名武士手持長弓，箭囊懸掛于腰間。

唐朝皇帝獵豹圖

北壁復原示意圖

南壁是一組慶典畫面，目前學界普遍認為描繪的是粟特王在波斯新年出行祭祖的場景。

南壁復原示意圖

壁畫在人物等級表現上，采用了“身形大小+服飾色彩”的雙重標準：唐朝皇帝與皇后、粟特王的身形最大（1.1～1.2 米），其次是各國使節（0.8～0.9 米），侍從與樂師最小（0.60.7 米），這種“以形定尊卑”的手法，與中原繪畫的“主大從小”傳統一致。

壁畫中的每一件貢品都對應著具體的文明符號：唐朝的蠶繭、白絹代表中原的絲織文明，波斯的金腰帶、寶石代表西亞的金屬工藝，突厥的虎皮、彎刀代表草原的游牧文明，費爾干納的葡萄藤代表中亞的農業文明，這些貢品共同構成了絲綢之路的物質交流圖譜。而唐朝使者的進賢冠、突厥貴族的狼頭金冠、粟特引導官的尖頂帽、波斯商人的卷檐胡帽，成為研究7世紀歐亞大陸民族服飾的“活化石”。

來自遠方的圖像唐史

為什么一個遠離中國本土的王宮里會出現中國皇帝皇后的主題壁畫？這正是這幅壁畫體現出的一段歷史背景，也使它成為歷史記錄的圖像印證。

大使廳壁畫創作于公元 656 年至 675/676 年之間，這一時期正是唐朝與西域關系最為密切的黃金時代。

658年，唐高宗平定西突厥阿史那賀魯叛亂后，迅速向粟特地區拓展影響力，“詔以石、米、史、大安、小安、曹、拔汗那、挹怛、疏勒、朱駒半等國置府州百二十七”，其中在康國（即撒馬爾罕）設立康居都督府，“仍以其王拂呼縵為都督”。這一政治安排使撒馬爾罕成為唐朝的羈縻府州，粟特王同時接受唐朝冊封。

大使廳壁畫中的唐朝元素，是大唐開放年代的直接記錄。

唐代是中國歷史上最具國際色彩的時代之一，首都長安成為當時世界上最大的國際都會，而粟特人則是這一國際化進程中的重要推動者。

粟特人以其卓越的商業才能和跨文化交際能力，在唐朝社會中扮演了多重角色。作為“絲綢之路的商業民族”，他們控制了從中亞到中原的貿易網絡，將西域的寶石、香料、金銀器帶入中國，同時將中國的絲綢、瓷器運往西方。多地考古發現的大量 7～9 世紀胡俑，其服飾反映了粟特等西域民族的特征，證明了他們在唐朝境內的廣泛分布。

粟特人還積極參與唐朝的政治和文化生活，許多粟特人進入唐朝軍政體系，甚至擔任高級官員，最著名的例子便是安祿山。在文化領域，粟特人帶來的音樂、舞蹈、繪畫等藝術形式也極大豐富了唐朝的文化生活。

天水博物館的粟特人墓葬石榻

唐朝政府設置鴻臚寺專門管理外來事務，允許外國人在華居住、經商、通婚甚至參加科舉。西域的宗教如佛教、祆教、景教、伊斯蘭教都在這一時期傳入中國，與本土文化共存。

遺憾的是，大使廳壁畫創作后不久，撒馬爾罕和整個中亞地區便經歷了深刻的歷史變遷。

705～709 年，阿拉伯倭馬亞王朝的呼羅珊總督屈底波率軍征服河中地區，撒馬爾罕在抵抗后開城投降。751年的怛羅斯之戰中，唐朝軍隊被阿拉伯軍隊擊敗，這一戰役標志著唐朝勢力退出中亞，阿拉伯文化和伊斯蘭教開始成為中亞的主導力量。

唐以后中國與西域的交往呈現出階段性特征。元朝時期，中央政府在別失八里等地設立行尚書省、達魯花赤等軍政機構，重新建立了對西域的直接管轄。明朝設立哈密衛，維系了與西域的朝貢關系，但影響力不及唐朝。清朝乾隆時期平定準噶爾叛亂后，將新疆納入中央直接管轄，設立伊犁將軍府，中國與西域的政治經濟聯系達到新的高度。

文物述說唐朝交流往事

除了烏茲別克斯坦的大使廳壁畫，中國周邊許多國家也保存著反映唐代中外交流的珍貴文物。

韓國慶州地區的考古發現提供了唐與朝鮮半島文化交流的重要證據。慶州興德王陵和龍江洞古墳出土的 7～9 世紀胡俑和文官雕像，其服飾和形象特征表明他們可能來自地中海地區的東羅馬、波斯，以及中亞的回鶻、粟特等地。這些發現證明新羅時期的慶州通過唐朝為中介，與遙遠的西域甚至地中海世界存在間接交往，形成了跨越歐亞大陸的文化聯系網絡。

日本的正倉院收藏是保存最完好的唐代文物群之一。這座設立于8世紀的皇家倉庫，收藏了大量從唐朝傳入的文物，包括樂器、兵器、服飾、家具、文書等，種類豐富，保存完好。其中的螺鈿紫檀五弦琵琶、金銀平文琴等樂器，與撒馬爾罕壁畫中描繪的西域樂器有密切關聯，展現了唐代文化通過東亞海上絲綢之路的傳播軌跡。

阿富汗北部的考古發現則填補了絲路文明的另一重要環節。著名的“巴克特里亞寶藏”（又稱“阿富汗黃金”）中，發現了大量融合希臘、波斯、印度和中國元素的藝術品，其中的中國絲綢和銅鏡，與粟特藝術風格相結合，證明了阿富汗作為絲路樞紐的重要地位。

從撒馬爾罕大使廳壁畫到慶州的胡俑，從正倉院的唐代文物到阿富汗的黃金寶藏，這些跨越千年的文物見證了一個事實：文明的交流互鑒是人類歷史的主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