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紀四五十年代，國民黨當局在臺灣實施了高壓、專制、殘酷、獨裁的統(tǒng)治，留下兩道歷史傷痕：一個是20世紀40年代的“二二八事件”；另一個是20世紀50年代對政治異見者的鎮(zhèn)壓，政治犯要么被投入大牢，要么被處以極刑，刑場設在臺北市馬場町。

吳石、朱楓等人就是在馬場町就義。

20世紀60年代，這批政治犯陸續(xù)出獄，之后他們的生活陷于困頓，開始互相幫助共渡難關(guān)，并于1987年成立“臺灣地區(qū)政治受難人互助會”（下稱互助會）。1988年，時任臺北市長的陳水扁，拍板決定將原來的刑場馬場町改建成紀念公園。1991年秋，互助會在馬場町舉辦追思會追思白色恐怖受難者，此后每年一次。

互助會的政治訴求是追求國家統(tǒng)一，被視為統(tǒng)派組織，因此民進黨和“臺獨”勢力不參加追思會；互助會祭奠的是國民黨統(tǒng)治時期的政治受難者，因此國民黨高層也唯恐避之不及。

今年的追思會于11月8日舉行，有兩個現(xiàn)象令海峽兩岸震驚。

其一，追思會上擺放著受難者遺像，吳石、朱楓、聶曦、陳寶倉等烈士的遺像赫然在列（往屆追思會是否有他們的遺像不得而知）。

其二，新任國民黨主席鄭麗文參加了追思會。她向受難者敬獻花圈、三鞠躬，其中第三個是深深地鞠躬，超過90度，而且時間很長。

臺灣輿論一片嘩然。對鄭麗文此舉，有支持者，有反對者，國民黨內(nèi)部也有不同意見，民進黨當局則是落井下石，給鄭麗文扣上紅帽子。臺灣“陸委會”于11月8日傍晚發(fā)布新聞稿，對鄭麗文出席追思會追思“共諜”吳石的行為表達譴責與遺憾。

大陸網(wǎng)友也展開了熱烈的討論，有些自媒體賬號對鄭麗文的行為進行了多種解讀。

鄭麗文在參加追思會后向媒體做了解釋。她說從接到邀請函、到跟主辦單位溝通，雙方從頭到尾都沒有提到吳石這個名字。她表示這個活動舉辦很多年了，主題是追思白色恐怖的受難者，吳石是情報人員、肩負特殊使命，與政治受難者有所不同。

鄭麗文表示，她希望未來不再聽到政治受難者這個詞語，在臺灣，每一個人都不需要為政治信仰付出青春和生命，這是臺灣人民的最基本權(quán)利，“這是我們的底線”。

對上述事項，筆者簡要評析如下：

第一，鄭麗文參加追思會與吳石將軍等人的關(guān)系。

這一點其實不必過于深究。鄭麗文表面說了什么，外界聽得見；她心里怎么想的，是另外一回事?；ブ鷷且粋€促進兩岸統(tǒng)一的組織，她能參加追思會，本身就是一種態(tài)度。

臺灣《中國時報》11月10日發(fā)表題為《直面國共歷史悲劇，共促兩岸和解》的社論，認為鄭麗文參加追思會是“（向中共）伸出和解之手，創(chuàng)造和平的架構(gòu)”，“（希望國共）尊重彼此過去所扮演的角色，走出冤冤相報的無底深淵，和解合作，共同開創(chuàng)中華民族光明的未來” 。

這一解讀是中肯的。

第二，除了表達和解之意，筆者認為，鄭麗文參加追思會的更大意義在于反擊民進黨的輿論霸權(quán)。

臺灣《旺報》11月10日發(fā)表社評《跳出民進黨誤導的認同陷阱》，提到兩個現(xiàn)象：其一，2000年民進黨首次執(zhí)政之前,“我是中國人”和“臺灣人是中國人”仍然是臺灣社會的多數(shù)共識?，F(xiàn)在，臺灣社會認同“我是臺灣人”的民意比例升至9成，“我是中國人”的比例降至1成，“既是臺灣人、又是中國人”的比例則在約3成徘徊。其二，現(xiàn)在的臺灣社會對中華民族的認同很高。美麗島電子報民調(diào)顯示，7成臺灣民眾認同自己是中華民族的一份子，其中20—29歲的年輕人對中華民族認同比例最高，這是過去20多年來前所未見的新現(xiàn)象。

為什么會出現(xiàn)上述現(xiàn)象？

筆者認為，是民進黨輿論霸權(quán)的引導、誤導，導致了臺灣社會對“中國人”認同的大幅度下降；而臺灣的年輕人，一則沒有歷史包袱，二則對民進黨的輿論霸權(quán)免疫，加上兩岸交流日漸熱絡，同文同種的感覺在血脈深處蘇醒，所以民族認同感迅速提升。

鄭麗文就是在這樣的背景下大聲喊出“我是中國人”，并勇敢地參加這場追思會。

這是打響了反擊民進黨輿論霸權(quán)的第一槍，順應了歷史潮流的前進方向，意義重大。

（作者 王義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