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曹輝寧 劉勁

一、世界從單極向多極的轉化

冷戰時期的國際格局是美蘇爭霸的兩極世界。1991年蘇聯解體后，美國成為唯一超級大國，主導全球安全、金融和經濟秩序。但在過去三十年中，全球力量分布發生了重大變化。經濟全球化和技術進步推動了新興市場的快速崛起，美國主導的單極世界逐漸趨于失衡。

經濟實力是衡量國家影響力的核心指標。以國內生產總值（GDP）為代表的經濟數據，最直觀地反映了全球經濟重心的轉移。根據世界銀行的數據，1990年，美國占全球GDP約26%，歐盟約28%，中國僅1.57%。2000年，美國的經濟體量遙遙領先，超過中國、日本、印度和俄羅斯四國的總和。進入21世紀，以中國為代表的新興經濟體實現了跨越式發展，顯著改變了全球經濟力量對比。到了2023年，中國的名義GDP已大幅增長，占全球比重上升至16.83%，與歐盟相當，并顯著縮小了與美國的差距。與此同時，日本的經濟份額大幅下滑，而印度則成長為全球第五大經濟體。

全球貿易格局的變遷同樣是多極化趨勢的有力證明。世界貿易組織數據顯示，2001年，美國占全球商品出口份額約12%，歐盟約35%，中國不足5%。2024年，中國占全球商品出口份額約15%，美國不到9%。中國已成為全球第一大貨物貿易國和140多個國家和地區的主要貿易伙伴。《區域全面經濟伙伴關系協定》（RCEP）形成了全球最大的自貿區，其規模和影響力與美國推出的《跨太平洋伙伴關系協定》（TPP）構成競爭關系。

在制造業領域，中國的崛起更是重塑了全球供應鏈。根據世界銀行數據，中國制造業增加值自2010年起穩居世界第一，目前占全球比重約30%，相當于美、日、德三國之和。越南、印度、墨西哥等國也在積極承接產業轉移，成為新的制造業中心。

疫情和貿易戰暴露了全球供應鏈的脆弱性。過度依賴單一來源被視為風險。美國和歐盟紛紛推出政策，推動關鍵產業（如芯片、醫藥、新能源）的供應鏈“去風險化”或“友岸外包”，即將產業鏈轉移至政治友好的國家。這加速了全球經濟板塊的區域化聚合：北美供應鏈（美加墨）、歐洲供應鏈（歐盟及周邊）、亞洲供應鏈（以中國為中心，但部分產業向東南亞、印度轉移）。這本身就是經濟多極化的體現。

全球經濟不再由美國單一引擎驅動，而是形成了北美、亞洲、歐洲等多個增長中心。中國成為全球生產和貿易中心，而“全球南方”國家經濟實力的集體上升，進一步分散了全球經濟權力。

在軍事上，雖然美國仍是全球唯一的超級大國，但其他國家的發展削弱了其在特定地區的絕對主導地位。

驅動經濟和軍事力量發展的一個主要因素是科技。二戰后，歐美（尤其美國）憑借龐大的國防與民用研發投入、頂尖大學與創業與風險資本體系，長期占據科技中心地位。進入21世紀，互聯網、開源與全球人才流動使技術生產力和創新能力加速向全球擴散：中國、印度、韓國、日本、東南亞、以色列等地快速崛起。

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OECD）報告（2025年數據摘要）顯示，2023年中國研發支出增長率約為8.7%，顯著高于經合組織平均增長率和美國、歐盟的增長率（2023年美國為1.7%）。根據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的統計，2000年中國研發支出占GDP比重僅為0.89%，大幅低于歐盟的1.76%和美國的2.62%。到2022年，這一比例已增至2.56%，雖然仍低于美國的3.59%，但已超過歐盟的2.24%。

投入端決定長期供給能力。大量研發投入意味著更多工程化與產業化產出，包括專利、新公司和新產品。

世界知識產權組織（WIPO）報告顯示，近年來，中國在專利申請數量上已位居全球前列。2023年，中國申請發明專利約164萬件，遠多于美國的51.9萬件。值得注意的是，WIPO關于生成式AI（人工智能）的專利景觀研究顯示，2014年至2023年，中國的生成式AI發明數量約為3.8萬件，遠超美國的6200件，表明在專利數量上中國快速擴張。盡管中國專利的平均質量仍低于美國，但數量上的領先本身說明科技在中國的重要性持續上升。

二、互聯網和區塊鏈帶來的去中心化：加密貨幣的崛起

伴隨著世界政治從單極向多極的轉化，互聯網和區塊鏈技術也從技術路徑上共同催生了去中心化趨勢。

去中心化（Decentralization）本質上是一種權力、控制和操作從中央權威機構向分布式網絡轉移的過程。而中心化（Centralization）則是傳統模式的特征，比如銀行、政府、大型科技公司——所有決策和數據均由單一實體控制。去中心化則意味著控制權分散在多個節點或參與者手中，沒有任何單一實體能夠完全掌控整個系統。

互聯網本身的設計就是去中心化的，建立在TCP/IP（傳輸控制協議/網際協議）等一系列開放、無需許可的協議之上。其設計初衷是在核戰爭情況下仍能保持通信，因此不存在中央控制節點。任何人只要遵循這些公共協議，就可以接入網絡，創建自己的服務器、網站或應用。這種去中心化架構對傳統的信息傳播格局帶來了結構性的沖擊。

互聯網解決了在去中心化條件下的信息傳輸問題，但價值的傳輸（例如轉賬）仍然依賴銀行、支付寶等中心化的可信第三方。區塊鏈技術通過組合多種技術路徑，試圖取代這一中介角色。

分布式賬本使交易記錄不再存儲于單一公司服務器中，而是由網絡中成千上萬的參與者共同維護一個共享、同步、不可篡改的“公共賬本”。密碼學技術通過非對稱加密和哈希函數，確保了交易的安全性和賬本的防篡改性。共識機制（如工作量證明PoW、權益證明PoS）讓所有參與者在沒有中央協調者的情況下，就賬本的最新狀態達成一致。這三者的結合，創造了一種全新的信任模式：我們不再需要信任某個機構，而是信任公開透明的算法與代碼。

加密貨幣是區塊鏈技術應用中最顯赫的副產品。由于其匿名性、抗審查性和全球流通性，加密貨幣天然適合在一個權力逐漸分散的世界中擴散。比特幣、以太坊等主流加密貨幣的交易由全球數萬個節點組成的點對點網絡驗證和記錄，完全獨立于傳統銀行賬戶和SWIFT系統（國際資金清算系統）。這意味著，理論上任何兩個實體之間的價值轉移，都可以不依賴任何中心化的金融中介。根據加密貨幣數據平臺CoinGecko的數據，全球加密貨幣市值已從2013年的不足千萬美元增長至目前的4.17萬億美元。

在通貨膨脹嚴重的國家，加密貨幣被視為對沖本幣貶值的工具；在資本管制嚴格的國家，加密貨幣則成為繞開限制的重要支付手段。全球加密貨幣采用率最高的前十個國家多數為新興經濟體，表明其崛起與多極化背景下的經濟現實密切相關。

對于受到美國嚴厲金融制裁的國家而言，加密貨幣也提供了一條潛在的規避路徑。它們可借助加密貨幣進行國際貿易結算、資產轉移，以維持一定程度的經濟活動。2022年俄烏沖突爆發后，西方國家將俄羅斯剔除出SWIFT系統，并凍結了其數千億美元的海外央行儲備。這一事件為所有非西方陣營國家敲響了警鐘：將國家財富置于美元體系之中是極其脆弱的。這極大地強化了各國尋求替代方案的緊迫感，加密貨幣作為現有替代之一，其戰略價值被重新評估。

加密貨幣的金融功能也在不斷增強。穩定幣已成為跨境轉賬的重要工具，日均交易額超過500億美元；比特幣被視為“數字黃金”；以太坊則逐步成熟為“全球計算平臺”。與此同時，央行數字貨幣（CBDC）在新興國家快速推進。中國的數字人民幣（e-CNY）、印度的數字盧比、巴西的數字雷亞爾等，均體現了多極化背景下的制度創新。美國和中國在該領域的態度差異也十分鮮明：美國傾向于通過立法將穩定幣納入美元體系，以維護既有霸權；中國則推動數字人民幣及香港穩定幣立法，致力于減少對美元體系的單一依賴，推動構建多元化國際貨幣格局，擴大人民幣的國際使用空間。

對于既非超級大國、也非受制裁國家的“中間力量”（如阿聯酋、新加坡、薩爾瓦多等），加密貨幣提供了獨特的戰略機遇。它們通過制定友好的監管政策，將自己打造為全球“加密中心”或“技術試驗田”，以吸引全球資本、人才與創新，從而在多極化的世界格局中提升戰略地位與影響力。薩爾瓦多將比特幣定為法定貨幣，正是一種部分中小經濟體尋求數字化金融制度創新、探索多元發展路徑的嘗試之一。

加密貨幣的崛起并非孤立的技術現象，而是世界多極化進程在金融與科技領域的直接映射。美元霸權的邊際削弱、新興市場的崛起、全球治理的缺陷，以及底層技術的突破，共同推動了加密貨幣在全球范圍內的廣泛擴散。

三、多極世界中美元霸權的博弈

二戰后的布雷頓森林體系確立了美元的世界儲備貨幣地位。盡管該體系在1970年代瓦解，但“石油美元”體制確保了美元的霸權延續。美國通過SWIFT系統和CHIPS系統（清算所銀行同業支付系統）掌控著全球金融的動脈。美元在國際支付（SWIFT占比約46%）、外匯交易（占比88%）和全球外匯儲備（占比仍達47%，數據來自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中依然占據絕對主導地位。

然而，這一地位正面臨侵蝕。美國將美元工具化，濫用長臂管轄，迫使其他國家尋求替代方案以保障金融安全。短期內，政策制裁確實可以迅速打擊對手，但將美元及其清算體系武器化的做法，卻在削弱長期以來建立在“安全、流動性與規則可預期性”基礎上的美元信用。其他國家和經濟體開始逐步建立“免疫機制”，通過多元化儲備、發展本幣結算系統、擴大黃金和其他非美元資產配置，降低對美元的依賴。正如中國古代所言：“柔弱勝剛強，國之利器，不可以示人。”過度倚賴強硬手段，反而削弱了威懾效力。

根據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數據，美元在全球外匯儲備中的份額持續下降。美元當前面臨來自兩方面的挑戰：黃金與其他貨幣。2024年，黃金在外匯儲備中的占比已由2000年的13.57%上升至19.13%。同期，美元從61.49%降至 46.74%。歐元維持在16%左右，人民幣升至1.76%，加元、澳元、瑞士法郎等其他貨幣合計接近7.8%。全球央行，特別是新興市場國家，正在持續大規模增持黃金儲備。自2022年以來，全球央行購金量顯著上升。2024年凈購金量達到1089噸，創歷史新高。中國、印度、土耳其、俄羅斯等國大幅提高黃金儲備，以分散美元風險。黃金重新被視為除美元外的“價值錨”。

在國際支付領域，截至2025年2月，美元在SWIFT支付中的占比約為49%，歐元約為22%，人民幣升至4.33%（2010年僅為0.1%）。中國與俄羅斯、沙特、巴西、阿根廷等國已簽署使用本幣進行貿易結算的協議。例如，石油長期以美元計價，但近年來部分國家已嘗試以人民幣結算部分石油和天然氣貿易。美元在大宗商品中的“唯一錨定”地位正受到挑戰。中國主導的人民幣跨境支付系統（CIPS）正在加速發展，金磚國家也在探討建立自主的支付體系與結算貨幣。

為應對多極化趨勢對美元構成的系統性沖擊，美國于近年推出《GENIUS法案》（引導與建立美國穩定幣國家創新法案），試圖借助區塊鏈與加密技術，通過制度設計將加密貨幣轉化為服務美元體系的新工具。該法案意在通過聯邦級監管和市場準入制度，集中確立“美元錨定或以美元資產為儲備”的支付穩定幣作為主流路徑，從而提升美元及美元資產（如國債、存款等）的全球需求。具體戰略動因包括：維護美元全球儲備貨幣地位，確保所有全球性穩定幣錨定美元或以其為核心儲備，鞏固美元在支付與儲備體系中的主導地位，遏制“去美元化”趨勢，抵御人民幣與黃金等替代資產的崛起，以及防范加密資產在監管不確定環境下對金融體系穩定構成潛在沖擊。《GENIUS法案》設立了聯邦層級的“支付穩定幣”監管框架，明確了合規發行路徑與監管對象，包括受監管的銀行或經許可的非銀行發行人等。這種制度安排將“合規”與“美元儲備”緊密綁定。任何希望被美國金融機構接納的穩定幣發行人，幾乎都必須采用美國認可的儲備安排，并優先配置美元短期高流動性資產作為儲備。

在合規路徑下，為滿足“安全、可流動、受監管”的儲備要求，發行方將優先配置美國國債、聯邦機構票據、準備金或經監管的美元存款。這意味著，每發行1單位合規穩定幣，發行方即需購買等值的美元資產作為儲備。這直接把穩定幣供應擴張轉化為對美元資產，特別是短期美債的結構性需求。近期已有市場參與者發布“美國合規版”穩定幣并將儲備配置于美債的案例，印證了該財政傳導機制的現實可行性。

這種機制將穩定幣對美元資產的需求制度化。它既有助于美國政府維持低融資成本，也強化了美元在跨境結算與儲備配置中的地位。這種需求不再只是出于市場交易偏好，而是由監管、法律與制度安排所驅動，構成了一種新的“制度化美元需求”。

與美國的“守勢”策略不同，中國的數字貨幣戰略更具“突圍”與“替代”色彩。對美國而言，發行數字美元或穩定幣更多是對現有霸權的補強；但對中國而言，作為在美元體系中相對弱勢的一方，發展人民幣穩定幣具有更高的戰略意義。一方面，它可在一定程度上繞開美元清算體系，降低金融制裁風險；另一方面，它可擴展人民幣的國際使用場景，尤其是在“一帶一路”沿線和新興市場，推動建立區域性的人民幣結算網絡。

中國大陸出于金融安全考慮，禁止私人加密貨幣，但積極推動數字人民幣發展。數字人民幣主要服務于國內零售支付和部分跨境場景。要在全球金融基礎設施競爭中獲得一席之地，還需更開放的平臺。因此，香港被定位為制度創新的“試驗田”。

通過在香港建立穩定幣監管框架，中國旨在打造一個“安全、合規、受監管”的虛擬資產生態系統，吸引國際資本、優秀項目與創新企業落戶，推動香港從傳統國際金融中心向“Web3.0金融中心”轉型。通過制度優勢吸納亞洲財富與國際資本，香港的戰略地位有望提升。更重要的是，香港平臺也為人民幣國際化提供了橋梁。短期內，香港穩定幣或許仍以美元為錨，但中長期有望逐步引入人民幣或數字人民幣作為儲備資產，推動人民幣的跨境使用與數字化傳播，從而在多極世界中拓展中國貨幣的制度影響力。

四、總結：全球金融的重組方向

當前世界多極化的地緣政治與經濟格局，正在深刻沖擊二戰后建立的以美國及美元為核心的全球金融架構，并推動其發生結構性演變。這一變革的核心驅動力在于各國，尤其是新興大國，為規避美國將美元“武器化”的制裁風險、降低對單一體系的依賴并保障自身金融安全，正積極尋求多元化的替代方案。其演進路徑主要體現在以下四個關鍵維度。

第一是黃金在國際儲備中地位的提升。黃金在貨幣體系中具有“無信用風險”的特性，其稀缺性和價值穩定性使其成為對抗美元霸權與金融風險的重要工具。多國央行正持續增持黃金這一“非主權”終極避險資產，旨在減少對美元資產的依賴。黃金憑借其不受任何國家政策影響的去政治化屬性和可靠的價值儲存功能，正重新強化其作為全球金融體系“壓艙石”的貨幣屬性，推動國際儲備體系從“美元獨大”向“美元、黃金與其他一籃子貨幣”并重的多元結構轉變。

第二是增加非美元貨幣的貿易結算。中國與部分資源型國家在能源、礦產等大宗商品貿易中，直接使用人民幣進行結算的趨勢日益增強。這不僅有助于規避美元制裁風險、降低匯兌成本，也推動了貿易結算體系的多極化和人民幣的國際化進程。這一趨勢將逐步侵蝕美元在國際貿易中的壟斷地位，并可能促成多個區域性貨幣結算圈的形成。

第三是建立美元之外的穩定幣。隨著加密貨幣與區塊鏈技術的發展，穩定幣日益被視為替代美元跨境結算的新工具。當前，錨定美元的穩定幣（如USDT、USDC）在全球加密金融體系中仍占主導，但這在一定程度上進一步鞏固了美元的國際地位。對此，中國、歐盟以及部分中東國家正積極探索錨定本幣或區域貨幣的穩定幣，以期減少對美元的系統性依賴。

最具革命性的設想則在于第四點：發行以黃金為錨定資產的穩定幣。

這類數字資產（如PAXGold）將每單位代幣與一盎司實物黃金所有權掛鉤，成功破解了物理黃金在儲存、分割和運輸方面的長期難題。它結合了黃金的去政治化和價值穩定性優勢，與數字貨幣的可編程性與轉賬效率，構成一種“超主權”數字資產。此類資產不僅可用作高效的支付工具，更可能演變為一種新型全球流動性補充工具乃至新一代儲備資產，有望催生一個基于區塊鏈的“數字黃金”跨境支付系統。

目前，部分國家和機構已開始嘗試推出黃金錨定的數字穩定幣。例如，一些中東產油國正在探索以本國黃金儲備為支撐，發行數字貨幣以用于能源和大宗商品的結算；俄羅斯與金磚國家在區域金融合作中，也討論過以黃金為基礎的結算工具。這類穩定幣兼具數字貨幣的便捷性與黃金的價值穩定性，未來可能在跨境貿易和外匯儲備多元化中發揮更大作用。

總體來看，全球金融架構正逐步邁向一個“多層次、多極化”的混合體系：黃金作為頂層價值錨，美元、歐元、人民幣等主權貨幣在中間層共享影響力，而基于區塊鏈的創新型穩定幣則構成底層的新金融基礎設施。盡管這一演進路徑仍面臨非美元資產流動性不足、監管空白、技術安全與美國可能的戰略反制等重大挑戰，但不可否認的是，美元的唯一霸權地位已被撼動，一個更加分散、更具韌性、也更為復雜的全球金融時代正加速展開。

（作者曹輝寧系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博士、耶魯大學博士，長江商學院金融學教授、金融研究中心主任；作者劉勁系哥倫比亞大學博士，長江商學院會計與金融學教授、投資研究中心主任。）

（作者 李佩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