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陳方正

編者按：2025年10月18日，著名物理學家、諾貝爾獎得主楊振寧先生在北京辭世，享年103歲。作為20世紀后半葉最具影響力的科學家之一，楊先生不僅在粒子物理與規范場論等領域開創理論新局，也以其獨特的人格路徑，介入中美之間的學術交流、青年人才的培養與文化認同的重建，其影響早已超出科學范疇。

在社會各界緬懷之際，應《經濟觀察報》及多方友人之邀，陳方正教授撰寫此文，以紀念這位“充實而有光輝”的世紀人物。陳教授曾任教香港中文大學物理系多年，其后出任該校中國文化研究所所長，退休后出任該所榮譽高級研究員，以及物理系名譽教授，并自1998年起，擔任清華大學高等研究所基金會董事。他兼具科學與人文的視野，與楊先生在學術與思想上有深厚往來，對其精神世界與歷史軌跡皆有切身體會。

這不僅是一篇追思之作，也是一位深知其精神路向的學人，所寫下的沉著而真誠的告別。

星期五早上翁帆發來短訊，告知楊先生狀態不好，“應該就是這兩天的事了”。果不其然，星期六中午過后清華高等研究院的吳念樂兄來電話，告知楊先生過了！當天下午恰逢高研院基金會董事會周年大會，大家一起默哀三分鐘然后開會，感覺十分沉重，話題總繞不開楊先生，總結討論的時候有人說：“我們現在已經進入后楊振寧時代了！” 的確，楊先生的離去雖然非常安詳平靜，是醫生已經預見，家人和清華校方都有充分心理準備，甚至他自己也早已經料到的，但它對大家仍然造成強大的無形沖擊：他走了，一個時代也就結束了！

這樣說，好像有些夸張，其實不然。整三十年前，在接受香港電臺訪問的時候，楊先生講了一句很自豪，后來變得很有名的話：“我一生最重要的貢獻是幫助改變了中國人自己覺得不如人的心理作用，我想我在科學工作的成就幫助中國人的自信心增加了。”¹他之所以會有這樣的感覺，其初應該是由于得到諾貝爾獎，跟著到各地演講，受到盛大熱烈歡迎，從而生出感觸。可是到了一九九五年他鄭而重之把這個感覺清晰具體地講出來，意義就不一樣了。那時他得獎已將近四十年，而中國和華裔科學界得獎的已經有好幾位，所以他此話背后的意義不在諾獎，而是在他更早也更重要的貢獻，即1954年發表的非阿爾貝規范場論²。當時高等物理學發展不久，嶄新和強有力的加速器產生了大量前所未知的微觀“粒子”(particles)，有關它們性質和相互作用的各種猜測、構想一時百花齊放，蔚為大觀。在其中楊先生提出的理論很獨特：它從兩個早已經建立起來的對稱原理出發，把它們熔鑄成為一個嶄新的粒子動力理論，那就是非阿爾貝規范場論。它看來非常嚴謹美妙，但高度抽象而復雜，而且還包含了一個嚴重困難，因此無法直接應用到實際問題上去，大家對之雖然頗感興趣，實際上卻無從措手，因此不久就被擱置下來。這樣，直到將近二十年后，也就是1967-73年間，它方才由于理論和實驗上的許多突破，而變得重要起來，至終與格爾曼(Murray Gell-Mann)在1964年提出來的夸克(quark)理論結合，成為所謂“粒子標準模型”(Standard Model)的基礎。這模型所預測的多種前所未知粒子以及它們之間的相互作用，絕大部分在八十年代中期已經被陸續證實，而到2012年則完全證實了。

人類對大自然的根本了解以牛頓發現萬有引力定律為開端，其后跟隨他的腳步，繼續將基本理論推進的，有十九世紀末發現電磁定律的麥斯威爾（James Clerk Maxwell），二十世紀初發現狹義和廣義相對論的愛因斯坦，1924-26年間發現量子力學的德布羅意(Louis de Broglie)、海森堡(Werner Heisenberg)和薛定諤（Erwin Schr?dinger），以及1927年發現相對性量子力學和量子場論的狄拉克(Paul Dirac)。而在他們之后，能夠對于基本理論做出相類似劃時代貢獻的，就是楊振寧和格爾曼了。中華文明是獨特的，與西方文明迥然不同。然而，在世界文明核心即科學的整個進程中，楊先生卻穩占一席位，中國人因而并沒有缺席。這就是為什么在七十多歲回顧一生的時候，他能夠很自信地斷言，自己最重要的貢獻是在于“幫助中國人改變了覺得自己不如人的心理作用”。

其實，這句話也折射出了他一生最重要的三件事情：中國、科學、西方。中國是孕育他感情和歸屬的根，科學是令他心往神馳的理念，以美國為代表的西方則是令他得以充分發揮天賦的世界。美國和科學成就了他，使他得享大名，更予以他在面臨大西洋的長島勝地安居，窮三十三載篳路藍縷之功，建立一所舉世知名物理研究所的黃金機會。但這一切都不足夠，都無法平復他內心的激烈沖突與矛盾，因為通過清華園的潛移默化和西南聯大的淬煉，中國人百余年來的深重苦難和奮斗精神早已經深深灌注于他的血脈乃至魂魄之中。石溪雖好，卻始終不是他安身立命之地。事實上，早在1950年代他的至交鄧稼先和黃昆毅然選擇返回祖國的時候，他內心這種去就之間的斗爭就已經很激烈了。所以他一直保持著與國內家人的通訊，而且刻意回避與美國國防有關的一切設備和事物，以免影響前途。然而，回歸之路卻非常艱苦和漫長。其開端是他因為提出宇稱守恒問題而成大名，由是得以于1957年在日內瓦與父親會面；其后，他在1964年應邀訪問香港，發表公開演講，微妙地宣示了他對于歸屬的期盼。最后，由于政局大變，中美關系陡然升溫，他聽到消息之后立刻抓緊機會，得以在1971年7月回國訪問，這比美國總統特使基辛格(Henry Kissinger)秘密訪華僅晚一星期；此后他開始頻繁來訪，待得改革開放之后，更與香港中文大學建立了密切關系，以作為回歸的中轉站。但他至終完成這漫長的回歸之旅，則已經是1999年從石溪紐約州立大學退休，同時接受清華大學正式聘任為教授的事情，這距他初次回國，已將近三十年了。回歸并非旅行，它意味著會見許多新舊朋友，重建各種感情和關系，遍游久違的大地山河，和重新認識迥異昔時的社會與文化——也就是把自己逐漸從美籍華人改變成為來往于中美之間的中國人。而這樣，自然也就會逐漸生出許多新的關注和工作，包括大力推動中美之間關系和兩者之間的學術交流，這些努力對于中美在1979年建交這個大轉變無疑是有相當幫助的：他在當年1月以全美華人協會會長身份設宴歡迎鄧小平訪美就是其中關系的象征。而他離開石溪，回歸清華之后，這些工作的重點很自然地，就轉為從許多不同方向促進中國科學的進步了。他在慶祝百歲誕辰的聚會上披露了鄧稼先在1971年重新見面時寫給他的一封信，其中以“但愿人長久，千里共同途”之句共勉，然后作了如下解釋：他現在真正懂得什么叫“共同途”了，而且自信過去五十年間的確是能夠符合這老朋友的囑望的。這樣，我們也可以說，在那半個世紀間，他是通過自己在科學上的獨特地位，來努力化解中國和美國之間的沖突，從而心安理得地重新成為一個有熱情，有理想，有擔當的中國人吧？

楊先生是偉大的科學家，那不僅僅是由于他過人的天賦、眼光和毅力，更由于他際會風云，在粒子科學飛躍發展之際來到它最新的萌發中心，更能夠立足于潮流之外，默默地在最基礎最根本處用力，由是成就大業。然而，他不僅僅是科學偉人，更是秉承中華傳統文化理念以及民族復興宏愿，灌注了五四運動和八年抗戰精神的中國人，而且在異國生活、奮斗、工作的那半個世紀間，從未忘卻自己華夏之子的身份。所以，他更是充實而有光輝的偉大中國人，是我們為之感到無比自豪，也是我們會長久悼念的。楊先生，你美好的一生結束了，但你開辟的道路，還有無數人會跟著走下去，你好好安息吧！

2025年10月22日晨

注釋：

¹這講話的完整記錄收入楊振寧著，翁帆編譯《曙光集》（北京三聯書店，2008），文中引句在第232頁。

²此理論是和他訪問布魯希文國家實驗室時共用同一研究室，當時還是研究生的米爾斯(Robert Mills)合作發表的，故相關理論亦稱“楊-米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