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10月20日至23日，中國共產黨第二十屆中央委員會第四次全體會議在北京舉行。全會審議通過了《中共中央關于制定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五個五年規劃的建議》和《中國共產黨第二十屆中央委員會第四次全體會議公報》。為了更好地學習貫徹四中全會精神，上海財經大學中國式現代化研究院組織專家學者對全會精神進行解讀，歡迎持續關注！

經濟高質量發展需平衡好消費和投資

盛松成

黨的二十屆四中全會審議通過了“十五五”規劃建議。“十五五”規劃作為2035年實現第二個百年奮斗目標承上啟下的五年規劃，重要性不言而喻。公報用“夯實基礎、全面發力”來描述“十五五”時期對基本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的關鍵作用，既要“質的有效提升”，也要“量的合理增長”。可見在追求經濟高質量發展的同時，國家對經濟增速也有一定要求，未來十年仍需保持年均4.5%以上的增速。這是根據到2035年我國人均GDP要達到中等發達國家水平（人均GDP超過20,000美元）簡單測算的。因為我們“兩步走”的目標明確了，從2020年到2035年基本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從2035年到本世紀中葉把中國建成富強民主文明和諧美麗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

一、創新驅動經濟高質量發展

公報將“建設現代化產業體系，鞏固壯大實體經濟根基”、“加快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強，引領發展新質生產力”放在最突出的位置，這表明我國創新驅動發展的戰略已經進入縱深階段。

推動科技創新和產業創新深度融合的一個抓手是發展好生產性服務業。2024年我在《文匯報》理論版發表了一篇文章，題目是《生產性服務業如何賦能新質生產力》。在這個研究中，我們發現我國生產性服務業占GDP的比重剛剛超過30%，與美國的差距明顯，尤其是高附加值行業（比如研發、信息技術服務、商務服務等）。盡管美國制造業占比低（只有10%左右），但其生產性服務業占比是很高的（占美國GDP的47.5%），是美國服務業的“大頭”。生產性服務業占比高，對制造業的幫助和促進是很大的。在數字經濟發展、制造業和服務業加速融合的情況下，高端制造業一定要有先進服務業的支撐。四中全會公報中明確提出，要“保持制造業合理比重，構建以先進制造業為骨干的現代化產業體系”，“促進服務業優質高效發展”，這些為服務業助力新質生產力發展指明了方向。

二、全面擴大內需應著重考慮消費和投資的良性循環

早在2024年12月召開的中央政治局會議和中央經濟工作會議，以及今年政府工作報告中，提出的第一大任務就是“大力提振消費、提高投資效益，全方位擴大國內需求”。“經濟政策的著力點更多轉向惠民生、促消費，以消費提振暢通經濟循環，以消費升級引領產業升級”（例如5G和新能源車等）。我認為，這標志著我國宏觀政策的重大轉變，具有里程碑意義。傳統投資過度擴張是當前我國經濟面臨的一大癥結。今年三季度，我國產能利用率為74.6%，低于正常水平（我國2006-2019年的產能利用率平均為77%左右）。因此，正確處理消費和投資的關系十分重要。

我在2023年初就發表文章呼吁“消費和投資不是相互排斥的關系”（詳見《消費和投資不是相互排斥的關系》，《上海證券報》，2023-02-19）。提振消費不僅能增加總需求、拉動經濟增長，還能催生出新生、豐富、高層次消費需求，促進高質效投資。應認識到只有無效的投資，沒有無效的消費。我國消費和投資之間應該實現一種更加平衡的良性互動。

本次四中全會也明確提出這樣的要求，例如“堅持擴大內需這個戰略基點，堅持惠民生和促消費、投資于物和投資于人緊密結合（國家已經在這方面推進部署，比如育兒補貼、學前教育學費減免等，現在也鼓勵人才多元化發展，不僅僅是培養大學生，也在增加技能類人才培養），以新需求引領新供給，以新供給創造新需求，促進消費和投資、供給和需求良性互動，增強國內大循環內生動力和可靠性”，“大力提振消費，擴大有效投資”（此前是“大力提振消費、提高投資效益，全方位擴大國內需求”）。

在提振消費方面，我想補充一點，就是通過稅制改革提高地方政府促消費的積極性。比如優化增值稅分配機制，側重更加精準地實施對消費地的補償（目前我國增值稅分配遵循的是“生產地原則”）。

三、人民幣國際化和匯率政策要適應新形勢的實際需要

公報提出“擴大高水平對外開放，開創合作共贏新局面”。2013年“自貿區戰略”和“一帶一路”倡議提出以來，我國開始走向“引進來”與“走出去”并重的“雙向投資”階段，對外直接投資流量在全球的位次也開始進入前三名。2015年，我國對外直接投資流量（ODI）首度超過引入外資規模（FDI）。同時，我國貿易伙伴日趨多元化，貿易集中度總體呈下降趨勢，對前三大貿易伙伴（東盟、歐盟、美國）出口占出口總額的比重從2019年的50.8%降至2024年的45.5%，而對“一帶一路”國家出口占比加速提升，目前已高達47%。而來自美國的貿易順差占我國貨物貿易順差的比重從2018年的92.1%持續下降至2024年的36.4%，是最近十年來的最低點。這些變化意味著，人民幣匯率中長期穩中有升總體上會更有利于我國雙向開放和對外經貿關系。

企業通過人民幣開展國際結算，可以有效規避匯率波動風險。目前我國貨物貿易中用人民幣進行跨境結算的比例已達30%，部分地區（如廣東）則高達50%以上。

我還有一個建議，就是可以考慮人民幣作為類避險貨幣，促進人民幣國際化。人民幣已具備避險貨幣的部分屬性，在制度信用（政府和央行承諾穩定）和宏觀穩定（低通脹、順差、巨額外儲）方面，目前人民幣已有相當優勢。

人民幣成為“類避險”貨幣，可以提升其在全球投資組合中的權重，減少短期資金“快進快出”帶來的波動性，緩解目前較低利率水平下資本外流壓力，為貨幣政策留出更大操作空間。

總之，我學習黨的四中全會精神突出的體會是，全會強調了經濟高質量發展的新要求，質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長相輔相成，將“以經濟建設為中心”放在突出位置，全面擴大內需和統一大市場建設向縱深發展。這次會議也很重視民生和人的全面發展，以及實現共同富裕。

（作者：盛松成，上海財經大學教授、中歐國際工商學院經濟學與金融學教授，本文系盛松成教授2025年10月25日在上海財經大學中國式現代化研究院主辦的“學習貫徹黨的二十屆四中全會精神暨‘十五五’規劃展望專家研討會”的發言，本文僅反映作者觀點，不代表所供職機構意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