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張修智

1935年，蔣廷黻應蔣介石之邀，辭別清華大學歷史系主任之職，躬身入局，出任國民政府行政院政務處處長。這是一個副部長級別的職位，且位居中樞，故顯赫而重要。赴任前，胡適以“為語麻姑橋下水，出山不比在山清”兩句詩贈送蔣廷黻，意思顯豁，勸其不要去蹚政治這道渾水。胡適的意見，也代表了許多蔣的朋友的看法。

不過，朋友們的好意顯然沒起什么作用。在《蔣廷黻回憶錄》（岳麓書社2003年出版）中，寫到從書齋一躍而進政治中樞，蔣廷黻沒有表現出一點猶疑，仿佛是一件期待已久的事，并且在政壇一干就是近30年。這與胡適出任駐美大使一職前的排距、彷徨且兌現了卸任后即返回書齋生活的諾言相比，形成鮮明反差。

對于出山之水的清濁，蔣氏晚年在回憶錄中并沒有做自我評判，他只是列舉了幾件自己主導、推動的改革事項，用事實說明自己做過的努力，同時慨嘆行政改革之難。看蔣廷黻上任之初的舉動，不能不令人感嘆這位書生政治家的憨直與天真。他的頭幾板斧，就砍向了中政會與機構改革。中政會是何方神圣？它是國民黨中央政治會議的簡稱。根據規制，國民政府的最高行政機構行政院于周二院會上所做的重要決定，都要送到中政會周三的會議上討論。顯然，中政會是黨國體制的靈魂。但在蔣廷黻看來，這個議事程序是可笑且低效的。中政會的人員對問題的了解程度遠不如行政院的人員，但行政院起草提案的人員卻大部分不能出席中政會，因此對提案既沒有說明也沒有辯護的機會。他認為，行政院與中政會的關系應予調整，中政會討論提案時，各部會的首長要親自出席。蔣氏的用意，顯然是想增加第一線工作人員在最高決策程序中的權重。其實，對于中政會與行政院這種繁瑣、低效而不專業的關系，其他人未必看不出來，他們只是不說而已，只有蔣廷黻這只初生牛犢，才會不識時務地要去太歲頭上動土。

機構改革從來是塊硬骨頭，蔣廷黻對此也不憚展開風車大戰。他首先提出取消經濟委員會和建設委員會的動議，認為這兩個機構本身職能重復不說，還與其它機構也有重復。他還提出設立農林部、合并鐵道部與交通部等方案，認為農業立國的中國不該沒有一個專門的農業部門。

蔣廷黻推動的這些改革，都屬于敏感而高難度的動作，多沒有立刻見效。但一年后，蔣廷黻在駐蘇聯大使的任上發現，經濟委員會和建設委員會真的被裁撤了，鐵道部與交通部被合并，而農林部也成立了。

不過，蔣廷黻的生猛作風，顯然還是把蔣介石嚇到了。蔣廷黻在政務處處長這個位置上才干了幾個月，剛剛提交了中央政府的改革建議稿，蔣介石即把他的位置與翁文灝做了對調，讓后者負責中央政府的改革工作，而讓蔣廷黻負責地方行政改革。半年多后，蔣廷黻又被派出任中國駐蘇聯大使一職。中國近代外交史是蔣廷黻最擅長的史學研究領域，他也可以說是這一領域的開山之人，讓他出任駐蘇大使一職，雖有將這頭“闖入瓷器店中的猛牛”（翁文灝評價蔣廷黻之語）引開之意，但蔣廷黻確是這一職位的一時之選。當時國內普遍寄希望蔣廷黻能設法讓蘇聯與中國并肩作戰，抵抗日本侵略。然而這是不切實際的期望。蘇聯奉行西線優先的戰略，它對中國的支持，限于中國能在遠東拖住日本，使之無暇無力進攻蘇聯為止。蔣廷黻在駐蘇大使任上難有耀眼業績，不到兩年，又重回行政院政務處處長的位置上。

重作馮婦的蔣廷黻，并沒有改變自己不怕得罪人的行事風格。比如在編制各省1942年的年度預算時，他堅持對預算做合理化的改革，結果他主持編制的各省預算案幾乎招致了所有封疆大吏的反對。不過蔣廷黻并沒有讓步，幸好他得到了蔣介石的支持，讓預算案得以通過。《蔣廷黻回憶錄》只寫到一半，蔣氏便去世了。盡管他沒來得及在書中對自己不短的從政生涯做總結性的評價，但不難猜想，他的自我評價不會多高。畢竟，他登上的，是一艘十幾年后即沉掉的船，而這期間，他始終是駕駛艙中的一員。在國民黨政權在大陸土崩瓦解的大背景下，任何曾經的改革嘗試與努力都不免黯然失色。《劍橋中華民國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在評價南京十年（1927-1937年）國民黨的統治時認為，從南京政府的建立，到全國卷入一場漫長和毀滅性的戰爭，國民黨統治只經歷了十年時間。十年的時間對于建立一個全新的全國政府，扭轉長達一個世紀以來沖擊著中國的政治分裂和民族恥辱的浪潮，是嫌太短了。因此，盡管該書肯定了南京十年國民政府在政治、經濟建設方面的成就，以及國民日漸增長的自信心，同時也特別肯定了蔣介石政府中不乏受過教育、具有現代思想的文職領導人這一事實，但依然認為，這一切無補于大局。“自1935年以后，蔣介石使一批受人尊敬的銀行家、記者以及知識分子進入其政府：其中有張嘉璈、翁文灝、吳鼎昌以及蔣廷黻，他們才能出眾而且比較進步。然而，這些新來的人，只對政府的基本政策產生了輕微的影響。在事實上控制著政權的人中，懂得如何去完成社會和經濟重建的任務的，只是鳳毛麟角。”《劍橋中華民國史》揭示的這一事實，與蔣廷黻的觀察不謀而合。回憶錄中，他以切身體會說：“側身政府的人中存心克盡厥職的，固然遠較一般人想像的為多，但政府官員中具有現代眼光的卻遠較大家想像的為少。”

有一種流行的說法是，蔣介石之所以招攬蔣廷黻這類知識分子入閣，不過是為了裝點門面而已。這是一種簡單化、污名化的理解。事實上，蔣介石之所以這么做，很大程度上，是來自內心的危機感。1936年10月，蔣介石曾斷言：“如果我不清除現在這個腐敗黑暗、行賄受賄，敷衍塞責和無知愚昧的機體，并代之以建立一個清廉高效的政府，那么，反對我們的革命不久就會爆發，就像我們發動反滿革命那樣。”（《劍橋中華民國史》第二部181頁）這種深重的危機感，才是理解他延攬包括蔣廷黻在內的一批知識分子進入政府的真實動機，也是理解蔣廷黻稱自己為蔣介石的“政治看家犬”的一把鑰匙。蔣廷黻最要好的朋友，如胡適、傅斯年、翁文灝、浦薛鳳等，對蔣廷黻的個性或許有批評，但沒有人認為他是因為一己之私而從政。只是，蔣介石終非一個具有現代眼光的政治家，他的局限，決定了蔣廷黻們的作為也只能是非常有限的。據看過蔣廷黻日記的美籍華人學者江振勇先生披露，蔣廷黻在日記中多有對蔣介石的不滿、批評之辭。

讀《蔣廷黻回憶錄》，最受感染的地方，是蔣廷黻心中那種真摯、濃烈的家國情懷，那種渴望自己的國家走上現代之路的深刻情感。這是他那一代知識分子共有的精神特征。古語云：“恩怨盡時方論定”。蔣廷黻們置身的那種天地玄黃之爭，距今已近一個世紀了，今時之人，完全應該在中華民族可歌可泣的現代化轉型這一宏偉坐標下，去觀照、評價蔣廷黻們的努力，從而報之以溫情與敬意，如是，就會避免那種窮形惡相的史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