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觀察報 關注
2025-10-27 14:09
訪并文 李佩珊
“50后”許紀霖，在長達四十年的學術生涯中，始終穿行于兩條路徑之間：作為思想史學者，他自20世紀80年代起在啟蒙與儒家之間的思想對話中占據重要位置，深植于中國現代思想的譜系之中；作為他長期研究對象——公共知識分子中的一員，他始終對社會現場保持某種熱忱，從未放棄對時代的觀察與回應。近年來，他的目光越發投向一個沒有進入主流學術現場，但實則至關重要的議題：年輕人到底在想什么？他們真正需要的是什么？
在上一篇專訪中，許紀霖以“懂我”與“陪伴”兩個關鍵詞，勾勒出這一代人的精神底色。他們主動告別宏大敘事，更傾向在輕盈、流動、短效的情緒機制中安頓自身，“情緒”逐漸取代“情感”成為主導經驗，“輕資產關系”“搭子文化”“樹洞式共情”構成了一種去深度、低承諾卻高頻運轉的精神自保方式。
而在本篇訪談中，我們將進一步深入這些情緒如何被具象化：它們以何種方式凝聚為社群，又如何構成某種意義上的“精神性”結構。
許紀霖觀察到，這一代人正試圖在情感層面建構出一個新的精神世界：他們告別了上一代人奉信的崇高觀念，卻在數字化與社群化的語境中，重新搭建了屬于自己的“抽象世界”。 同好社群則成為一種新的精神聚落，許紀霖稱之為“分子化社群”——它們規模微小，卻具備極強的凝聚力與生產力。
他特別關注演唱會、追星、同人創作等2.5次元場域中的情感流動，認為這些看似日常、感性的行為，正在構建一種以共鳴與臨場為中心的新型“情感經濟共同體”。在這一語境中，個體獲得的不僅是短暫的安慰，更是一種“被看見”的確認感和“共在”的生命體驗。這種體驗正在重塑人們的情感表達與價值歸屬，也預示著一個“新情感經濟時代”的到來。
但問題并未因此消解。許紀霖始終提醒我們，不應輕易浪漫化這些正在發生的文化現象。演唱會的淚水、彈幕中的熱烈、虛擬空間里的投射與共鳴——這些“抽象世界”帶來了安慰與陪伴，卻并不總能反射回現實人生。他直言：“他們很多時候構建不起來，只能不斷逃到那個‘抽象世界’里。”
面對這一結構性的“無意義”困境，許紀霖回望五四以來幾位知識人的路徑選擇：魯迅以絕望的反抗對抗虛無，胡適以“不可救藥的樂觀主義”回應虛無，林語堂則以“游戲的人生態度”化解虛無。三人雖路徑各異，卻都試圖在“此在”的現實世界中，為精神尋找可落腳之處。
而今，一代人正在以屬于自己的方式與虛無周旋。他們能否創造出新的文本，構建起足以承載精神重量的表達？“分子化社群”能否演化為真正的文化共同體？共情構筑的抽象空間，能否反哺現實人生？
這，正是許紀霖“特別關心的話題”。
以下是《經濟觀察報》與許紀霖的對談，經過編輯：
經濟觀察報：其實我們可以看到，在民國時期，尤其是在文學領域，“共情式啟蒙”是一種非常典型的方式。像郁達夫等作家，常常以近似日本“私小說”的寫法，將極為私人化的經歷，置于報刊、雜志這樣的高度公共場域中進行呈現與討論。私人經驗因此進入公共空間，建立起一種社會層面的集體共情機制。
但到了今天，這樣一種在報刊等嚴肅公共場域中容納私密情感的結構似乎正在缺失。當下的公共話語更偏向宏大、抽象，缺乏具體而情感性的連接點。是否可以說，正因為這種結構的缺位，年輕人的情感正在退回到一個極其私人的“私域”之中？
許紀霖：最近有個有意思的說法，叫“年輕人玩概念、玩抽象”。但他們又不愿意生活在一個抽象的世界里。這該怎么理解？我后來發現，他們所“玩”的抽象，和上一代人信仰的抽象，其實是兩回事。
我前面提到過有三代人：50后、60后是理想主義的一代。他們身上都帶著某種烏托邦色彩。這種烏托邦，本質上就是一種抽象理念的烏托邦。從柏拉圖、黑格爾，一直到啟蒙運動、再到革命年代，都延續著一種“宏大敘事”的傳統。不論是革命、自由、民主、正義，這些都是抽象理念，人最終要為之獻身。
但今天的年輕人，對這種抽象理念沒興趣。他們不愿意參與其中，他們要活在具體的日常生活里。他們在主動地遠離宏大敘事與抽象理念，而回歸到具體、有感的世界——那個和自己切身相關的現實生活。如果一個抽象觀念離他們太遠，就沒有意義。
然而有趣的是，雖然他們告別了上一代的那種抽象，卻又構建了屬于自己的“抽象世界”。他們“玩抽象”，但玩的是另一種抽象——比如我們今天所說的“二次元”、元宇宙、VR（虛擬現實）、AR（增強現實）等構成的虛擬世界，還有各種“2.5次元”、劇本殺等等。
年輕一代以另一種方式重新建構了“超越的世界”，但這個世界與上一代人所信仰的“神性超越”完全不同。老一代的超越世界具有宗教性，從軸心文明開始，猶太教、基督教、印度教、佛教、中國的儒家傳統都信奉神明。這個神可以是上帝、耶和華、佛陀、濕婆，也可以是“天命”“天理”……到了啟蒙運動之后，宗教神性轉化為世俗理念，比如自由、平等、正義、博愛等，人們依舊生活在一個抽象的理想世界中。
而今天的年輕人，對這個“理念世界”也進行了“去魅”。他們不再相信那種“崇高的抽象”。但人并非只是動物性存在，人性中仍有“神性”的維度。于是，當他們放棄了上一代人信仰的神，他們就開始建構出一種“無神的超越世界”——一個全新的、屬于他們自己的“抽象世界”。
這個世界在上一代人看來難以理解，但對年輕一代來說卻已經變得不可或缺。而且這個世界的進入方式，也不是通過理性，而是“實踐性的參與”：你需要去“玩”——去 Cosplay（角色扮演）、去沉浸在二次元、2.5次元，或者通過 VR、AR 進入一個虛擬世界。
這是一種依靠感覺、而非理性的進入方式。我將之稱為“新的情感時代”的來臨。
我有一位研究英美文學的朋友，金雯教授，去年出了一本很有影響力的書，討論18世紀英美文學中的“情感時代”。那個時代人們開始重視情感。在此前的神學傳統中，比如托馬斯·阿奎那，還主要以亞里士多德的理性哲學為核心。但從“人的發現”開始，人的情感逐漸成為主體的核心。你之所以成為你，是通過情感；你與世界的聯結，也是通過情感。
18世紀的文學、哲學，尤其是蘇格蘭啟蒙學派，特別強調情感。比如休謨的那句名言：“理性是情感的奴隸。”他們開創了一種“情感主義哲學”的傳統。
今天，我們再次迎來了一個“新情感時代”。年輕人越來越重視情感，這種情感的回歸，是他們所創造出的“抽象世界”得以成立的基礎。這個世界的聯結方式，不是理性，而是情感性、實踐性的投入。
我不去評判這是好是壞，但我們必須承認，當下的年輕人正在追求的是一種對“心靈的直擊”。尤其是在視頻媒介的時代，內容甚至不需要經過大腦處理，就可以直接觸動人的心靈，引發共情。被擊中、被打動，都是一瞬間的事。
這就是今天的現實——一個新的情感時代，已經到來。
經濟觀察報：我觀察到一個現象：當下情感與經濟之間的綁定，比過去任何時代都更緊密。過去人們喜歡某個情感對象或文化形象，往往只停留在情感層面，不一定會投入太多真金白銀。而現在的年輕人則不同，比如他們喜歡一部動畫，就會去“買谷”——“谷子”指的是各種相關的周邊商品。喜歡一個角色，他們會購入全套周邊、出COS（扮成動漫角色）、穿同款、參加“圣地巡禮”（即前往動畫中出現的真實場景打卡），甚至會請人扮成角色陪自己“玩”。他們更愿意為情感上的熱愛，直接付出金錢。
許紀霖：我也一直在觀察和思考，為什么年輕一代需要這樣一個世界。這個世界對他們來說，首先是一種“逃避”。他們之所以逃避，是因為在現代社會，現實生活已經變成了一個無處不在的系統，雖然人在制度意義上是“自由”的，但實際上卻處處受限。這種限制不僅來自職場的規訓，比如在公司被領導煩，還來自家庭，比如回家又要面對父母的管教。他們無處可逃。因此，他們需要另一個空間來安放自己。
這個空間，就是他們所創造的“抽象世界”——既是逃避的場所，也是一種精神升華的方式。在這個世界里，有一點至關重要：可以選擇。在現實社會，我們的選擇空間其實非常有限，但在“二次元”或者虛擬世界里，他們可以自由選擇喜歡的IP、角色、形象，并與之產生深度共情。虛擬世界的規則也賦予了他們“隨時切換”的自由。當現實生活越壓抑，他們就越愿意進入這個世界。在那里，他們能找到一個“自我”，哪怕這個世界是虛構的、虛無的、虛幻的，但只要在那個瞬間能獲得快樂，那就足夠了。
比如Cosplay時，你穿上角色服裝的那一刻，整個人“就是”那個角色，那種沉浸感是無比爽快的。也因此，他們會愿意花大錢，去置辦“谷子”、去構建氛圍。
這種體驗無法在家一個人獨自完成，因為那樣太無趣了。他們需要進入一個“2.5次元空間”——既虛幻又真實，既線上又線下。這可能是在街頭，比如萬圣節的上海街頭；也可能是在靜安大悅城那樣的“谷子”聚集地，或是大型同好展會，如CP2025SP（2025年上海動漫文化博覽會）、Bilibili World（BW）等。
我曾經在現場感受過年輕一代的“二次元世界”。2025年上海動漫文化博覽會上，成千上萬年輕人Cos自己喜愛的角色，化妝三小時，只為進入夢幻的逃離空間。他們渴望被看見、被理解，每一次被“集郵”都是自我價值的確認。另一邊，排隊買手辦的愛好者，也在尋找歸屬。帶手辦回家，意味著加入一個共同符號構成的“我們”——證明吾道不孤。
這些場景能帶來一種極強的“沉浸感”。你明知這一切是虛構的、是人造的，但在那一刻的體驗卻是真實的。對年輕人而言，感受是真實的、具體的、不可或缺的。
就像老一代人曾經用“理想主義”支撐自己，他們也需要一個“詩與遠方”。沒有這種東西，生活就會變得索然無味。老一代人靠的是理念、信仰、組織生活的溫情；但今天的年輕人靠的是社群。
他們在有限的時間與空間里，創造出一個屬于自己的社群世界。比如現在“小紅書”上大家說“社區”，這個“社區”其實已經不是傳統意義上的鄰里社群，而是一種高度垂直、劃分精細的興趣共同體。它像一個個蜂巢，用戶可以選擇自己最喜歡的“格子”生存。每一個“社區”，其實就是他們的小小烏托邦。
這種“社群感”帶來了一種新的“在場感”：人際關系看似虛擬、遙遠，卻又能營造出一種仿佛真實且親密的情感連結。因為它沒有現實中的利益博弈，所以更純粹。
你會發現，雖然這幾年大家在談論“消費降級”，但演唱會經濟卻異常火爆。為什么？因為年輕人需要“場”。我自己也去過一兩場演唱會，雖然我沒有沉浸其中，但我能感受到他們的狀態，讓我突然領悟到，這是他們必須擁有的一種“場域”。
疫情三年間，不少年輕人的社交方式發生了深刻變化，很多人習慣了 “宅男宅女”的生活。越“宅”的人，其實內心越孤獨，而他們就越需要周期性地通過線下的聚會與群體行動來“排解孤獨”。
演唱會就是這樣的“場”，在那一刻，你突然覺得自己“吾道不孤”，你能與成千上萬的人產生共鳴。一個人最極致的快樂，不是沉浸于自己的小我，而是將小我投射給一個更大的“場”，讓自己與更大的共同體融為一體。
人有兩種極致的快樂：一種是在愛情中把自己奉獻出去；另一種則是將“小我”交給“大我”。這個“大我”可能是神，是上帝，是菩薩，是某種無限性的象征。而在演唱會、COS展會這些線下場域中，人們也能一瞬間進入一種無限的狀態——時間與空間被放大了，這種“巔峰體驗”并不依賴于獲得什么，而在于“交出去”。
得到的快樂是有限的，而“交出去”的快樂，仿佛讓你融化在永恒與無限之中。
上海2025年創造了兩個“40萬級”的活動：一個是時代少年團的演唱會，四天共40萬人參與；另一個就是B站的BW大會，也有40萬人入場，占滿了整個國家會展中心，比進博會還龐大。
“場”越大，就越接近那種“無限的沉浸”。你會發現，為什么這些活動“一票難求”？為什么他們一定要聚在一起？其實它的機制，和歷史上人類在宗教集會中所體驗到的“場域沉浸感”，有一種深層的情感結構相通性。雖然內容和時代不同，但那種“場域的情感結構”是相通的。
時代會變化，但人性永遠不變。人性中總有一部分是“神性”，是一種自我超越的沖動。
今天的年輕人不僅在追求偶像，更是在進行一種“陪伴式的共同成長”。他們與偶像是互為場域的，這種集體性的盛況，是他們共同參與、共同構建的“抽象世界”。
但這個“抽象世界”，不是靠符號理性來構建的，而是一種感性投入、直擊心靈的體驗。不需要大腦思考，只要情感交付即可。
經濟觀察報：民國時期的青年熱衷于線下、面對面的公共參與，比如同人社團、參與演講辯論。而今天的年輕人，日常是彼此獨處的“原子化個體”，但一旦進入演唱會這樣的場域，又會瞬間集體化、情感共振。活動結束后，他們又各自回歸孤立狀態。
許紀霖：我聽朋友講起過，現在很多宅男宅女，在演唱會的場合里，會突然“被打開”。那種能量是巨大的、無限的。有些平時沉默寡言、內向封閉的人，在現場的一瞬間就變得外向熱情，仿佛整個人都變了。你看，所謂“I人”（內向的人）“E人”（外向的人），其實也并非絕對，它是跟情境高度相關的。每個人內心其實都藏著一種“被打開”的欲望，只是缺少那個觸發它的能量。一旦觸發了，那種能量就會瞬間爆發，被無限放大。
說到底，人并不是孤立的猛獸，而是群居動物。他總是渴望回歸某種群體，從中獲得認同與歸屬。只是今天的年輕人，對那種抽象的大敘事，比如“國家”“民族”的認同感不再像過去那樣強烈，他們更傾向于把自己投射進一個個具體的社群場域——可以叫它Community，但不是傳統意義上的鄰里社區，而是“二次元”“演唱會”“同好展會”這樣的文化共同體。
這些新型社群，正是年輕人抵抗孤獨的支撐。他們從中獲得連接感、在場感，甚至是一種生存的動力。所以我看到有些家長，其實是能理解這一點的。他們說：“我來幫孩子完成一個夢想。”我聽了也很感動。所以我想，對于家長來說，幫助孩子找到自己的歸屬感也很重要。因為這種歸屬感，并不是父母可以替代的。
經濟觀察報：那個時期的思想沙龍、文化社團和讀書會，其實有一種內在的流動性——人群之間是可以遷移、交叉、碰撞的。
而今天的Community卻呈現出另一種結構，比如這群人只喜歡某部動畫，那群人只追另一部動畫，其實很少流動，反而趨于固定。每個人都把自己喜歡的內容當作標簽，貼在身上，構成了一個個相對封閉的圈層。我覺得這也是一個比較鮮明的現象。
許紀霖：其實我覺得，他們彼此之間好像也不會沖突，是吧？你玩你的，我玩我的。我覺得這點挺好的。這是因為一種寬容、多元的觀念，已經深深進入到年輕一代人的內心。你有你的神，我有我的神。他們不再相信“唯一神論”了。你知道，以前那種宏大敘事，都是“一神論”的，相信“只有我的神才能拯救世界”。
想想民國時期，知識分子也分很多派，主張不同的主義，經常因為理念之爭爭論不休，甚至內斗不斷。而今天，哪怕是 CP展、BW 大會那種動輒聚集幾十萬人的大場面，大家依舊是“各路神仙各顯神通”：Cosplay 也好，“吃谷”也好，彼此之間不會爭風吃醋，更不會打擂臺。這幾乎是一種理想型的“多神教共存社會”。
我覺得這倒像是一個理想世界。孔子講，“君子和而不同”。今天的年輕人，在文化結構上更接近一種多元共存的形態，他們之間雖然缺乏交匯，但卻能和平共處，這在我們這個時代顯得尤為可貴。
當然，這背后也有一些更深層的社會結構問題。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社會逐漸出現了“原子化的個人”。人們越來越孤立，個體往往需要依托更大的制度體系來獲得安全感與歸屬感。但如今我觀察到，年輕人并不是徹底孤立的原子，而是組成了一個個內聚力極強、但彼此之間缺乏聯系的“分子化社群”。
這種“分子化社群”，相比于孤立無援的個體狀態，更有活力，也更具抵抗力。他們可以抱團取暖，在面對外部環境的壓力時，擁有更強的自我保護能力。社群之力，能在一定程度上提供抵抗孤獨、對抗控制的精神支持。
但接下來的難題也隨之而來：這些“分子化社群”如何進一步整合為一個更大的社會共同體？它們的凝聚，顯然不能依賴某一個強勢社群或某種超個人的整合力量來完成，那樣反而可能帶來新的張力與不適。相反，更可行的路徑，是通過法治與社會制度的力量，讓這些多元社群以溫和而有序的方式嵌入整體社會結構之中。只有在這樣的法治框架下，才能在多元社群之間形成可持續的秩序，使現代社會在多樣性中保持整體性與協調感，逐步形成一個真正有生命力的共同體。
經濟觀察報：你長期研究思想文化和中國的知識分子，而“上海”無疑是一個非常關鍵的關鍵詞，也是一個重要的城市文化參照。就像你剛才提到的 BW（Bilibili World）等等，其實我們也能看到，上海已經逐漸成為所謂的“二次元魔都（圣地）”。從你的角度來看，上海在精神氣質或文化觀念上，具備哪些特質，使它成為了這樣一個地方？
許紀霖：我覺得，上海成為“二次元之都”，就像它是“時尚之都”一樣，已經是一個事實了。這一點毫不奇怪，因為它與上海的城市文化性格高度契合。
和北京相比，北京是政治中心，而政治總是依賴抽象的理念來維系。這套宏大的政治敘事，是支撐北京合法性的方式。北京人，尤其是首都的精英群體，日常生活可以很粗糙，但他們的政治理念卻非常鮮明。
而上海不同。它自開埠以來就是一座商業大都市，同時也是一座文化大都市。無論是商業還是文化，最終都得落實到具體的日常生活中。哪怕是知識分子，也要活得具體，而不是只活在抽象理念之中。所以上海相比北京，更“接地氣”，更貼近人的那一面。
只有當人活在抽象理念中，才更容易與現實脫節；而上海人活在一個具體而務實的世界，更注重生活的實感與日常的經營。在商業社會中，商業崇尚的是交易與博弈；而過去的政治世界，往往建立在立場與沖突之上。只是到了現代社會，政治也不得不學會在分歧中協商，在對立中尋求妥協。商業的邏輯更像“囚徒困境”——經過多輪博弈之后，人們才會明白，唯有合作，大家才能一起活下來。
正是這種商業性格和世俗氣質，構成了上海對日常生活文化的高度包容。當代年輕人參與的二次元文化，其實是一種帶有抽象設定的文化，但它必須落地為具體的實踐，比如要做 Cosplay，要看番，要寫同人，要參與活動，要進行情感表達。
這就非常符合上海的城市文化調性。一方面它很具體，另一方面它又非常能接納外來的、全球化的文化。我們知道，二次元最早是從日本開始的，而上海作為世界大都市，一直特別擅長與世界同步。世界上流行的新鮮事物，往往最先被上海人接受。上海的都市性格就是這樣：喜歡接觸新鮮事物，與時俱進，而且不排外。
所以，日本的二次元文化一進入，很快就被上海接受了，現在甚至已成為上海青年文化的主流。這并不令人意外，反而與上海人那種外向的都市性格高度一致。
從更深層的文化傳統來看，我剛才也提到，進入二次元世界需要實踐、需要情感投入，特別強調“感覺”。而在上海的文化傳統中，其實一直都有這種“感覺主義”的脈絡。
民國時期的上海有兩個較典型的文化傳統：一個是以魯迅和“左聯”為代表的左翼文化傳統，如今已不再是主流；另一個是以張愛玲為代表的市民化傳統，今天依稀仍在，只是沒有當年那樣高雅。
除此之外，還有一個常被忽略但非常關鍵的傳統，就是“新感覺派”。這個傳統主要活躍于法租界，代表人物如穆時英、施蟄存等人，他們特別強調“感覺”的表達。這一脈實際上和日本的“感覺主義”高度相通，比如橫光利一（他最先提出“魔都上海”這一說法）、川端康成等作家，都注重感官體驗、節奏與氛圍，也深深影響了上海文學。
所以，上海的新感覺派與日本感覺主義之間是互相呼應的。從這個角度來看，今天的二次元文化，其實也承繼了這條“感覺主義”傳統——只是它以更年輕化、大眾化、媒介化的方式表現出來。
這就解釋了為何今天上海創作的許多作品風格非常細膩。它不像北方文化那樣飛揚、磅礴，而更偏向江南氣質——注重“細節”和“感覺”。而這種細膩的感性特質，在當下二次元文化中得到了進一步放大與延展。
因此，上海之所以能成為“二次元之都”“魔都上海”，并非偶然，而是有著長期積累的文化基因與歷史底蘊支撐。
第三個層面，上海確實具有“魔幻性”，所謂“魔都上海”，就是從這個意義上說的。
這種“魔幻性”，來自城市歷史結構中的多元文化交匯。不同文化并存共處，構成了一種極其罕見的“盛景”。這種盛況并非沒有先例，比如元朝的泉州，在方圓幾公里之內，幾大世界宗教與中國本土宗教并存，井然有序，令許多歐洲人感到不可思議——在他們的語境中，為了宗教分歧常常可以兵戎相見，但在泉州和后來的上海，卻能“什么事都沒有發生”。
晚清至民國的上海，亦是如此。基督教、天主教、猶太教、東正教，以及佛教、道教、江南民間信仰，全都匯聚于此。這種多元雜糅卻又相安無事的格局，使上海成為典型的多元都市。而當價值觀頻繁交匯與碰撞，所形成的城市氣質，就是“魔幻”——如萬花筒般，光怪陸離、變幻莫測。這種氣質從20世紀30年代就開始形成，并延續至今，成為摩登上海的標志。
恰好，元宇宙與二次元文化也同樣具有強烈的“魔幻性”。這也是它們為何能在上海迅速落地、生根，甚至成為主流文化的一部分。
比如，現在流行的“痛文化”也在上海火了起來。小紅書不久前就在復興島打造了一個“2.5次元”沉浸式空間，稱之為“痛島”。這個“痛”源自日語，表達一種極致、夸張的風格。比如貼滿動漫角色貼紙的“痛車”，還有“痛展”“痛服”。雖然還沒有出現“痛人”，但這種“痛”本質上就是一種魔幻性的展現，是一種超現實主義的美學表達。
經濟觀察報：你曾批評當代青年缺乏一種“倫理意識中的代際責任感”。但我們也注意到，在偶像或二次元文化中，很多年輕人愿意為自己“推”的角色無償產出，甚至自覺維護像“同擔不能雙推”這樣的社群秩序。你怎么看待這種現象？這是否也是某種責任感的體現，或者是一種新的倫理情感的轉化？
許紀霖：我想說的是，所謂責任感，其實可以理解為“敬業”——也就是你對所投入的角色、從事的活動，是否投入、是否認真。那么，人什么時候會敬業？就是當這件事情、這個角色，是你自己喜歡的時候，它才會變成你的“事業”。
現實中，很多人之所以缺乏敬業感，混日子、摸魚、躺平，本質上是因為他們不喜歡自己的工作。他們是被迫的，是為了生計，是把工作當成一個“飯碗”來謀生。所以他們希望以最小的付出，換取等價的報酬，這也是很現實的。
但如果這個工作或者角色，恰好是他喜歡的事情，那就不一樣了。他會不計成本地投入，因為他獲得的，不再是外在的金錢或名利，而是一種內在的滿足。
沒有人強迫任何一個年輕人必須進入二次元，或去玩元宇宙。除非那已是他們的職業，否則參與都是出于自愿。對他們來說，這就是“游戲”。
每個人都有自己的游戲、自己的玩具，只是道具不同，進入的世界也不同。而真正的自由，正是在自愿選擇的游戲中實現的。
人在游戲當中，才是最自由的狀態。他愿意把所有能量都投入進去，毫不吝嗇。所以你說他們在虛擬世界里盡心盡責，其實是因為那是他們愿意扮演，并想演到極致的角色。這與現實生活中的壓抑與束縛完全不同——在虛擬世界里，他們不會偷懶。
年輕人認真打游戲，就像我們打牌、打慣蛋時，也會認真對待每一局。在那一刻，人是全情投入的，這其實就是一種“游戲態度”。
過去我們說“游戲人生”，常帶貶義，好像是玩世不恭、不務正業。但其實，“玩”是最認真的事。在游戲中，人得到了滿足和自由，那種投入是真實的、徹底的。
經濟觀察報：在80后成長的時代，職場是獲得正反饋的主要場域，升職快、收入高，讓很多人愿意把工作當作可以“全情投入的游戲”。但今天的年輕人，在現實職場中感受到的回報和激勵減少了，反而會把工作視為謀生手段，而把熱情投入到“二號人生”——比如二次元世界。你怎么看這種轉變？
許紀霖：關于年輕人對職場的態度，我觀察到兩個比較明顯的變化。
第一個變化是：老一代人特別看重“錢”。為了掙錢，哪怕委屈自己、忍辱負重，也愿意撐下去。但現在的年輕人不愿意忍了，他們更在意“活得爽不爽”。尤其是中產以上家庭的孩子，如果職場讓他不舒服，他可以立刻辭職。我寧可不要那份穩定的工資，也要活得自在。我寧可去靈活就業，寧可“躺平”，甚至“降維生活”——比如擺攤、擼串，也不愿意在職場上受氣。這其實和他們的成長環境是分不開的。
第二個變化是，很多年輕人其實比老一代更有“敬業精神”。老一代人在職場上“油”得多了，態度未必就好。你去餐館看看，誰的服務態度最好？往往是那些年輕的“小姐姐”“小哥哥”，年紀大一點的服務員反而態度一般。
這和他們的教育背景也有關系。現在很多一線城市的服務業從業者，包括餐廳服務員、快遞小哥，很多人是大專甚至本科畢業，受過一定程度的文明熏陶，也具備基本的職業素養。
更重要的是，他們心里有一個觀念：我拿了這份工資，就要對得起這份工資。這種責任感，是有的。所以在這一點上，我還是很肯定他們的。
經濟觀察報：你提到年輕人“甘愿被虛無擺布”，甚至把“意義”這個問題消解了（見訪談上篇）。我想分享一些觀察。因為我自己也會看動漫，也會關注大家都在看什么番。我發現，對很多年輕人來說，咀嚼“虛妄”這種情緒，或者說反復體會那種“虛妄的希望”，本身就已經成了很多動畫、很多二次元精神產品的核心內核。
比如你可能也聽說過《EVA》（《新世紀福音戰士》）。它的主角是一個內向、懦弱的少年，在父權壓力與世界崩壞之間掙扎徘徊，想拯救世界，卻不斷失敗，甚至精神崩潰。再比如《魔法少女小圓》，主角為了拯救某個人，不斷重啟世界線，卻總是失敗，又一次次回到起點。
我覺得，對他們來說，反復咀嚼虛妄，已經成為一種自足的情感體驗。他們不再執著于救贖或終點，而是主動選擇沉浸在這種情緒循環中，從中獲得某種真實感與共鳴。
許紀霖：是啊，我也覺得他們有他們自己的方式，一定不會是以我們這代人的方式來提出問題。我們總覺得，需要一種深沉的意義。甚至對愛情的理解，也常常是“只有痛苦才是真實的”，因為痛苦意味著你有投入、有付出。
但年輕人完全顛覆了這些觀念。我并不是說他們錯了，我更愿意理解為他們正在構建一種新的價值邏輯。不過我也發現，他們很多時候構建不起來，只能不斷逃到那個“抽象世界”里。
反過來說，那套“抽象世界”如果真的有力量，它應當能夠以某種方式“反射”回現實世界。也就是說，你從那個世界里獲得的光，能照亮你此時此刻的現實人生。但我看到的更多是逃避。他們說“不再逃離地球”，但那個抽象世界的光，并不能真的照進現實世界。他們依然沉浸在二次元、沉浸在元宇宙，只是獲得了某種“爽感”。
但在現實生活中，他們依然感受到深沉的、持久的、無處安放的無聊。那是一種什么都不再虔誠的狀態，只有“虛無”才是真正的存在方式，是唯一穩定的“實在”。
這種“虛無感”其實也不是今天才有。魯迅當年，胡適、林語堂，他們其實都在面對類似的問題。我自己的研究發現，五四時期其實就是一個虛無的時代。但他們三人各有各的方式來“戰勝虛無”。
魯迅是以“絕望的反抗”來對抗虛無，他選擇絕望到底，也是一種姿態；胡適靠的是一種實踐性的、“不可救藥的樂觀主義”——你一分耕耘，就有一分收獲；而林語堂，則用“游戲的人生態度”來對抗虛無，以一種超脫感來排解。
他們三人都在“此在世界”里找到了自己的位置與價值，找到了某種實在的支撐。
而今天的年輕人，我還在觀察是否有新的文本，能展示他們是如何在自己的抽象世界中，找到反哺現實的方式；是否真的存在哪種表達，能幫助他們在“此在”的現實世界中，獲得一種實在的意義，而不是始終處于“永恒的焦慮與無聊”當中。這，是我特別關心的話題。
經濟觀察報：所以其實還是有些遺憾。像你所說的，這一代年輕人似乎還沒有創造出一種能夠真正幫助我們理解他們精神狀態的文本。或者說，也許他們已經不再試圖成為“文學家”了，不再去寫作了？
許紀霖：他們當然還是有文學創作的。現在我已經不怎么看網絡文學了，但必須承認，網絡文學的確是一個非常龐大的領域，很多影視劇背后其實都改編自網絡小說。
經濟觀察報：是的。但我們可能仍然會期待、會渴望那種更嚴肅意義上的文學，一種更具有精神深度、沉潛感的文學。
許紀霖：我相信那樣的文學一定還存在。中國這么大，嚴肅文學不可能沒有傳人。它只是逐漸從“主流”退到了某種意義上的“非主流”，但依然擁有自己的表達方式和受眾群體。
今天各種表達樣式是并存的。哪怕是小眾，在絕對數量上也并不稀少。問題在于，它們不再進入主流視野，不再是大眾傳播的中心內容了。
不過，這也恰好暴露出當下“算法社會”的一個悖論。我們常常批評算法制造了信息繭房，封閉了人們的認知邊界。但公道地說，算法確實也為小眾文化提供了某種生存土壤。
它可以精準捕捉到某種特殊的需求——既找到了你，也幫你找到與你審美共振的內容。只要你表達得好，說得動人，哪怕只有幾千、幾萬粉絲，也足以構建起一個小而美的文化烏托邦。
過去，這幾萬人根本找不到彼此。你沒有那個傳播渠道。但今天，算法替你完成了精準匹配。這種微觀社區的構建，讓你獲得一種錯覺：這不再是“小眾”，而是一個完整、獨立的文化世界。
這就是數字化生存的現實，而且它還在持續演化中。未來，隨著人工智能更深入地介入內容生產，我們很可能將迎來一些“瞠目結舌”的新文化樣式，甚至是我們完全無法想象的“魔幻現實”。
我們正在站在這個新世界的大門口。也許幾年之內，我們就要面對所謂“新物種文化”的到來。這里說的“新物種”，不一定是生物學意義上的，而更多是文化層面的全新存在。而這到底會構成怎樣一種文化介入？會不會徹底顛覆我們的認知？我們現在還無法預測。
這讓我想起前陣子看到的一個比喻：螞蟻不知道人類的存在。因為人類的維度太高，螞蟻根本無法感知。但我們卻可以輕易介入它們的世界：踩死它們，淹了它們的巢。對螞蟻而言，這就是突如其來的災難，是“天譴”。
那我們反過來想，如果未來真的出現了某種比我們更高維度的“硅基生命”——比如AI（人工智能）生命，那又會是什么局面？我們創造了它，但它的感知力、判斷力、想象力都遠遠超過我們。可能它看待我們，就像我們看待螞蟻那樣——我們感知不到它，它卻主宰我們的世界。
那將會是一種什么樣的文化景觀？我們真的不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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