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10-26 10:53
文博時空 作者 翟德芳 位于杭州市余杭區的良渚遺址，以其規模巨大的城址、高等級墓地、祭壇、玉禮器系統、大型宮殿基址等重要發現震動世界，被譽為“中華第一城”。作為一個十分關心考古新成果的出版人，我對良渚可以說是關注已久。訪問良渚是我多年的心愿，這次長三角之行終于實現了這個心愿，看到了良渚遺址出土的巨量精美的玉器，也對這個距今5300～4300年的遺址有了新的了解，更對以其為典型遺址命名的良渚文化有了比較全面的認識。
介紹良渚的文字其實已經有許多，良渚文化的主題展覽也曾在北京和全國各地巡展。全面介紹良渚遺址或文化，是這一篇小文難以承擔的，在這里，我想重點從良渚的考古史、良渚遺址體現的文明性、良渚文化的興衰來做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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良渚遺址的考古歷程
良渚遺址的發現距今已經整整90年了！1936年5月，浙江省立西湖博物館的職員施昕更在參加發掘杭州古蕩古文化遺址時，見到出土的有孔石斧，想起曾在良渚見過這種器物，于是在7月回到良渚，又撿到幾件石器，并發現包括陶鼎足在內的許多陶器碎片。他把這些遺物帶回杭州，請時任西湖博物館館長董聿茂鑒別。董認為這些陶器年代很早，支持他進一步發掘鉆研。
同年11月初，施昕更再赴良渚，在棋盤墳發掘，出土大批陶器。同年12月和次年3月，他把發掘范圍由良渚擴及10余村，獲得許多石器和陶器，確認良渚一帶存在著遠古文化遺存。基于考古發掘資料，施昕更于1937年春寫就5萬余字的《良渚——杭縣第二區黑陶文化遺址初步報告》，詳細介紹發掘經過、收獲，并提出頗有創見的看法。但1937年7月7日，盧溝橋事變爆發，同年12月24日杭州淪陷，施昕更考古報告的印刷幾經周折，1938年才得以在上海出版，許多出土器物因來不及搬遷而毀于戰火。
1949年后，施昕更的工作得到考古學界的重視。1959年，考古學家夏鼐將良渚遺址為代表的史前遺存命名為“良渚文化”。良渚地區的考古工作持續開展，對良渚文化的認識也日益清晰。良渚文化的陶器以夾細砂的灰黑陶和泥質灰胎黑皮陶為主，輪制較普遍，一般器壁較薄，器表以素面磨光的為多，少數有精細的刻劃花紋和鏤孔，圈足器、三足器較為盛行，代表性的器形有魚鰭形或斷面呈丁字形足的鼎、竹節形把的豆、貫耳壺、大圈足淺腹盤、寬把帶流杯等。良渚的琮、璧一類玉器，其數量之多、工藝之精，為同時代其他文化所未見。良渚的石器磨制精致，新出現三角形犁形器、斜柄刀、“耘田器”、半月形刀、鐮和階形有段錛等器型。
1981年，良渚遺址考古工作站正式建立。1986年，發現良渚反山遺址， 11座大型墓葬出土隨葬品1200多件。1987年，在瑤山遺址發掘出12座墓葬、1座祭壇；在匯觀山發現1座完整的祭壇和4座大墓，大墓中發現大量玉器。
進入21世紀，自2007年起，在良渚遺址發現了占地約3平方千米的良渚古城，又在古城之外發現占地約8平方千米的外城。2007年下半年，發現了良渚文化時期圍繞莫角山四周的古城墻。2007年12月，發現良渚時期的古河道。良渚古城及水利系統遺址的發現，證明良渚遺址群是經歷了利用山前地貌建設散點式聚落，到規劃建造水利系統，再到構筑帶有城墻、外郭的良渚古城的三個發展階段。
從90年前施昕更的一次“偶然”，經幾代考古工作者的不懈努力、艱苦探索，良渚遺址的全貌逐步明晰，良渚文明的價值終于為世人所熟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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良渚文化已進入文明階段
良渚遺址由城址、外圍水利系統、分等級墓地（含祭壇）等系列遺址、體現用玉制度的精致到極致的良渚玉器等4類主要人工遺存，共同揭示出長三角地區的一個以稻作農業為經濟支撐、出現復雜的社會分工、階層分化與城市文明，并擁有著統一信仰、神權與王權緊密結合等特征的區域性早期國家的“都城”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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良渚古城是目前國內發現的同時代最大的城址，也是長江下游地區首次發現的史前時期的城址。其主體城市結構可分三重，最中心為莫角山宮殿區，其外分別為城墻和外郭所環繞，堆筑高度也由內而外逐次降低，顯示出明顯的等級差異，形成類似后世都城的宮城、皇城、外郭的三重結構體系，具有重要的開創意義。
良渚古城東西長約1770米，南北長約1910米，總面積約300萬平方米，略呈圓角長方形，正南北方向。城墻底部普遍鋪墊石塊作為基礎，在石頭基礎之上，再用較純凈的黃土堆筑而成，寬20～150米，城墻保存較好的地段高度約4米。目前四面城墻共發現8個水城門，南城墻還發現1處陸城門。除了沿著城墻的城河之外，在城內共發現古河道51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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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型建筑基址主要位于良渚古城中心區，臺地上有大型建筑遺跡，推測為良渚古城統治者活動與居住場所。其中的莫角山宮殿區位于古城的正中心，是一處人工營建的長方形土臺，呈長方形覆斗狀，臺底東西長約630米、南北寬約450米，面積近30萬平方米，占古城面積的十分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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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陵和貴族墓葬區布置在莫角山宮殿區西側一條南北向的高壟之上，自北向南依次為反山、姜家山和桑樹頭。其中，反山位于莫角山遺址西北角，東西長約90米、南北寬約30米、高約6米，1986年在反山西部發掘良渚文化大型墓葬11座，出土了大量的玉器、石器等珍貴文物。
良渚古城的外圍還分布著瑤山、匯觀山等祭壇遺址和權貴墓地。1987年在瑤山山頂發現的良渚文化祭壇，由內而外形成紅土臺、灰土框和礫石臺面三重結構，可能與觀象臺有關。祭壇上還清理出打破祭壇的13座良渚大墓，分兩排埋在祭壇的南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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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壩遺址作為水利設施，分為大型水壩和小型水壩兩類，前者分布于良渚古城外的北、西北、西南方向，組成良渚古城的外圍水利系統；后者屬于調節局部水環境的小型水壩遺址。這是中國現存最早的大型水利工程，也是世界上最早的攔洪水壩系統，比大禹治水的傳說還早1000年，開創了史前水利史研究的新領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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良渚遺址出土遺物包括玉器、陶器、石器、漆器、竹木器、骨角器等，總量達1萬余件。其中玉器主要作為隨葬品出土于分等級墓地，總數不少于7000件，材質以透閃石為主，器型包括玉琮、玉鉞、玉璧、三叉形器、冠狀飾、錐形器、玉璜、半圓形飾、柱形器、玉鐲、玉織具、玉紡輪等，以及圓雕的鳥、龜、魚、蟬等動物形象。良渚文化以最精美的玉石器所表征的禮制、以神人獸面紋為代表的紋飾和成組使用的固定器形、具有象形和表意功能的刻劃符號所反映的文化形態，對傳統中國的社會意識和思維的發展影響深遠。
由良渚遺址可知，良渚文化時期的犁耕生產方式、大型工程營建、大規模社會生產組織系統，顯示當時社會剩余勞動空前增多，社會財富分化導致的社會分化已很明顯，說明良渚古城統領的良渚文化區其實已經是“王國”了。良渚文化時間早、成就高、內涵豐富，為中華5000多年的文明史提供了獨特的見證。正是在這個意義上，良渚遺址的考古發現得到國內考古學界的一致認可，張忠培先生就認為：“良渚古城遺址在國內獨一無二。其意義與價值堪比殷墟，是中國同時期規模最大的城市，堪稱‘中華第一城’。”
良渚文化的興衰
我在介紹崧澤文化時已經提到，良渚文化是由崧澤文化發展而來的。崧澤文化已經處于文明社會的門檻，到良渚文化時期，已真正踏入了文明時代。然而這樣一支相當發達的文化，在興盛了1000多年后突然消失。學者對良渚文化的消亡提出過各種推測，這些推測歸納起來不外兩種原因，一種是自然因素，一種是社會因素。
海侵、洪水都屬于自然因素。有人推測，由于海平面抬升，導致海漬和內澇，良渚先民賴以生存的土地常年淹沒在水中，良渚人沒有了生存之地，只有遷徙或死亡，良渚文化因此被摧毀。考古工作中，在良渚文化遺址之上普遍發現有水災痕跡——淤泥、泥炭和沼澤層，證明良渚文化后期、距今4100年左右確實有厄爾尼諾現象引發的洪水發生。因為大洪水，杭州左近1000 多平方公里的盆地被淹沒，之后一兩千年都沒有人居住，這也是良渚遺址能夠保存完好的原因之一。
外來壓迫和內部崩潰可以歸入社會原因。有人設想，良渚時期，古國統治者對內實行著血腥統治，對外發生著激烈的掠奪性戰爭。良渚部族本來文化最發達，但由于貴族首領的日漸奢靡，導致社會矛盾激烈，國力日益削弱，在頻繁的戰爭中逐漸失去優勢，最終走向消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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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然，也有可能是自然原因加上社會原因，導致良渚文化的消亡。就考古發現看，大約在距今4600～4300年，良渚古城墻及周邊高地被作為居址點繼續使用，但古城墻外圍已開始被廢棄；以莫角山為中心、以古城墻為界的基本布局仍被沿用，水壩系統可能已經廢棄。大約在距今4300～4000年的錢山漾文化階段，在一些古河道、古城墻還發現有錢山漾文化的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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錢山漾文化被認為是中原文化因素在長江下游地區逐步滲透并融合部分良渚文化因素而形成的新文化。過去有人認為是錢山漾文化接續了良渚文化，其實錢山漾文化與良渚文化之間年代上有重合，也就是說，其居民是混居了一段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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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者認為，良渚文化消亡后，可能有一部分良渚人北上中原、融合到山西的陶寺文化；一部分人南下、到達粵北后融入當地的石硤文化。當然也不排除有部分人留在當地，勉強維持生活。一兩百年后，氣候轉為干涼，積水消退，有新的部族，也就是廣富林文化的人群逐漸移居于良渚舊地。廣富林人群是外來的，其社會生產力水平落后于良渚文化。從考古發現看，廣富林文化與長江三角洲傳統文化之間缺乏明顯的傳承性，在文化面貌上差別甚大：陶器制作欠精，造型粗樸；玉器不僅品種少，而且質量差、雕工粗劣簡陋，再也沒有良渚時期的精美。
圖片 | 翟德芳
排版 | 劉慧伶
設計 | 尹莉莎
京公網安備 11010802028547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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