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博時空 作者 王子玥 “三月三日天氣新,長安水邊多麗人。態(tài)濃意遠淑且真,肌理細膩骨肉勻。繡羅衣裳照暮春,蹙金孔雀銀麒麟。頭上何所有?翠微匎葉垂鬢唇。背后何所見?珠壓腰衱穩(wěn)稱身。”杜甫的這首《麗人行》描述了三月三上巳節(jié)踏青郊游、曲江宴飲的熱鬧場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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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朝江總的《三日侍宴宣猷堂曲水詩》則描述了上巳節(jié)宮中歌舞升平。“上巳娛春禊。芳辰喜月離。北宮命簫鼓。南館列旌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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佳節(jié)吉日,金樽美酒,輕歌妙舞是少不了的。樂舞的出現(xiàn)早于文字,人們在不會寫字的時候就會用音樂舞蹈來表達情感。中國素有“禮樂之邦”的稱謂,一般認為禮樂文化源于西周,“周公制禮作樂”,然而隨著考古發(fā)現(xiàn)的深入,我們已知的最早的樂器——賈湖骨笛已經(jīng)距今8000多年。在山西堯都陶寺,已經(jīng)出現(xiàn)了中國最早的樂隊——石磬、陶鼓、銅鈴一應(yīng)俱全,拉開文明的序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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懸掛在橫梁上的石磬,輕輕敲擊,那優(yōu)美的天籟之音,沁人心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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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色的陶鼓,咚咚作響,音量大小隨著氣眼開放的多少而有節(jié)奏的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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銅鈴發(fā)出清脆悅耳的清音,陶塤發(fā)出了憂傷的悲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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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禮序人倫,樂移風(fēng)俗”,禮樂的清聲,讓人內(nèi)心平和而有禮,音樂沒有文字,在潛移默化中浸潤著人們的心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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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蒙昧走向文明
8000多年前幾聲渾厚而古樸的笛音從一只精心打磨的七孔鶴鳥骨笛中發(fā)出,時間久遠我們無法得知骨笛的主人制作并吹響它的目的,或許是為了驅(qū)趕野獸,也有可能是某種祭祀儀式,但中華民族音樂的起源從此定格在這一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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距今4000多年的堯都陶寺遺址,發(fā)現(xiàn)了完整的禮樂器,將禮樂文明的濫觴,追溯到夏商周之前的唐堯時代,且有文獻為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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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文獻資料中,堯舜時代已經(jīng)有八音的禮樂制度。《尚書·舜典》記載:“帝曰:‘夔!命汝典樂,教胄子……八音克諧,無相奪倫,神人以和。’夔曰:‘于!予擊石拊石,百獸率舞。’”帝舜說:“夔,任命你掌管音樂事物,負責(zé)教導(dǎo)年輕人……八類樂器的聲音能夠調(diào)和,不使它們亂了次序,那么神和人都會因此而和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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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音指金、石、土、革、絲、木、匏、竹。鐘、鈴等屬金類,磬等屬石類,塤屬土類,鼓等屬革類,琴瑟等屬絲類,柷、圉等屬木類,笙、竽等屬匏類,管、簫等屬竹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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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目前為止,陶寺遺址出土樂器有陶鼓、鼉鼓屬于八音里的革,石磬屬八音里的石,陶塤屬于八音之土,銅鈴屬于八音之金。木絲竹類樂器難以保存,所在陶寺遺址未見。



數(shù)千年前的某一天,在黃河流域一群氏人,手挽著手,步調(diào)一致,無拘無束地跳起舞來,恣意揮灑汗水,笑聲、歌聲、舞聲交織在一起,這場熱鬧而歡樂的活動被記錄在陶盆上,成為目前為止發(fā)現(xiàn)的最早記錄舞蹈的文物。


人們認為舞蹈的起源早于該陶盆所處的時間,而對于舞蹈產(chǎn)生的原因?qū)W術(shù)界各抒己見,諸如宗教說、勞動說、模仿說、生殖說等等。《呂氏春秋·古樂》記載炎帝時期因為經(jīng)常刮風(fēng)導(dǎo)致萬物飄零,果實不熟,因此炎帝的大臣創(chuàng)作士達出五弦瑟“以來陰氣,以定群生。”舜的父親在五弦瑟的基礎(chǔ)上制作成十五弦瑟,演奏的曲目命名為《大章》,“以祭上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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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際上音樂與舞蹈是密不可分的,古人一直秉承著詩、歌、舞三位一體的觀點,《禮記》謂:“詩,言其志也;歌,詠其聲也;舞,動其容也。”詩是用于表達思想,音樂發(fā)出思想的聲音,舞蹈則表現(xiàn)其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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遠古部落的葛天氏被認為是樂舞的開創(chuàng)者,《呂氏春秋·古樂》記載他手持牛尾,踏著腳歌唱舞樂八章:“一曰載民,二曰玄鳥,三曰遂草木,四曰奮五谷,五曰敬天常,六曰達帝功,七曰依地德,八曰總?cè)f物之極。”無獨有偶,《列子·黃帝》記載舜帝時期由樂官夔(kuí)創(chuàng)作的《大韶》,人們敲擊石磬為扮演百獸的舞者伴奏,優(yōu)美的旋律,曼妙的舞姿甚至吸引鳳凰前來朝賀:“堯使夔典樂,擊石拊石,百獸率舞;《簫韶》九成,鳳皇來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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振興禮樂,欽定紀(jì)綱
夏代開始,樂舞從圖騰祭祀的禮儀活動轉(zhuǎn)向為對君王、有功之人的歌頌。官員皋陶創(chuàng)作《夏籥》一曲贊揚大禹治水的功德:“禹立,勤勞天下,日夜不懈。通大川,決壅塞,鑿龍門,降通漻水以導(dǎo)河,疏三江五湖,注之東海,以利黔首。于是命皋陶作為夏籥九成,以昭其功。”殷湯滅夏后創(chuàng)作《大護》、《晨露》歌曲彰顯自己的美德:“功名大成,黔首安寧。湯乃命伊尹作為大護,歌晨露,修九招、六列、六英,以見其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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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王伐紂,建立周朝創(chuàng)作《大武》一曲,是繼遠古時期的“刑天氏之樂”又一歌頌戰(zhàn)功的舞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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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命玄鳥,將而生商。”商人尊重鬼神,據(jù)《禮記譯注·表記》記載:“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先鬼而后禮。”因此祭祀與求神卜卦之風(fēng)盛行。從發(fā)掘的甲骨文中可以看出上至國家大事,下到私人生活,商人是無事不卜。這時就需要一個能與鬼神溝通的人,有此能力的男性稱為“覡”,女性稱為“巫”。《說文解字》:“巫,以舞降神者也。”在巫術(shù)活動時必有樂舞相伴,樂舞的“娛神、通神、裝神”功能再次被發(fā)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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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代的巫樂廣泛用于各項祭祀儀式中,例如祭祀祖先時為男女群演的萬舞,《詩經(jīng)·邶風(fēng)·簡兮》有詳細的描寫:“簡兮簡兮,方將萬舞。日之方中,在前上處。碩人俁俁,公庭萬舞。有力如虎執(zhí)轡如組。左手執(zhí)龠,右手秉翟。赫如渥赭,公言錫爵。山有榛,隰有苓。云誰之思?西方美人。彼美人兮,西方之人兮。”該舞包括武舞和文舞,武舞以鼓聲相和,身材高大健美的舞者手持兵器,氣勢雄偉,猶如在戰(zhàn)場上進攻。文舞則動作柔美、典雅,表演者一手拿龠吹奏,一手持羽毛揮舞。此外還有頭戴面具,驅(qū)邪避災(zāi)的“魁舞”,祈求風(fēng)雨的“厓舞”“雩舞”,圖騰崇拜的“羽舞”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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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王朝的建立使得樂舞從娛神娛人上升為君王鞏固統(tǒng)治,維系社會穩(wěn)定的重要工具。《禮記·樂記》曰:“樂者,天地之和也;禮者,天地之序也。和故百物皆化,序故群物皆別。”禮是秩序與社會規(guī)范,是對人進行劃分后形成的等級制度,而樂是對禮運行的保障,用于緩和制度帶來的社會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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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周樂制包含音樂、舞蹈、歌詠、誦諷等。作為上古音樂的集大成者,承襲遠古時期的樂舞,以六代樂舞為核心建立起完備的宮廷祭祀制度。黃帝時期的《云門》來祭祀天神、堯時期的《大咸》用來祭祀地神、舜時期的《大韶》用以祭祀四方、禹時期的《大夏》用以祭祀山川、商湯時期的《大濩》用以祭祀周的始祖,本朝的《大武》用來祭祀周的祖先。同時設(shè)立專門的音樂機構(gòu),負責(zé)皇家子弟的音樂教育和執(zhí)行禮樂,下有大司樂、樂師、大胥、大師、磬師等共計1463人。設(shè)置“樂懸”制度,規(guī)定不同等級的人所享有的樂舞表演的規(guī)格各不相同,譬如天子可欣賞六十四人表演,謂之“八佾”,諸侯六佾,大夫四佾,士二佾。以至周后期禮崩樂壞,孔子作為周禮的推崇者,談?wù)摰酱蠓蚣臼稀鞍速栌谕ァ保硎尽笆氩豢扇獭!?/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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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嚴明的禮樂制度下,古代樂舞出現(xiàn)第一個發(fā)展高峰時期。以“五聲八音”為樂,“五聲”指的是音階,即宮、商、角、徵、羽。八音為器樂的分類,由土、竹、革、匏、絲、石、金、木八種材料制成的樂器,土曰塤、竹曰管、革曰鼓、匏曰笙、絲曰弦、石曰磬、金曰鐘、木曰柷。史書所記載的周代已有樂器種類近七十余種,常被提及的有二十九種。從西周初年開始采集民風(fēng)民歌的《詩經(jīng)》中出現(xiàn)不少絲弦樂器:“窈窕淑女,琴瑟友之。”“我有嘉賓,鼓瑟鼓琴。”“妻子好合,如鼓琴瑟。”可見當(dāng)時借樂抒發(fā)個人情感已逐漸普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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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4年當(dāng)曾侯乙編鐘被完整地復(fù)制出全套鐘聲并敲響的那一刻,徹底改寫了世界音樂史,中國早在2400多年前的戰(zhàn)國時期就掌握完備的十二樂音體系,且每件鐘都能演奏出三度音階的雙音。這件高273厘米、寬335厘米,架長748厘米,由19件鈕鐘,45件甬鐘和1件大镈鐘組成的大型青銅樂器被譽為古代世界的“第八大奇跡”。它的出現(xiàn)彰顯著周代樂律體系的盡善盡美,其富有的禮樂思想是先秦時期文明的一個宏偉而又璀璨的縮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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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袖細腰,揚袖踏鼓
相較于先秦樂舞的莊重雅正,到了漢代受儒家文化影響的樂舞更具感性與優(yōu)雅,對美產(chǎn)生了追求,其清新、壯美的特點在歷史上留下濃墨重彩的一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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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漢時期的音樂分為雅樂和俗樂,雅樂最初指宮廷創(chuàng)作的歌舞,被用于帝王敬天法祖、朝賀宴飲等重要場合當(dāng)中。漢武帝時期“樂府”正式成立,作為專門管理音樂的機構(gòu),不僅組織文人創(chuàng)作皇家專用的詩歌,還收集民間歌謠,著名的“樂府雙璧”《孔雀東南飛》與《木蘭詩》便因此流傳千古。《晉書·樂志》載:“相和,漢舊歌也,絲竹更相和,執(zhí)節(jié)者歌。”漢樂府中對后世影響最為深刻的莫屬相和歌,“相”是指由舂米、筑墻等勞作工具演變而來的擊節(jié)樂器。最初相和歌為無伴奏的清唱,稱作“徒歌”,后在清唱時加入幫腔,謂之“但歌”,最后加入了舞蹈和絲竹樂,成為名副其實的相和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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俗樂指民間流行的音樂和舞蹈,大多為楚音所作,因此未收入到雅樂當(dāng)中。例如漢高祖劉邦親自創(chuàng)作的《大風(fēng)歌》是楚歌的代表:“大風(fēng)起兮云飛揚,威加海內(nèi)兮歸故鄉(xiāng),安得猛士兮守四方。”后被用在郊廟祭祀當(dāng)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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漢代舞蹈是在楚舞的基礎(chǔ)上發(fā)展而來的,融合“楚腰纖細”以及的雜技、角抵、俳優(yōu)等藝術(shù)的特點,具有剛?cè)岵奶厣!把U裊腰疑折,褰褰袖欲飛。”(唐·張祜《舞》)長袖舞是西漢最為代表性的舞蹈,相傳漢高祖劉邦的寵妾戚夫人就善作這“翹袖折腰之舞”。該舞主要為手部及腰部的配合,舞者穿著特制的長袖服飾,一只手用力揮袖甩過頭部,形成一個弧形;另一只袖子反方向從體前甩過髀間,最終形成S形。衣袖翻飛,舞姿變幻,行云流水之間展現(xiàn)出舞者“翩若驚鴻,宛若游龍”的動人之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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柔為長袖舞,剛見盤鼓舞。盤鼓舞為舞者站在盤子或者鼓上表演,通常使用七盤一鼓表演,也稱作“七盤舞”。舞者或揮舞長袖,或踩鼓下腰,或身俯鼓面,用手、腿、足排擊盤鼓,整齊劃一的動作與短促有力的盤谷聲帶來一場優(yōu)雅健美的視覺盛宴。除此之外還有巾舞、建鼓舞也是力量美的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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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商胡舞,融合肇始
分裂與融合是魏晉南北朝時期的主題,一方面政權(quán)的交替、割據(jù)讓社會動蕩不安,同時帶來的民族大遷徙又使得不同文化在此契機下融合,見諸于樂舞之上是漢族清商樂和西域胡舞的交流。同時該時代具有上承秦漢余韻,下啟隋唐盛世的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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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商樂是魏晉時期主流的樂舞文化,一說來源于古代的商歌,《淮南子修務(wù)訓(xùn)》載:“清,商也;濁,宮也。”二說繼承漢樂府《相和歌》中的清商三調(diào),即平調(diào)、清調(diào)、瑟調(diào)。清商樂早在曹魏時期就非常盛行,曹丕設(shè)立“清商署”專門管理音樂。曹家三父子多次為其創(chuàng)作大量歌辭,如曹操的《短歌行》:“對酒當(dāng)歌,人生幾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南齊大臣王僧虔曾談?wù)摰溃骸敖裰迳蹋瑢嵱摄~雀魏之三祖。風(fēng)流可懷,京洛(魏晉)相高,江左(南朝)彌重。”清商樂在相和歌的基礎(chǔ)上,融合南方民間的音樂,例如《拂舞》、《前溪舞》、《白纻舞》等,樂舞內(nèi)容不再歌頌帝王功績,而是注重人內(nèi)心情感的抒發(fā),多現(xiàn)象男女之情,曲風(fēng)集清、哀、悲、美為一體,被認為是華夏正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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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嘉之亂(307年~312年)后清商署的樂舞人流落他鄉(xiāng),一部分人來到?jīng)鲋荩妄斊潣废嘟Y(jié)合,產(chǎn)生了西涼樂。另一部分隨東晉政權(quán)來到江南,推動吳歌、西曲的發(fā)展,成為南朝“新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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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固所著的《東都賦》提及:“四夷間奏,德廣所及,僸佅兜離,罔不具集。”“僸佅兜離”泛指各民族的樂舞,“兜離”是漢武帝時期張騫通使西域,帶回的《摩訶·兜勒》樂舞,自此西域樂舞正式傳入中原。“四夷間奏,罔不具集”表示各族樂舞相繼表演,盛況一時。西域樂舞的傳入,也帶來如箜篌、琵琶、篳篥、胡笳、胡角等新的樂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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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舉技無不佳,胡舞最所長”胡舞以熱情奔放的風(fēng)格,多旋轉(zhuǎn)跳躍的舞姿和高難度的舞蹈技巧見著,與清秀婉轉(zhuǎn)的清商樂舞形成鮮明的對比,受到中原人的熱愛與追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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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時舞蹈中的佛家文化也被引入中原地區(qū),敦煌石窟、云岡石窟、龍門石窟等均可看見飛天舞的壁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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鳩摩羅什所譯的《妙法蓮華經(jīng)?譬喻品》記載:“爾時四部眾、比丘尼、優(yōu)婆塞、乾達婆等天人,見舍利佛于佛前受阿褥多羅三藐三菩提記,心中歡喜踴躍無量,各個脫身上所著上衣,以供養(yǎng)佛。”因此在敦煌壁畫中所繪的飛天舞者皆袒胸露懷,不完全統(tǒng)計敦煌莫高窟402個洞窟中飛天形象多達4500余身。舞者體態(tài)纖細,腰肢柔軟,赤著足,衣著簡約,裙帶隨風(fēng)飄動,騰云駕霧,將觀者也帶入仙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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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飛天舞者外還有伎樂天,因一邊飛翔一邊手持樂器演奏,故又名飛天伎樂。常見伎樂天演奏的樂器有笙、笛、簫、鼓、箜篌、排簫、篳篥等,只見樂者演奏著仙樂,衣帶飄揚,迎風(fēng)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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敦煌莫高窟第112窟南壁東側(cè)的《伎樂圖》,這個舞樂圖中的樂隊只有六人,左面三人演奏鼗鼓、橫笛、拍板,右三人演奏箜篌、阮咸、琵琶, 相對坐在平臺上,手的動作準(zhǔn)確優(yōu)美。中間一舞伎,束高髻,戴宅冠,著羽褲,腰束帶,披長巾,反握琵琶,吸捉右腿,翹起拇趾,一邊手彈琵琶,一邊應(yīng)著拍節(jié)而舞,隨著舞姿旋轉(zhuǎn)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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鐘靈毓秀,盛世之宴
“九天閶闔開宮殿,萬國衣冠拜冕旒。”(唐·王維《和賈舍人早朝大明宮之作》)大唐,一個繁榮而輝煌的時代,是錦繡河山,八方來朝;是詩酒縱樂,流光溢彩,在河清海晏、開放包容的社會影響下樂舞迎來又一高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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漢族樂舞可分為三個時期:三國前的雅樂、魏晉時期的清商樂,以及隋唐時吸收西域音樂而繁榮的燕樂。燕樂是宮廷所用的樂舞,也稱作宴樂,兼具禮儀性、藝術(shù)性和娛樂性。開皇初年(581年~585年)隋文帝整理漢族及少數(shù)民族的樂舞,制定了宮廷典禮專用的七部樂,其子隋煬帝在此基礎(chǔ)上增加兩部樂舞成九部樂,分別為:清商、西涼、龜茲、疏勒、康國、安國、天竺、高麗和禮畢。唐朝初年“因隋舊制,奏九部樂”,到了唐太宗貞觀十四年(640年)正式確立十部樂,以燕樂為首部,并增設(shè)高昌樂、十部樂為中八部為其他民族或外國的樂舞,體現(xiàn)出唐代兼收并蓄、文化包容的特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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樂舞機構(gòu)上唐朝借鑒前代之法,設(shè)立掌管禮儀祭祀樂舞的太常寺,下領(lǐng)導(dǎo)太樂署和鼓吹署等,盛唐時該機構(gòu)下屬人員多達數(shù)萬人。在開元、天寶年間(713年~756年)專負責(zé)娛樂性演出的教坊盛行一時,與太常寺分工明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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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玄宗自幼精通音律,熱愛歌舞表演,他即位后下令在太常寺之外單獨設(shè)立管理和教授俗樂的教坊——梨園。唐代共有四個梨園,其中以長安的梨園本部和華清宮的“隨駕梨園”知名度最高。唐玄宗和楊貴妃長期在華清宮梨園創(chuàng)作音樂、排練舞蹈,演繹了很多經(jīng)典的華舞樂章。梨園教授和演奏“法曲”,該曲因用在佛教法會上而得名。梨園樂工舞人皆從坐部伎中精挑細選,為高手如云,男女藝人超四百余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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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玄宗一生所作的曲子數(shù)不勝數(shù),最經(jīng)典、最有名的便是創(chuàng)作于華清宮的《霓裳羽衣曲》,以及《得寶子》、《凌波曲》等。據(jù)記載,在華清宮梨園,經(jīng)常是玄宗調(diào)玉笛以倚曲,楊貴妃含笑以領(lǐng)歌,或者是梨園弟子演奏各色樂器,楊貴妃于樂曲聲中翩然起舞。白居易詩“驪宮高出入青云,仙樂風(fēng)飄處處聞”,正是當(dāng)時情景的寫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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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行于王公貴族和民間的樂舞整體上可分為小型表演和大型表演兩種,小型表演中又有健舞和軟舞之分。健舞是動作矯健、節(jié)奏明快的樂舞泛稱;軟舞與其相反,舞姿為優(yōu)雅柔婉、節(jié)奏舒緩動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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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時期教坊收錄的樂舞名目各不相同,健舞最有名的代表莫屬晚唐期《樂府雜錄》記載的胡騰舞。“弦鼓一聲雙袖舉,回雪飄飖轉(zhuǎn)蓬舞。”(唐·白居易《新樂府·胡旋女·戒近習(xí)也》)胡旋舞以輕盈、靈動、旋轉(zhuǎn)見長,表演者穿著輕盈的薄紗,佩戴晶瑩閃亮的飾品,在歡快的鼓聲中旋轉(zhuǎn),如同雪花飛舞,讓人目不暇接。相傳楊貴妃善作此舞,其明艷動人的身姿引得唐玄宗忘乎所以,性情之下竟擊破羯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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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旋舞,簡稱胡舞,“舞急轉(zhuǎn)如風(fēng),俗謂之胡旋。”有學(xué)者認為胡騰舞以男子為主,動作主要是雙腿踢蹬騰跳;胡旋舞以女子為主,動作則多是身體急速旋轉(zhuǎn)。但總體而言,二者仍屬同一系統(tǒng)的舞蹈,節(jié)奏鮮明歡快,風(fēng)格剛勁有力。白居易《胡旋女》一詩寫道“胡旋女,出康居”,可知這一舞蹈藝術(shù)即出自粟特。歷史上最有名,最奇特的“胡旋舞表演者”當(dāng)屬安祿山。史書記載這位“重三百三十斤”的人在唐玄宗面前竟能“作胡旋舞疾如風(fēng)焉”!(《舊唐書·安祿山傳》載:“晚年益肥壯,腹垂過膝,重三百三十斤,每行以肩膊左右抬挽其身,方能移步。至玄宗前,作胡旋舞疾如風(fēng)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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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人眼中的“胡”主要指粟特人。粟特人的宴席上永遠少不了歌舞歡笑。雖然生活的場景早已消散在歷史長河中,但古人鐫刻在石頭上的繪卷為我們留下了這些動人的場景。虞弘墓出土石堂圖像多有表現(xiàn)宴飲中的歌舞畫面。下圖中是兩位正在進行演奏的粟特男子,一人彈奏琵琶,一人吹奏橫笛,正在合奏的兩人都是陶醉其中的神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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軟舞中有《綠腰》、《涼州》、《團圓旋》等舞目,其中《綠腰》又名《六幺》,在許多名詩名畫中都有它的身影。如白居易在《琵琶行》中描寫琵琶女“大弦嘈嘈如急雨,小弦切切如私語”的高超彈奏技藝,演奏的曲目就是“初為霓裳后六幺”。五代畫家顧閎中所繪的《韓熙載夜宴圖》中就有名妓王屋山為賓客表演的六幺舞,贏得滿堂喝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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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國有佳人,輕盈綠腰舞。華筵九秋暮,飛袂拂云雨。翩如蘭苕翠,婉如游龍舉。越艷罷前溪,吳姬停白纻。慢態(tài)不能窮,繁姿曲向終。低回蓮破浪,凌亂雪縈風(fēng)。墜珥時流盻,修裾欲溯空。唯愁捉不住,飛去逐驚鴻。”唐代詩人李群玉在長沙見過此舞,佳人穿著修身長袖舞衣,起初舞女動作柔緩連綿不斷,衣袖飛舞,如同雪花漫漫。隨著節(jié)奏加快,一舞完畢時女子好像要乘風(fēng)而去的驚鴻。從該詩中可以推斷《綠腰舞》是保留著漢民族傳統(tǒng)的樂舞風(fēng)格,在西域舞盛行的時代可謂獨樹一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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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型表演即指大曲,是在漢代相和大曲的基礎(chǔ)上吸收西域歌舞精華而創(chuàng)作出的,集詩、歌、舞于一體。開篇為器樂演奏的“散序”;然后緩慢接入曲調(diào)和歌聲,有時還有舞蹈表演,這一段稱作“中序”;最后在節(jié)奏變化強烈的舞曲“破”時加入舞蹈,將氣氛點燃。大曲中間的部分稱作“法曲”,《新唐書·禮樂志》記載:“隋代已有法曲,‘其音清而近雅’。樂器用鐃、鈸、鐘、磬、幢簫、琵琶。演奏時,金、石、絲、竹參差、交錯、輪奏、合奏。”其曲調(diào)與所用的樂器與清商樂相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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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霓裳羽衣》是法曲中最廣為流傳的的曲目,該曲是唐玄宗借鑒《婆羅門曲》創(chuàng)作而出,常在宮廷及貴族宴會上表演。舞者裝扮的如同仙女一樣,頭戴步搖,身佩珠翠,著翠鳥羽毛制作而成的羽衣。舞蹈起初是悠揚輕緩“飄然轉(zhuǎn)旋回雪輕,嫣然縱送游龍驚。小垂手后柳無力,斜曳裾時云欲生。”進入“破”段后舞姿翻飛,珠玉碰撞的發(fā)出清脆的聲音“繁音急節(jié)十二遍,跳珠撼玉何鏗錚。”在高潮處戛然而止,如同高貴美麗的鳳鳥收翅離去“翔鸞舞了卻收翅,唳鶴曲終長引聲。”激蕩人心的樂舞讓白居易不禁贊嘆:“千歌百舞不可數(shù),就中最愛霓裳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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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謝花開終有時,安史之亂后地方割據(jù)、社會動蕩,國家已無力承擔(dān)培養(yǎng)相關(guān)樂舞機構(gòu),其規(guī)模不斷縮減,代宗大歷十四年(779年)解散了梨園。人才散落,大曲的樂段被拆分為曲牌,分散在戲曲、說唱等其他表演當(dāng)中,不復(fù)盛時之態(tà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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勾欄瓦肆,梨園天下
北宋結(jié)束了五代十國的地方割據(jù),建立了統(tǒng)一政權(quán)。手工業(yè)、海外貿(mào)易的發(fā)展帶來經(jīng)濟的繁榮,市民階層不斷壯大,娛樂需求也隨之增加,出現(xiàn)集商業(yè)與休閑于一體的大型集散場所——瓦肆,內(nèi)有茶坊、酒肆,以及用“勾欄”(雕刻花紋的欄桿)圍繞起來的商業(yè)表演地等。《東京夢華錄》記載:“街南桑家瓦子,近北則中瓦、次里瓦,其中大小勾欄五十余座。內(nèi)中瓦子蓮花棚、牡丹棚,里瓦子夜叉棚、象棚最大,可容數(shù)千人。”由此促使民間藝人表演更具專業(yè)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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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理民間音樂的工作在宋代起從官方交由至民間瓦肆,唐末大曲被拆分流,傳至宋代采用“減字”、“偷聲”、“攤破”、“犯調(diào)”、“自度曲”、“自制曲”等方法根據(jù)詞牌名的格式與聲律進行填寫詞,形成曲子詞,熟知的曲牌名有《如夢令》、《浣溪沙》、《點絳唇》、《青玉案》等。再根據(jù)表演方式和音樂風(fēng)格、體裁的不同分別叫小唱、吟唱、嘌唱。曲子詞在先是民間的瓦舍中流行,后由皇帝提倡,君臣上下填詞作曲蔚然成風(fēng),歐陽修、王安石、蘇軾、辛棄疾等都是著名的詞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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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的民間舞稱作“社火”、“舞隊”,表現(xiàn)內(nèi)容和百姓的生活息息相關(guān),富有娛樂趣味,例如《村田樂》是描寫農(nóng)家搗米、放牛等田間勞作的場景;《十齋郎》、《舞鮑老》舞蹈動作幽默、詼諧;還有頭戴面具的儺戲表演。《東京夢華錄》載:“其社火呈于露臺之上,所獻之物,動以萬數(shù)。自早呈拽百戲,如上竿、趣弄、跳索、相撲、鼓板、小唱、斗雞、說諢話,雜扮、商謎、合笙、喬筋骨、喬相撲、浪子雜劇、叫果子、擘象生,倬刀、裝鬼,砑鼓、牌棒、道術(shù)之類,色色有之,至暮呈拽不盡。”藝人們?yōu)槲^眾無所不用其極,雜耍特技不在話下,還有男扮女裝的戲碼:“衣裝鮮麗,細旦戴花朵口肩,珠翠冠兒,腰肢纖裊,宛若婦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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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逢春節(jié)、元宵、皇帝誕辰等重要佳節(jié),宮廷民間張燈結(jié)彩,歡歌笑語,樂舞表演中《獅子舞》是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吳自牧在《夢粱錄》中記載:“府第中有家樂兒童,亦各動笙簧琴瑟,清音嘹亮,最可人聽,攔街嬉耍,竟夕不眠。更兼家家燈火,處處管弦,……然裝點亭臺,懸掛玉柵,異巧華燈,珠簾低下,笙歌并作,游人玩賞,不忍舍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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戲曲是將文學(xué)、音樂、舞蹈、雜耍、念白等藝術(shù)巧妙結(jié)合在一起的表演形式,自宋元起,戲曲在學(xué)習(xí)前代樂舞的同時,逐漸替代樂舞稱為新的主流表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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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代涌現(xiàn)出一批批富有才情的作家,如元曲四大家關(guān)漢卿、馬致遠、鄭光祖和白樸,留下《竇娥冤》、《西廂記》《墻頭馬上》、《倩女離魂》等名作。元曲伴奏的樂器以弦索為主,例如琵琶、三弦和阮。雜劇中的舞蹈是從宋代的隊舞和民間社火中汲取靈感,舞蹈化的動作稱為“科”,這些動作是從生活中提取出美化后產(chǎn)生的,組合在一起表達完整的意思,例如關(guān)漢卿的《救風(fēng)塵》第四折中有外且怕科、周舍奪科、周扯二旦科。除此之外還有在兩支曲子中插入舞蹈表演,有時舞者邊跳邊唱,有時只跳不歌,視劇情而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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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盛行的戲曲稱為“傳奇”,是在南戲的基礎(chǔ)上發(fā)展而來,突破元曲四折一人唱的形式,每個角色都可以唱曲表演。被譽為“東方莎士比亞”的湯顯祖,筆下即有凄婉動人的愛情故事《牡丹亭》,也有對封建專權(quán),官場爾虞我詐的諷刺《南柯》、《邯鄲記》。清乾隆年間,以二簧、昆曲、梆子、啰啰等唱腔為主的“四大徽班”進京為乾隆慶祝八十歲大壽,南北方唱腔的融合交流下誕生出京劇,一經(jīng)出現(xiàn)轟動全城。同光年間一批生懷絕技的藝人被稱為“十三絕”,?不乏有“徽班領(lǐng)袖、京劇鼻祖”程長庚, “伶界大王”譚鑫培,再到梅蘭芳的祖父梅巧玲等人,他們對京劇的發(fā)展起到重要推動作用,如今京劇被稱為國粹,舉世矚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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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光溢彩、萬人捧喝的背后是樂舞優(yōu)伶的地位低下,三教九流,不被世俗所容,然正是這樣一批人為了生存為了所好,師徒教學(xué),心口相傳,樂舞才得以流傳千古,一睹風(fēng)華。一曲一舞,詠誦千年;一師一徒,生生不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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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文獻:
[1]?許兆昌.上古華夏樂舞考[J].通化師范學(xué)院學(xué)報,2023,44(11):1-8.DOI:10.13877/j.cnki.cn22-1284.2023.11.001.
[2]?皮鈺.殷商時期的巫舞探究[D].河南師范大學(xué),2020.
圖片 | 杜廣磊
排版 | 劉慧伶
設(shè)計 | 尹莉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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