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馮新平

1912年3月至9月，托馬斯·曼的妻子卡佳因肺部疾病在瑞士達沃斯高山療養院休養。其間曼前往探視，因持續暴露于陽臺潮濕寒冷的空氣，罹患頑固性黏膜炎。療養院顧問醫師診斷其為結核感染——這一情節后被復刻于《魔山》中貝倫斯醫生對漢斯·卡斯托普的誤診。然而曼并未滯留“魔山”，而是匆匆返回慕尼黑，當地醫生卻否定了結核診斷。歷史的諷刺在于：卡佳的病癥最終被證實存在誤診可能，而曼逝世后的尸檢報告赫然顯示其肺部確有早期結核病灶。

這段經歷成為《魔山》的傳記性胚胎，其思想根系則深植于曼此前的中篇《威尼斯之死》。前者描繪青年在療養院死亡之舞中沉淪的寓言，后者書寫藝術家在欲望與衰敗間的悲劇性墮落。兩部作品構成鏡像般的雙重變奏：當度假旅途邂逅愛與死亡，當智性靈魂臣服于病態迷戀，人類在毀滅的誘惑前顯露出驚人的順從。

第一次世界大戰的爆發迫使托馬斯·曼擱置《魔山》的創作。戰爭期間，他將筆鋒轉向政論，以《一個非政治人物的反思》等文激情捍衛德國立場。在文化認同的建構中，曼將腓特烈大帝塑造為實用主義化身，盛贊這位普魯士君主“關注自然而非精神，傾慕文化而非文明”。

曼筆下的“文化”（Kultur）是土地血脈與神秘主義的共生體——它孕育神諭讖語、巫術狂歡、宗教裁判所的火刑柱與獵巫運動的癲狂；而“文明”（Zivilisation）則被定義為理性啟蒙的冰冷造物，崇尚節制禮教與懷疑精神，對文化中的非理性基因始終持驅逐姿態。基于此分野，曼宣稱德國代表野性未馴的文化原力，法國則象征過度精致的文明枷鎖。

這種文化民族主義并非曼的獨語。當“頹廢派”藝術家從血脈賁張的民族認同中汲取力量，曼的論述實則為整個德國知識界的戰時轉向提供了哲學注腳——在硝煙遮蔽的文學星空下，文化圖騰終成精神壕塹。

托馬斯·曼的弟弟海因里希·曼以鮮明的反戰立場成為其思想鏡像——他擁抱社會主義信條，推崇文明理性，將左拉奉為“文明知識分子”的典范，并激烈譴責法國軍國主義分子。兄弟二人的對立猶如《魔山》的預演：海因里希化身意大利人文主義者塞特姆布里尼，高舉啟蒙火炬；托馬斯則近乎精神虛無主義者納夫塔，沉湎于德意志文化的神秘深淵。

1915年8月，托馬斯在致保羅·阿曼的信中剖白創作初衷：“戰前動筆的長篇以阿爾卑斯療養院為舞臺，借肺結核隱喻歐洲痼疾。其核心是政治教化：一個青年被迫與死亡這誘惑者搏斗，在荒誕與恐怖交織的儀式中，歷經人文主義與浪漫主義、進步與反動、健康與疾病的辯證撕扯——但非為簡單立場宣言，而是認知遠征。”這封關鍵信件揭示小說原初的懸置姿態：當“幽默的虛無主義”成為敘事底色，思想天平已悄然傾向死亡魅影。

歷史的戲劇性轉折在1924年降臨：11月《魔山》付梓之際，兄弟二人歷經公開決裂后達成和解。此時托馬斯對德國文化優越論及戰爭正當性的篤信，已在歲月淬煉中發生深刻修正。那部誕生于思想鏖戰的小說，最終成為和解的見證者與超越者。《魔山》堪稱一部龐雜的現代史詩，熔鑄但丁式地獄寓言與歐洲現實主義、日耳曼神話譜系與智性辯論、成長小說結構與存在主義于一爐。1907年8月，我們初遇主人公漢斯·卡斯托普——這位剛通過工程師考試的漢堡青年，正享受就職前的短暫假期。他如時代鏡鑒中的標準像：父母雙亡卻承襲中產教養，棲身蓬勃擴張的港口城市，身后是漢薩同盟的古老榮光，眼前是威廉二世描繪的鋼鐵未來。

當德國貿易命脈從波羅的海轉向大西洋，漢斯的人生軌跡亦被賦予象征重量：漢堡公民身份將他錨定于技術官僚帝國的齒輪中，工程師職業選擇則使他成為新秩序沖鋒的排頭兵。?然而這位“普通年輕人”的療養院之旅，終在敘述者綿延千頁的講述中延展成七年靈魂歷險。直至1914年，硝煙吞噬弗蘭德斯戰場的黎明，漢斯的身影消逝于現代性屠宰場——那原定通往人生巔峰的鐵路，竟在歷史急彎處脫軌墜入深淵。

不久他將回國效力，因為新德國需要海軍工程師來“幫助他的國家變得偉大和強大”——目標是從英國手中奪取制海權，并在帝國擴張中與對手競爭。在威尼斯麗都酒店，塔齊奧穿著水手服嬉戲，這并非特例。像許多中歐貴族和上層資產階級的孩子一樣，他遵循了德皇威廉二世為其子女定下的時尚。這種裝扮正是德國海軍野心與其地緣政治目標的象征。漢斯在前往達沃斯的火車上閱讀的材料（包括那本后來被忽視的《海洋蒸汽船》）都強調了德國對英國技術的依賴。他還發現，軍中服役的堂兄正忙于學習俄語。其戰略意圖是：俄國若能有效牽制英國在太平洋和印度西北邊境的力量，德國海軍便能在西方海域獲得更大的行動自由。

《魔山》既是一部德國神話，也是對成長小說（Bildungsroman）的戲謔顛覆。傳統成長小說中，年輕主人公離家踏入世界，通過經歷尋找自我。小說開篇描繪漢斯·卡斯托普從漢堡平原到達沃斯高山的旅程，其敘述方式暗示著主人公即將在“新環境”中經歷的非凡“發展”。然而，這段旅程的描述充滿了神話意象與象征，強烈地暗示：它并非僅僅是地圖上從一點到另一點的移動，而更像是一次進入某個危險而超凡領域的閾限通道。

雖然故事始于一次“假日冒險”，但漢斯對克勞迪婭·肖夏——這位仿佛是他平原生活反面的俄羅斯病人——的癡迷及其引發的深刻反思，激發了他對生物學、心理學乃至物理學和天文學的新興趣。同時，進步理性主義者塞特姆布里尼引導漢斯（及讀者）廣泛接觸了具有自由現代精神的哲學與政治思想。

然而，漢斯似乎對塞特姆布里尼的勸導充耳不聞。他逐漸切斷了與山下世界的聯系（他輕蔑地稱之為“平地”），將魔山視作新家。塞特姆布里尼幾乎未能利用克勞迪婭缺席的時機對漢斯施加獨占性的影響，因為他很快遭遇了一位更善辯、更危險的對手，來爭奪這位順從年輕人在智識與哲學上的忠誠：前“保守革命者”里奧·納夫塔。這位具有共產主義傾向的猶太裔耶穌會士，比他的意大利對手更熱衷于無休止的辯論。

這兩位雄辯的對手都扮演著教育家的角色，凝聚了托馬斯·曼在1914-1918年戰爭期間對人性和世界的深刻洞察。塞特姆布里尼雖具魅力，但在卡斯托普眼中，他最終淪為一位只會彈奏單一曲調的管風琴手，全然不識其自身的局限。納夫塔則集多重矛盾于一身：猶太裔、耶穌會士、非理性的鑒賞家、兼具無政府主義與虛無主義傾向，其思想底色更貼近尼采的悲觀主義，而非啟蒙時代的理性希望。若論其思想譜系，納夫塔的形象可追溯至馬克思、陀思妥耶夫斯基、尼采等深刻批判現代性的先驅；而塞特姆布里尼身后則隱約浮現著伏爾泰、孔多塞乃至現代自由主義知識分子的精神輪廓。《魔山》的卓越思想性，正系于對這兩個復雜人物的精妙刻畫與戲劇性對峙。小說中大量篇幅用于描繪思想的交鋒，這也使曼被某些評論者冠以“枯燥的思想小說家”之名，仿佛此種寫法意味著他對人類情感、激情或悲劇本質的疏離。然而事實恰恰相反：這些論證與辯論不僅本身充滿智性魅力，更是推動漢斯·卡斯托普掙脫其未經省察之天真的核心動力。

小說的核心人物聚焦于漢斯·卡斯托普與其表兄約阿希姆·齊姆森。這對表兄弟在日常生活中是令人心生好感的正直青年，而各自的精神氣質則分別呼應了德國文化史上的兩個標志性人物譜系：漢斯更接近荷爾德林式的內省與哲思，約阿希姆則承載著瓦格納式的精神特質。正如瓦格納的音樂深刻內化了日耳曼民族的靈魂，約阿希姆是一位懷有強烈進取心、榮譽感、自尊心與責任感的青年。他矢志成為一名光榮的德國軍人，因而以近乎嚴苛的認真態度對待生命。然而，正是這份過度的執著加速了他的隕落，使其壯志未酬，英年早逝。約阿希姆病逝的場景堪稱小說最富悲劇張力的篇章，字里行間彌漫的莊嚴肅穆與崇高悲情，其震撼力與深度，或許唯有瓦格納音樂所特有的那種悲劇性升華方能比擬。

相較于腳踏實地的約阿希姆，漢斯·卡斯托普身上總縈繞著幾分凌空虛蹈的氣質。他那種自鳴得意地順應社會規范、對待工作不甚投入的態度，與其說是源于性情上的怠惰，不如說源自一種朦朧的信念：這世界所能給予的回報，似乎并不值得他傾注全部的心力與才華。盡管接受的是工程師訓練，其天性卻更近于詩人和幻想家——戀愛時宛如歌德筆下感傷的少年維特，沉思時則沉浸于荷爾德林式的詩性冥想。注重實務的約阿希姆對塞特姆布里尼與納夫塔的唇槍舌劍充耳不聞，漢斯卻每每聽得入神，興致盎然。這兩人如同漢斯的精神牧羊人，爭相要將這只迷途的羔羊引向各自信奉的人生道路。正是這種方向截然相反的牽引，迫使漢斯在分裂的夾縫中尋找自我，構成了小說最具思想張力的反諷圖景。每當敘事的筆觸行至此處，敘述者便格外神采飛揚，興致勃勃地呈現這場靈魂的拔河。

然而，漢斯真正心儀的既非那位滿懷文藝復興理想的意大利人（塞特姆布里尼），亦非那位將共產主義與中世紀神學熔于一爐的猶太人（納夫塔），而是氣度非凡、威嚴而破碎的荷蘭紳士明希爾·佩佩爾科恩。如果說塞特姆布里尼與納夫塔共同構筑了漢斯的人文思想課程，那么佩佩爾科恩則最終完成了其至關重要的情感啟蒙。納夫塔的自殺固然終結了漢斯在思想層面的探索歷程，但更早發生的佩佩爾科恩之死，已然為其情感體驗畫上了決定性的休止符。由此可見，漢斯在魔山的七年歲月，遠非一場單純的疾病療愈，實則是其情感世界與精神版圖經歷雙重拓荒與淬煉的存在論朝圣。

療養院的生活徹底消解了任何關于告別過往、邁向異質未來的感知。初抵魔山時，漢斯仍帶著“平地”的視角，目之所及皆新奇意外，其時間體驗尚存一絲“鮮活”的流動感。然而，他旋即被卷入療養院日常的永恒回環——日復一日、周復一周、年復一年的節奏與儀式刻板雷同，甚至季節的線索也蕩然無存，因各類天氣在四季中隨機閃現。他由此墜入一種懸置的“永恒當下”。病房形同囚籠，餐廳化為浮世舞臺，而那位戲稱“宮廷顧問”的院長，儼然一位掌控時空牢獄的典獄長。眾生百態、世相紛紜，盡數被壓縮于這喪失了時間維度的封閉空間。人們“為了秩序”，默許了那些“終歸徒具虛文”的規訓。療養院的存在因而深陷于空洞的循環，病人們沉溺于種種消磨時間的瑣碎嗜好，日漸蛻變為徒具形骸、游走于虛無邊緣的“空心人”。

最終，一戰爆發。歷經七年的精神洗禮與幻滅，漢斯終于在魔山之上獲得了精神覺醒，領悟到“人為了善和愛就不應讓死亡統治自己”。于是，他拿起槍，走下山去，投身于表哥未竟的事業，擁抱真實的生活。“……就這樣，在一片混亂中，在雨中，在黃昏中，他從我們的視線中消失。”小說于此戛然而止，漢斯也最終實現了對精神“魔山”的超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