杭州這座城市，似乎總是在追趕某種前沿。

從南宋行在的商貿繁華，到電商、金融與數字經濟的疊代躍遷，杭州的氣質始終帶著一種“求是”的張力，既要立足現實，也要求證理想。

“求是”二字，或許是理解這座城市最合適的切口。“求是”，是浙江大學的校訓。八十多年前，時任浙大校長竺可楨提出“求是精神”，意在倡導一種科學理性與實證主義的知識傳統。而當這一精神外溢至城市的產業結構、創業生態與政策邏輯時，它逐漸演化為杭州科技創新的底層算法。

過去二十年，這種精神讓杭州成為中國民營科技力量最活躍的實驗場之一。無論是“阿里系”帶動的商業互聯網周期，還是近年涌起的智能制造、人工智能浪潮，眾多緣起路徑總有一條導向浙大。浙大校友正以獨特的群體姿態崛起，散播四方，在科技、商業等各個領域落地生根。

這條路徑還在續寫。

近年，杭州再度涌現出一批由浙大體系孕育的新創企業，方向集中在AI、機器人、空間智能等前沿領域。與十年前的互聯網創業潮不同，它們大多源自實驗室或研究團隊，商業化的推進節奏更慢，技術積累更深。

“浙大系”崛起

在杭州，資本圈已習慣用“浙大系”指代這一新興的創業譜系。

與過去十年主導杭州創新敘事的“阿里系”不同，“浙大系”創業群體的崛起并非建立在商業模式創新之上，而是以基礎研究和硬科技為支點。創業者大多來自學術體系，融資節奏更穩，企業形態更“技術原生”。

在這群“技術創業者”中，朱秋國是一個典型樣本。他是浙江大學副教授，也是杭州云深處科技創始人、CEO。八年前，他帶領團隊從四足機器人切入，如今又進入更具技術挑戰與產業前景的人形機器人賽道。

朱秋國的職業路徑清晰勾勒出“學術向產業”的遷移軌跡——本科、碩博階段扎根機械電子與控制科學，參與浙大“悟空”系列雙足機器人研發；進入教職后繼續深耕運動控制與智能算法，并在科研轉化的窗口期創辦公司。云深處的核心團隊，幾乎全部由浙大的博士、博士后組成，學術體系的傳承與企業創新在此形成顯著的連續性。

浙江大學民營經濟研究中心理事長、金融研究院院長史晉川向時代周報記者表示，浙大的科研與學科定位本身就決定了其創新的內生邏輯。“浙大一直是一所以理工科為底色的綜合性大學，科研方向強調‘頂天立地’，既要瞄準國際科技前沿，也要服務國家重大戰略需求。”他解釋道，這種定位不僅塑造了學校的科研導向，也深刻影響了教學體系與人才培養模式。

“科學的定位、學科的布局、科研的方式，和教學是結合在一起的。”史晉川說，“這些理念并不是停留在實驗室里，而是滲透在從本科到博士的整個培養過程中。學生在學習階段就會接觸科研項目、技術轉化乃至產業合作，這讓他們在面對創業與創新時具備天然的熟悉感和親近感。”

這種“科研—教學—創新”的結構閉環，為“浙大系”創業提供了堅實的沃土。以DeepSeek創始人梁文鋒、群核科技創始人黃曉煌與陳航為代表的企業家群體，正是這一教育體系“溢出效應”的生動寫照。

二十年前，當人工智能在國內仍是冷門領域時，梁文鋒憑借扎實的工科基礎與敏銳的意識，在浙江大學電子信息工程專業選擇了人工智能方向。那時，他常年泡在實驗室，研究機器視覺，甚至自費購買零件組裝設備。這種實踐導向的科研訓練，后來成為他探索量化交易、將人工智能技術應用于金融市場的起點。

浙大竺可楨學院培養的另一批青年，也在不同維度上延展了浙大的創新譜系。

黃曉煌與陳航，同為2003級混合班學生，接受的是更具交叉性和自主性的教育體系。混合班倡導不同專業的優秀學生共同學習，以通識課程與前沿項目打破學科邊界，強化邏輯、數學與人文的復合能力。

大一，黃曉煌就進入導師鮑虎軍教授的CAD實驗室參與科研，提前接觸圖形學研究；陳航則在編程競賽與國際交流中拓展視野。兩人畢業后共同創辦群核科技（酷家樂），讓GPU渲染、空間計算與AI算法真正進入工業級應用場景。據弗若斯特沙利文數據，按2023年平均月活躍用戶數計，群核科技已成為全球最大的空間設計平臺。

從朱秋國的人形機器人，到梁文鋒的AI大模型，再到黃曉煌、陳航的空間智能，“浙大系”創業群體的共同點在于：科研訓練與工程實踐之間不存在“斷層”。史晉川認為，“浙大系”的創新呈現出一種“普遍性”，即創新不再是少數實驗室的特例，而成為浙大文化中的一種日常。“你會發現，浙大出來的人，無論去企業還是自己創業，都天然帶著一種做實事、做技術的傾向。”

“浙大系”已成為杭州創新生態中最具活力的組成部分。一名產業經濟分析師指出，“浙大系”創業群體在杭州創新生態的作用顯著，但并非是一種“大學驅動型”城市模式，而是一種包含大學在內的“復合驅動型模式”。

浙江大學作為關鍵“策源力量”和人才孵化器，科研成果轉化能力極強，教師與校友創辦的企業涉及AI、生物醫藥、芯片、新材料等多個前沿領域。當前，“浙大系”創業群體已成為杭州創新產業的中堅力量。不同于深圳的“企業驅動型”、北京的“政策+高校驅動型”，杭州的獨特之處在于，大學資源能直接參與產業創新與城市治理。

有研究者注意到，浙大在技術創新、人才供給、創業孵化乃至地方政策咨詢中，均發揮著“城市大腦”的作用。此外，浙大還通過設立創新創業學院、國家實驗室、科技園區等，并將科研成果直接嵌入地方產業鏈，形成了“知識—資本—產業”的閉環。

從“電商之都”到“科創高地”

杭州的經濟版圖，正在從“流量驅動”轉向“科技驅動”。過去十余年，在阿里巴巴的帶動下，杭州塑造了全國數字經濟的樣板；如今，隨著大模型、人工智能、半導體、生物醫藥與新能源等產業崛起，“電商之都”正轉向“科創高地”。

一名接受時代周報記者采訪的經濟學者認為，杭州的轉型本質上是數字經濟向智能經濟的躍遷，內在動力主要來自三個層面。其一，杭州推動“軟硬融合”的創新體系，形成從數字技術應用到原創科技創新的路徑；其二，杭州為科創企業提供政務與數據資源支持，成為創新土壤的重要保障；其三，杭州市政府與各類創投機構、產業基金形成強互動的創新生態，疊加寬容失敗的創業文化，從而形成一個高密度、可循環的創新生態系統。

在這一轉型過程中，浙江大學的角色尤為關鍵。史晉川指出，浙江大學設有創新創業研究院，這并非傳統意義上的學科型學院，而是一個整合學校科研資源與校友力量、推動科技成果轉化及產業化的平臺。

這一體系不斷延展。史晉川的學生、銀杏谷資本創始人陳向明便是典型代表。銀杏谷資本圍繞“浙大系”創業群體累計投資七八十個項目，聚焦硬科技領域，其中包括人形機器人公司云深處。

陳向明十多年前開始做硬科技投資時，就形成了一套“遞進式”策略：先關注由浙大院士主導的創業項目，再持續追蹤這些院士團隊中博士、碩士畢業后新成立的公司。史晉川解釋稱，“這種投資方式有個好處，就是知識和經驗可以累積，而不是東一榔頭西一棒子。”

在這種由校友資本、科研成果與創新企業相互循環的體系中，新一代創業者正快速涌現。

今年初，短短兩天內，兩家浙大竺可楨學院校友創辦的企業相繼宣布融資：AR眼鏡獨角獸Xreal完成6000萬美元新一輪融資，創始人徐馳與聯合創始人肖冰、吳克艱均為浙大混合班出身；另一家AI語音企業波形智能成立不足一年便完成兩輪融資，背后是西湖科創投與藕舫天使等多家帶有浙大基因的投資機構。

藕舫天使基金正是這種“產學研資本融合”模式的縮影。其投資人及創始團隊均來自浙江大學，專注于投資“浙大系”創業群體的早期項目。近期與浙大杭州國際科創中心共建“藕舫青溪基金”，首期規模1億元，旨在推動科技成果轉化、完善基金矩陣、深化產業協同。

“項目的科技屬性是吸引投資人的關鍵。”陳向明此前表示，“大學與物理空間的結合，會碰撞出不一樣的火花，也為創業者和投資人創造更多機遇。”

回望杭州的城市創新演化，邏輯早已超越單一產業的繁榮。阿里帶來了數字經濟的第一波浪潮，如今，以浙江大學為中心的學術網絡、資本網絡和產業網絡，正共同推動形成第二波科技周期。杭州也從流量驅動的電商之都，邁向知識密度更高、技術含量更深的科創高地。（朱成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