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博時空 作者 張夢佳 在押解北行的途中，有人曾見過他。

那時他身披破敗的僧衣，形容枯槁，手中拄著一根折斷的竹杖，在泥濘中踉蹌前行。

風(fēng)雪之中，他抬頭望著灰白的天幕，無悲無喜，眼底只余一片麻木。

誰又能想到，這個在北地風(fēng)雪中困頓掙扎的老人，竟是汴京宮闕之主、北宋最后的皇帝宋徽宗呢？

他曾以一己之志繪制錦繡山河，以山石鐘樂編織盛世幻夢，而今繁華消散，山河黯淡，唯有他親手鑄就的山石、書畫與器物，猶在風(fēng)雪與黃土之中，默默守著一個早已遠逝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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艮岳：夢起山石間

岡連阜屬，東西相望，前后相屬，左山而右水，沿溪而傍隴，連綿而彌滿，吞山懷谷。

宋徽宗在《艮岳記》如此描繪他的城市山水夢。

他的夢非止一日。

還是一個閑散王爺時，他就常常徘徊于宮苑之間，望山石水木而神往。十?dāng)?shù)年后，在種種偶然與權(quán)謀的交錯中當(dāng)上皇帝的趙佶，終于有了將心中幻境具現(xiàn)于地的權(quán)力與資源。

然而，真正促使他大規(guī)模擴建園林、改造地勢的，并非純粹的審美追求。相傳他即位之初膝下無子，有道士進言：“京城東北隅，地協(xié)堪輿，但形勢稍下，儻少增高之，則皇嗣繁衍矣。”《易》以東北為艮，為山之象，又主子嗣與綿延之意。宋徽宗自幼信道，這番堪輿說辭他自然欣然采納，于是敕令在大內(nèi)東北角廣筑高土，起造皇家園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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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宋汴京（今開封）艮岳位置圖

園林初名“萬歲山”，后來改為“艮岳”，山石崢嶸、林水交映，宛如仙境，幾成帝國造夢之巔。然而命運自有其諷刺之處：據(jù)《宋史》記載，徽宗一生子嗣三十余人，或早夭，或在靖康之難中被擄北去，到宋高宗趙構(gòu)駕崩之時，皇統(tǒng)已無嗣可繼，不得不從旁系宗室中過繼了一個孩子，也就是后來的宋孝宗。風(fēng)水所許的“多男之瑞”，終究只是短暫幻象，連同那座承載了他期盼與幻想的艮岳，也在金兵的鐵騎之下，化作塵土與殘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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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 趙佶 《溪山秋色圖》 臺北故宮博物院藏 乾隆在畫上題詩：“艮岳秋光想象間。”可見此圖被認(rèn)為是艮岳風(fēng)光的再現(xiàn)

從艮岳的修建到完工，或許宋徽宗覺得他在順應(yīng)天意、穩(wěn)固國運，滿懷對國祚綿長的期許，卻不知天命將變。

又或許冥冥之中，因果輾轉(zhuǎn)相生。

艮岳開工于政和七年（1117年），宣和四年（1122年）基本完成。它是石的國度：園中不以山為山，而以石為山；不借江為水，而鑿渠為流。道教崇尚山石，宋徽宗更是相信怪石中有蟠龍神力，身處怪石環(huán)繞之中，可以幫助自己得道升天。他親自設(shè)“應(yīng)奉局”，由心腹太監(jiān)朱勔主事，遣人遍搜天下奇巖怪石。于是，一條名為“花石綱”的漕運之流由江南發(fā)端，經(jīng)運河北上，終至汴梁。江浙太湖、靈璧石洞、嵩洛舊脈……凡有石者，皆可為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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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其中，尤以太湖石為尊。然而其運送過程，又極為驚人。一塊太湖石，可以重達數(shù)萬斤，陸路則毀民居、開道路，水路則決提防、壞廬舍。僅為運送一塊石頭，僅為了討得皇帝的開心，沿途的民眾不僅要提供錢谷和民役，還要忍受民居被拆，甚至橋梁城郭被毀。運送之艱難，耗費之巨大，民不勝其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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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宋徽宗對此充耳不聞，一心沉浸在藝術(shù)造景的滿足之中。

花石綱的“綱”，在宋徽宗時指的是一種運輸團隊，運送馬匹稱為“馬綱”，運送米糧則為“米餉綱”。然而運送花石，并不比運送糧草木材，是為國計民生之“重”，反而更像是一樁美學(xué)上的偏執(zhí)。徽宗親自過目睹石，挑揀命名，仿佛那不是死石，而是有靈之物。他甚至以蓬萊為原型，自比為神話中的仙人，將園中巨石視為仙人所居之峰，在山石之間漫游賦詠，流連忘返，并為此專門寫下一篇《艮岳記》。

艮岳規(guī)模恢弘，布局精巧，打破了秦漢以來宮苑“一池三山”的規(guī)范。園中奇峰疊嶂，水系環(huán)繞，亭臺樓閣錯落有致。宋徽宗在園中遠眺，石海如浪，林影參差，溪聲繞石，花木雜沓。坐在石上，或以清茗招待文士，或于夜色微明中靜聽鐘漏。賞石戲水間，此刻他不再是凡塵人間的皇帝，而是九重天上的仙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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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 趙佶 《祥龍石圖》 北京故宮博物院藏

北宋時期愛石的文人不少，蘇軾嗜石成癖，寫下不少有關(guān)石頭的詩文；米芾更是石癲，醉心賞石無心公務(wù)，甚至還要與石頭稱兄道弟。他們將石頭視為人格的投射，也是可游可棲的山林片段。而宋徽宗，正是將這股文人之癖推至極致的皇帝，他不僅收藏山石，更要以一國之力筑一座山河幻境，安放帝王心中那一絲遙遠而不可及的山水夢。

夢境太美，但也太重。

這場石之大業(yè)，終究也成了壓在普通民眾身上的一座大山。漕船專道，徭役繁重，民間甚至流出“為石廢糧”的傳言。甚至方臘起義，亦曾以“反花石綱”為號召。民怨日熾，徽宗卻渾然不覺，依舊在奇石上吟風(fēng)弄月，在假山中修道祭星。

直到靖康之難降臨，一切崩塌。金兵入汴，起初城中百姓還以艮岳的山石為藏身之所，后來艮岳被毀，太湖石或被鑿以為炮、以石攻石，或被北運燕京，在北海一隅仿照艮岳再建宮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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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封龍亭公園 艮岳遺石 攝影/張體義

修建六年，存世五年，徽宗苦心經(jīng)營的艮岳，曾經(jīng)富麗堂皇的園林，就這樣頃刻間化為灰燼。不久之后，他本人也被金兵擄走，在五國城中（今黑龍江依蘭）被囚禁了九年，終于不堪精神折磨，客死異鄉(xiāng)。

他深愛的那些“靈石”，一朝從供奉之物轉(zhuǎn)為攻城之器，恍如帝國命運的荒誕寓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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銅鐘：聲留盛世形

如果說艮岳是徽宗個人審美的集中體現(xiàn)，那么鹵簿鐘與大晟鐘則代表了他對禮樂制度的重建與完善。

在大晟府的石階下，曾有千名樂工齊奏鐘鼓，清越的鐘聲一路傳至御街深處，驚動市井，也驚動月色。宋徽宗微閉雙眼，站在宮中露臺之上，聽那銅鳴如波濤涌動，仿佛千年前的靈魂蘇醒，正在緩緩歸來。他說，他要法先王之制，復(fù)禮正聲。

宋徽宗即位之后，就開始著手恢復(fù)禮樂，重整宮廷禮制。禮樂之治，始于一聲銅響，而為了這份沉靜而莊嚴(yán)的響動，他專門設(shè)立了掌管樂律的官署“大晟府”，也不惜調(diào)集天下良匠，仿古鑄鐘，即為“大晟鐘”。他擬定十二律呂，復(fù)原三代正聲，將自己對理想國的構(gòu)想，一一鑄入青銅之中。

政和五年（1115年），他更將新制的雅樂鐘磬，連同鼓車、管笛共計428件禮樂器贈送高麗國。這是一次遠比金銀更昂貴的外交，是他將中華禮樂之聲推廣四海的宣言。

而在所有這些禮樂之器中，有一口鐘，幾乎凝聚了他全部的審美與統(tǒng)治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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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宋 鹵簿鐘 遼寧省博物館藏 攝影/夏彬

這口宣和年間鑄造的“鹵簿鐘”，通高一米八，重逾八百斤。鐘身形如圓筒，穩(wěn)坐八瓣蓮足，上層雕著雙龍紐，昂首相向，鬃毛翻卷，神態(tài)莊嚴(yán)。中段滿鑄儀仗圖景，鑾輿在前，文武百官次第列隊，金甲披身的禁軍將士持戟侍立，一如御駕出巡實景。更下方，則是一帶環(huán)繞全身的山水長卷，筆意雄放，江河起伏，仿佛《千里江山圖》在銅上復(fù)生。而最底層，海濤洶涌，瑞獸騰躍，獸形似麒麟，踏浪而行，象征江山永固、四海升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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鹵簿鐘紋飾拓片 攝于遼寧省博物館

這是一口鐘，也是一卷時代的縮影。連鐘上的建筑細(xì)節(jié)都取材于現(xiàn)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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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宋鹵簿鐘（局部） 浮雕城門

儀仗浮雕中，中央有一座“五門三重樓”的城門，兩側(cè)闕樓相連。這正是政和八年（1118年）在宰相蔡京主持下擴建的汴梁皇宮正門——宣德門。當(dāng)年蔡京建議，仿照唐長安大明宮丹鳳門，將宣德門增建為五門并列的格局，以彰皇威，徽宗欣然采納。待新門落成，徽宗命工匠將其雄姿鐫刻于鹵簿鐘上，以記升平之世。

他要這門，成為時代的標(biāo)志；也要這鐘，成為永固的見證。

于是鹵簿鐘上，刻在青銅上的“晚宋盛世圖”融合了帝王儀仗與錦繡山河。宋徽宗一定想過，也期待過，數(shù)百年后，有人站在這口鐘前，看到山川形勝、宮門儀仗，便會記起他——那位既好畫工又擅制禮的皇帝。他相信有了禮，便有秩序；有了樂，便有和聲，而這些秩序與和聲，必須鑄入金石，才能傳之久遠，銘之不朽。

因此，宋徽宗不止于鑄鐘，也投入到整個青銅體系的復(fù)興。在他心中，禮器不僅是朝儀陳設(shè)，更是恢復(fù)古制、致敬先王的象征。于是他命人遍求先秦古器，親自參與考訂與命名，并最終將三萬余件青銅器藏于宣和殿中，匯集成一部煌煌大典——《宣和博古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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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泊如齋重修宣和博古圖錄》 明萬歷十六年泊如齋刊本

這是一部前所未有的器物圖譜，繪形制、附銘文、釋名號、列尺寸……首開后世金石考據(jù)之先河。自商周至隋唐的諸多禮器與生活器具，或鑄銘悠遠，或紋飾奇古，皆以工整線圖細(xì)細(xì)勾勒，意在為失落已久的“三代禮制“，重塑一個理想模型。

在這些仿古重制的禮器中，尤以“宣和尊”最具象征意義。這尊仿自《博古圖》所載“商祖戊尊”，形制雄渾莊重，紋飾繁縟雅麗，器底鑄銘：“唯宣和三年正月辛丑，皇帝考古作山尊，于方澤，其萬年永保用”，花紋與銘文都極力追摹古意。字里行間，滿載徽宗親載禮儀、追慕上古的意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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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和博古圖錄》所載“商祖戊尊”

北宋宣和尊 北京故宮博物館藏

宣和尊被安放在都城北郊的方澤壇，那是宋代的祭地之壇。壇基方正而高峻，層層疊起，尺寸皆取偶數(shù)，以應(yīng)地道厚重之象。宣和尊置于其上，昭示皇權(quán)與天地之正統(tǒng)，也寄托著徽宗加諸于禮器之上的執(zhí)念——以物化的形制，求得人心與天下的歸正。

宋徽宗時代，仿古之風(fēng)熾烈，不僅宣和尊，大至尊鼎彝豆，小到銅匜酒觴，各種器具均有仿制。宋人不單模仿外形，更在工藝上追求古法之精微，既流淌著古趣，又帶著宋人獨有的清潤意趣。

更有甚者，青銅器的仿制之風(fēng)亦影響到了瓷器的創(chuàng)造：三足鼎式香爐，鈞窯出戟尊，皆模仿古銅之制，瓷土與釉色在仿古之中生發(fā)新意。可見徽宗時代，禮樂復(fù)古之理想，不僅鑄成青銅器物，也潤物無聲地滲入了整個工藝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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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宋 鈞窯月白釉出戟尊 北京故宮博物院藏

也正是從徽宗起，由北宋歐陽修開創(chuàng)的“金石學(xué)”漸盛，并自此延續(xù)數(shù)百年，影響深遠。青銅器從神廟祭壇走向書齋案頭，成為被文人研究與收藏的對象。許多今日通行的器名與器類劃分，便是始自此時。

可惜，理想與現(xiàn)實并非總是相容。宋徽宗愛銅器，不只是因其形制古雅、聲音清遠，更因它是一段可鑄的歷史，一種可以觸摸的“禮”。他復(fù)古的執(zhí)念，正如他對山石的偏愛，是對理想秩序的一次又一次具象化嘗試。他想要以青銅銘制禮，以制度繡盛世，然而器方成，禮未立，鐘鼓樂聲鏗鏘未久，便隨“靖康”一役而沉寂。

靖康二年，金兵南下，汴京城破，徽欽二帝被俘北上，宮廷典籍與禮器悉數(shù)為戰(zhàn)利品，被載往燕京，鹵簿鐘也在其列。鹵簿鐘面前，橫亙的是即將到來的多舛的命途：最初被懸于一座寺廟中，寺僧用利刃在鐘口刻下“右街僧官宛平縣仰山院官”，用作晨鐘暮鼓。乾隆年間，皇帝亦覺其形制奇?zhèn)ィ思涌獭扒∧暝臁币猿湫妈T。可是那層舊紋仍在，舊日宣和仍在，只是被隱藏于時代塵埃之下，不再發(fā)聲。

此后，鹵簿鐘又幾經(jīng)輾轉(zhuǎn)至奉天，民國年間更是幾度遭竊，直到1949年后被遼博收藏，總算得以在展廳一隅，找到一處沉默且安寧的棲身之所。

另一口“大晟南呂”鐘亦被擄走，原刻“大晟”二字，金人嫌“晟”字不詳，生怕其“昌盛”之意沖犯自己，便將其刮去，改刻“大和”。名稱雖改，聲韻猶在，只是此鐘此樂，從此不再歸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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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和·夾鐘清”鐘 北京故宮博物院藏

似乎就在不久之前，趙佶還在宮中，自覺如堯舜臨世，聽著鐘聲徐徐入夜。爾后轉(zhuǎn)瞬之間，他卻在金人帳下，背手無言，看一件件器物被裝車北去，如夢中春宴落盡，不留半片殘紅。

宋徽宗終究是未能以禮救國。但他的鐘，他收集整理的樂聲，他的那份“使古之音再響于當(dāng)世”的癡愿，仍借器物之形傳于后世。博物館展廳的昏黃燈光下，鐘身舊紋斑駁，鐘聲未響，卻仿佛能聽到跨越了千年的一場鐘鳴，那是為大宋奏起的一曲挽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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州橋：御路連南北

倘若從高空俯瞰宋徽宗的都城，御街如一柄挺直的長筆，南起朱雀門，北至宣德樓，中軸之上，汴河橫亙。御街至此被割裂，唯有一座橋?qū)⑺俣染Y起，這就是州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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州橋在北宋東京城的位置

而在千年之后的人們，撥開十余米深的黃土與淤泥，驚見橋基猶存、石刻未朽，常常被文人墨客用以比喻的“雕欄玉砌”，忽然在浮雕中有了真實的皮膚與骨骼。

州橋東側(cè)南北兩岸，浮雕石壁延展近三十米，圖案雄偉精致：水禽飛鶴，異獸海馬，牡丹含苞，卷草騰躍，雕工細(xì)致入微，云氣飄搖。正如《東京夢華錄》所記：“兩岸皆石壁，雕鐫海馬水獸飛云之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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州橋浮雕（局部） 攝影/張體義

當(dāng)中最令人動容的，恐怕還是那些形態(tài)各異、展翅欲飛的鶴——或低頭顧影，或引頸沖霄，雙翅挑過天光，嘴銜云卷，姿勢翩然。這些身影，與宋徽宗自繪的《瑞鶴圖》何其相似。

在中國古代，鶴是吉祥的象征，它們代表了高貴、長壽、純潔、優(yōu)雅、智慧、文化與忠貞。然而州橋石壁上雕刻的鶴，并非單純的符號，更來自于皇帝記憶深處的一夜。

公元1112年，正是北宋政和二年，正月十六那天，時值上元節(jié)次夕，宣德門樓上燈火通明。宋徽宗立于御樓之上，月明如洗，鼓樂如雷，忽見二十鶴翔于空，三繞不去。他大喜，認(rèn)為這是上天對他“統(tǒng)治有方”的嘉許，因而親自提筆描繪，作流傳千古之《瑞鶴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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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 趙佶 《瑞鶴圖》 遼寧省博物館藏

畫中樓觀森列，鶴羽伸展，一派清遠空靈之氣。圖卷左側(cè)，更有徽宗自創(chuàng)的“瘦金書”，痩勁挺秀，自成一格。此體初習(xí)黃庭堅，兼采唐代著名書法家褚遂良、薛曜筆法，融諸家之長而自出機杼。線條纖挺峭拔，起伏頓挫，如屈鐵斷金，如風(fēng)竹拂雪，清勁不染塵埃。正與宋徽宗的工筆花鳥畫筆意相通：瘦而不弱，纖而不靡，娟麗中更顯清拔，獨步一時。是以趙孟頫曾贊：“天骨遒美，逸趣靄然”，明代陶宗儀在《書史會要》中也評：“筆法追勁，意度天成，非可以陳跡求也。”

州橋始建于唐，到五代時期，因在汴水之上，因而稱為“汴橋”，再到宋代，又得名“天漢橋”。橋頭兩側(cè)商鋪林立，樓船系岸，青石鋪路，柳堤同行，舟楫之聲與市井喧嘩交織，珠簾畫舫與斑駁人影共舞。彼時彼地，這里不僅是交通的樞紐，更是北宋東京城的心臟。

州橋的周邊街道與建筑格局，宋人筆下多有流傳。宋哲宗時期有一詩人華鎮(zhèn)，曾作《崇寧元年五月十六日天漢橋月下閑步》，描繪的正是州橋的夜色：

雙闕高尋佳氣聳，三街平襯綠槐長。沈沈琳館東西迥，裊裊珠樓左右光。

正如孟元老在《東京夢華錄》中所述：“州橋之北岸御路，東西兩闕，樓觀對聳。”橋立御道之上，宮闕遙遙在望。道旁槐樹濃蔭，夏風(fēng)吹來，翠影搖曳。夜色中，宮館寂寥，然而珠樓燈火裊裊，隔著水面，絲竹與喧嘩之聲不絕，照見不眠的繁華都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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州橋遺址出土的船燈 圖源：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

而在更早之前，被稱為宋詩“開山鼻祖”的梅堯臣也曾寫下一首《十三日雪后晚過天漢橋堤上行》：

堤上殘風(fēng)雪，橋邊盛酒樓。據(jù)鞍衰意盡，倚坎艷歌留。

寒夜風(fēng)殘，橋畔燈紅，風(fēng)雪中最不曾寂寞的，便是那一家家酒樓、一盞盞燈火，一陣陣熱湯香氣。這又是冬天的州橋了。

繁華之中，也不乏深情身影。

春日暮色里，周邦彥曾在州橋之畔折柳送別李師師，柳絲拂面，籠在煙光中，他于是寫下那闕著名的《蘭陵王·柳》：“柳陰直，煙里絲絲弄碧。”

而王安石晚年居金陵，曾于夢中重回舊都。夢中月色不改，橋影依稀，他醒來提筆，在詩中低吟：“卻看山月話州橋。”此橋未曾遠去，只是夢回時才能抵達。

北宋覆滅后，出生于南宋的范成大出使金國，行至汴京舊地，也曾在此立馬回首。“南望朱雀門，北望宣德樓”，橋下依舊流水潺潺，可眼前已是他國土地。于是他寫下一首《州橋》，嘆此地是“天街舊路”，卻如今舊夢難尋。

州橋，是風(fēng)流地，亦是離別處，是繁華，亦是哀愁。多少文人的纏綿鄉(xiāng)愁、亡國哀痛，都在這座橋上找到了寄托。它不止通往御街與宮門，更通向一個時代的記憶深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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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明池：水映千秋事

若說州橋是帝都的正脈，那金明池便是它胸前跳動的水心。不是一處宮苑，更像一場夢境——夢在水上，宮在云間。

金明池原是水軍教演之所，至宋太宗時，始成湖山之制。宋徽宗即位后，更是將其改制為水上御苑，池中列水殿、通回廊，設(shè)橋榭、建島嶼，復(fù)修仙橋，增添九曲，南北兩岸更是筑起瓊樓玉宇。水面波光瀲滟，亭臺倒映，名士佳人、錦船畫舫，在此地穿梭。

但金明池的美，不止奇景。

每年春日三月初一到四月初八，金明池都是開放的——朝廷允許百姓入池賞春。百戲入水，歌姬競舟、宮女擊鼓、文士投壺……所有人都能成為這座皇家舞臺的一部分。龍舟并進、珠鏈飛灑，春風(fēng)一吹，滿城盡是笙歌。池畔香煙裊裊，水心燈影搖晃，徽宗常常御船親臨，詞臣在側(cè)，泛舟酌酒，對月命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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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 王振鵬 《龍池競渡圖》（局部） 臺北故宮博物院藏 圖繪宋徽宗崇寧年間三月三日開放金明池，舉行龍舟競渡，皇帝與民同樂操演水軍的情形。

“金明池”之名也入詞譜。宋哲宗元祐七年，秦觀曾與友人同游金明池，望盡岸柳新翠、輕舟爭渡，寫下那首《金明池·春游》：

瓊苑金池，青門紫陌，似雪楊花滿路。

由是調(diào)名始立。待至徽宗朝，金明池更極一時之盛，使此調(diào)更添千年風(fēng)華。

倘若不讀詩詞，或許永遠不會知道那座舊池之名。只要一讀，便知它曾光影如練，亦曾有帝王春心。

除了詩詞，“金明池”也入畫卷。在張擇端的《金明池爭標(biāo)圖》中，湖面寬闊如鏡，畫舫百艘爭渡其上，觀者如潮，旗幟如林，纖毫畢現(xiàn)。與張擇端另一幅傳世巨作《清明上河圖》的市井熱鬧不同，《金明池爭標(biāo)圖》更像一幕國家祭典的縮影，一曲寫給春天、寫給權(quán)力、寫給歡愉的視覺樂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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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宋 張擇端 《金明池爭標(biāo)圖》（局部） 天津博物館藏

然而這場盛筵終究要落幕。

靖康元年（1126年），金兵南下，汴京城淪陷。金明池被毀，畫橋折斷，水榭為薪，龍舟不復(fù)。這座曾經(jīng)的皇家水苑中，水聲已止，波光不再。后雖有修復(fù)，卻再無前朝春色可言。

春水無主，風(fēng)外愁云，正是金明池最后的留影。

唯有那些船影、簫鼓、翠裙與春心，仍在文人筆下、畫卷之中，懷念著大宋歌舞升平的曾經(jīng)，也注視著歡聲日漸稀薄的遠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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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龍門：燈盡夢猶燃

冬日的汴京城不曾沉寂。未到正月，景龍門便早早掛起了燈，三道城門之上，銀花萬簇，火珠閃耀，風(fēng)過宮墻，紅綢獵獵。宋徽宗在位時期，景龍門到東華門，臘月十五起就開始張燈結(jié)彩，一直到元夕正日，是為“先賞”。

橋道之上，華燈璀璨，人聲鼎沸，孩童歡笑跳腳，市井之人蜂擁，好不熱鬧。徽宗站在景龍門樓上，俯瞰萬家燈火，一定十分享受這難得與民同樂的時刻。

他當(dāng)然喜歡這座門。

十年前，徽宗命李誡重修此門。那位《營造法式》的作者親自丈量尺寸，以露齦砌造的方式，逐層錯縫夯筑墩臺，建起這座面闊六十米、三門并列的宏偉之門。左右守門房置于墩臺外側(cè)，結(jié)構(gòu)嚴(yán)謹(jǐn)，形制規(guī)整，卻不是拘謹(jǐn)?shù)膬?nèi)廷禮門，也非宮苑深處的道觀之門。它位于內(nèi)城北墻的中部，本名酸棗，后改景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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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宋晚期景龍門復(fù)原模型

這道門，或許本是一道制度的象征，然而它遇到的是宋徽宗。宋徽宗在景龍門內(nèi)外大興土木，除皇家園林艮岳外，還有擷芳苑與龍德宮，俱是玩賞之地。只要登樓遠眺，一城宮苑盡收眼底，一身帝業(yè)仿佛皆由自己勾勒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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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宋 琉璃脊獸殘件 景龍門遺址出土

然而五年之后，金兵破城，他匆匆禪位，景龍門的金飾被剝，琉璃瓦碎滿城壕。延福的樹木被砍作薪柴，艮岳的太湖石被拆作炮彈，野鶴飛盡，連畫上的仙鶴也不知落入誰人之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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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渡之后，詩人晁說之在回憶中寫：

景龍門外千鐘酒，葆箓宮前萬國人。

可如今，杯酒已冷，人散如煙。

若問燈火猶存否？可惜城門下石階空落，磚縫生草，早已無燈可賞。宋徽宗在五國城中夜夢汴梁時，也會再夢到那夜嗎？再回到那座城門上，看見市井如流，舞樂如畫，宮墻燈火連空，宛如天上銀河閃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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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龍門遺址發(fā)現(xiàn)的太湖石

北宋最后的歲月，留給后世的，不僅是一段王朝的隕落史。當(dāng)一千年后的人們在州橋下重新發(fā)現(xiàn)瑞獸飛鶴，在北海假山中辨出太湖石，在開封城中掘出景龍門遺址，在古鐘之前端詳那一筆一劃的皇家儀仗，也像是觸及了一位皇帝的背影。

宋徽宗確實曾被稱為“諸事皆能，獨不能為君”，章惇早在他即位之初便言其“輕佻不可以君天下”，元代史家脫脫更是擲筆長嘆：若不立徽宗，不納張覺，或許北宋的命運便可稍緩。后人評他“恃私智小慧，用心一偏”，說他疏遠正士、親近佞人，以至君臣逸豫、游觀無度，終至國破家亡。

徽宗所受的批評，并非全然無的放矢。他沉溺道教，熱衷營建，以造園、鑄鐘、圖繪、編樂為樂事。以山水理想構(gòu)筑天下，卻未能憑政術(shù)彌合現(xiàn)實的裂隙。他在書畫旁留下“天下一人”的花押，卻終是未能扛起那沉重的“天下”二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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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徽宗 “天下一人” 花押 從左至右：《瑞鶴圖》《祥龍石圖》《溪山秋色圖》

平心而論，宋徽宗算不上荒淫暴戾的末主。他既沒有晉惠之癡愚，也無孫皓之殘忍，更無曹馬之類權(quán)臣篡逼。他的失敗，也許并非全然的德不配位，而是命途無常——自一位閑散王爺，偶然被推上九五至尊的寶座。那份對美的執(zhí)著、對禮的復(fù)興、對山水的眷戀、對秩序與自然的編織，并非沒有意義，只是無法抵擋山河傾覆的劇變。

然而帝國會崩塌，王朝會覆滅，人身亦終歸塵土。可鐘上的山水仍在起伏，城門上的仙鶴依舊翩飛，浮雕上的瑞獸奔躍不止，假山上的奇石也還在天光中投下斜影。那些他傾盡心力發(fā)掘的、鑄成的器物，卻替他、也替大宋，走過了漫長的時間。

他未能守住天下，未能挽救天下，卻留下了比天下更長久的東西——他一生都在追逐不舍的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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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資料：

·《宋史·徽宗本紀(jì)》

·《靖康要錄》

·《泊如齋重修宣和博古圖錄》

·周密：《癸辛雜識》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 開封市文物考古研究院：《北宋東京城州橋遺址考古成果》

·李合群：《論宋代銅器鑄造制度》，載《社會科學(xué)》2020年第10期，第164-173頁

·李合群：《試論影響北宋東京規(guī)劃布局的非理性因素——象天設(shè)都與堪輿學(xué)說》，載《河南大學(xué)學(xué)報（社會科學(xué)版）》2006年第5期，第7-11頁

·揚之水:《北宋鹵簿鐘上的“千里江山圖”》，載《文匯報》2017年10月27日。

·王庚、王三營：《景龍門：北宋絢爛余暉的見證》，載《光明日報》2025年4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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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片 | 張夢佳

排版 | 劉慧伶

設(shè)計 | 王梓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