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觀察報 實習記者 陳胡永 記者 姜鑫 11月2日，成都某小區內，楊喬將自備的跳遠道具鋪在地面，隨后在朋友圈分享了一條訓練視頻。

視頻里的孩子，身著黑色運動服，鼻梁上掛了一副黑框眼鏡，此時正在自家小區練習立定跳遠。他的左右腿分別纏繞了重量1公斤的沙袋，“一、二、三，收腿”，這一次他跳了210厘米。

楊喬的朋友圈，記錄了孩子們跳繩、運球、腿部拉伸的精彩瞬間。

27歲的楊喬是一名“上門體育”教練，這個聽上去新鮮的職業，如今正在不少城市悄然興起。

“90后”的田龍金在杭州管理著一支千余人的上門體育教練團隊；從房地產行業轉型的陳學利，則在北京創辦了一家專注于中考體育測試培訓的上門體育公司。

中考體測提分的巨大需求催生了這類以“上門”為核心的新型服務模式，也在重新定義新的就業形態。

“體育外賣”

楊喬個子不高，留著利落的短發，是典型的南方人長相。小紅書“招生簡章”上，體育教育專業畢業的楊喬右手持球、身姿健壯，即便穿著運動褲也能看出清晰的小腿肌肉線條。

2024年以前，他從事場館的體育運動教學培訓工作。離開場館后，他成了一名上門體育教練。對于這種選擇，楊喬看重的是“體育外賣”的市場潛力和職業價值。

在他的朋友圈主頁，有不少身著運動服，雙手拍打籃球、學跳繩的孩子的視頻。

上課時，他會記錄孩子們運動的過程，并在社交媒體上分享。

“我主要帶2歲半到14歲的孩子，每節課1小時。”楊喬說。家長大多通過微信平臺下單，教練上門授課，“相比場館教學，這種模式更自由靈活。”

一周內，楊喬要在家、公司和客戶住所之間多次往返。就目前的工作強度來看，他平均每天要上四節課，周末比工作日平均每天多上兩節課。由于工資按課時計算，周末的收入會更多。如果家長有上門需求，系統會就近匹配教練，上門的交通費包含在工資里。

“一個月能賺5000多塊錢，但排課不同，收入也會跟著變化。客戶滿意度會影響績效，有時課程上到一半，家長會退費。”楊喬說。

“90”后田龍金，是一名體育特招生。高中畢業的他，目前是杭州一家體育上門公司的創始人。

2021年，田龍金發現市場需求后，他的工作重心開始由室內健身轉向上門服務，自己也成了一名“體育外賣”教練。

2023年9月，田龍金開始拓展少兒群體，并在小紅書接到了第一個少兒客戶。他說，客戶是一名體重130多斤的四年級學生，接到訂單后，他拎著行李箱就上門給孩子上課去了。通過一節體驗課的互動和鼓勵，孩子雖然并沒有特別喜歡運動，但也沒有反感。剛開始，家長多抱著試一試的心態。做了半年的訓練規劃后，孩子體重減了二三十斤，還慢慢喜歡運動了。

這讓他找到了繼續干下去的信心。隨著越來越多的伙伴加入，田龍金的公司目前已經有1000多位教練，全職教練占到了一半。

陳學利則在北京做著類似的事情。

2023年，陳學利和朋友看到體育培訓市場的亂象和國家出臺的諸多政策后，他便從房地產行業跳槽，與朋友合伙在北京成立了北京樂時體育科技有限公司。“我們想做一個類似于美團或者滴滴的平臺，去規范市場。”

陳學利說，目前公司平臺有3000余名專業教練入駐，上門體育服務已覆蓋100多個城市。

在他的公司平臺上，教練被分為三類：第一類是正式簽勞動合同并繳納社保的教官，該群體屬于公司正式員工；第二類是從各個城市入駐的教練中選拔的優質教練，該群體能優先在平臺接單；第三類是有資質證書、培訓經驗的普通教練。在公司內部，教官負責管理培訓，優質教練和普通教練與平臺是簽約入駐關系，不享有教官的保障待遇。

陳學利介紹，公司平臺負責審核和管理，教練負責接單。上門體育課程結束后，平臺會雙向評分，教練給孩子點評，孩子家長為教練打分。而打分，會影響教練接單的優先級。至于收入，70%歸教練，剩余的30%中，有5%—10%歸平臺，20%—25%歸合伙人。

陳學利說，約教練上門的客戶多為中產家庭，愿意為便利和專業付費。這些家長都有一個共同特點：收入相對較高，但工作忙，難以騰出時間帶孩子鍛煉，以及接送孩子往返培訓班。

體測一分也不能丟

2024年9月，小林升入九年級，在班里他的文化成績優異，中考目標是杭州的蕭山中學。他所在的地區，體育中考滿分為30分，而他僅能拿到一半的分數。“家長覺得文化成績好，如果體育成績拿不到滿分，特別可惜。”田龍金說。

通過一段時間的了解，教練幫助小林找到了他的優勢項目——引體向上與立定跳遠。每周2次課程、持續大約四個月的訓練，小林的引體向上從一個也拉不了到能做15個，立定跳遠從2米左右提升到了2.48米，最終成績提高了15分，順利考上了蕭山中學。

陳學利稱，3—6歲的兒童體適能市場比較大，這部分孩子的家長，希望孩子能夠多見見陽光、多曬曬太陽，教練主要是陪玩兒。而6—14歲孩子的家長，更希望有教練帶著孩子鍛煉，提高體育課的成績。

田龍金和陳學利看到的市場需求，大部分來自中考的升學壓力。

據田龍金介紹，目前40%左右的客戶群體的需求是體測提分。“有些孩子學習成績比較好，但體育成績拖后腿，只有十幾分。家長在初三之前對體育成績不重視，等到初三時，發現提升體育成績已經來不及了，焦慮之下，會想到請老師上門提升孩子成績。”

基于不同的市場需求，田龍金的公司設計了不同的課程，涉及短跑、長跑、跳繩、立定跳遠等中小學考試項目。

以陳學利公司業務所覆蓋的北京市和鄭州市為例：2025年北京初中升學考試中，體育與健康科目滿分為50分，其中現場考試30分，過程性考核20分。現場考試包括16分的素質項目（長跑、引體向上等）和15分的運動能力（籃球、體操等）；在鄭州，中考體測總分值為100分，其中過程性評價30分（七、八年級的過程性評價成績），終結性評價70分（九年級終結性評價成績），體測成績計入中考總成績。

50—100分不等的體育成績，在中考升學中一定程度上決定了孩子能不能上一所好高中。不少初中生的家長認為，孩子文化分既然提不上去，但動動胳膊和腿的體測可一分也不能丟。正是如此，花錢找體測培訓成了一種“保分”選擇。

在北京某家體育公司的小程序上，北京地區一門時長1.5小時的“中考體測（突擊班）”團購價為77元，私教價為230元，平臺頁面顯示已有1800多人購課。此外，小程序頁面還有體能課、專項課等課程分類。

陳學利說，上門教練多數是以前在外從事體育培訓的老師和體校畢業的學生，也有一部分在校體育老師會到平臺兼職接單，而中考體測占平臺盈利來源將近60%。

據田龍金介紹，在杭州，上門帶練的課程時長在60分鐘左右，平均售價為300元，12課時起報。“這部分學生的家長大多收入不錯，目的也很明確，就是為了把孩子的體育成績給提上去。剛開始時，有些學生的體育成績可能只有十幾分，通過1—2個月的訓練，最后能達到滿分。”

自由勞動AB面

在楊喬看來，做上門體育教練不坐班，不用打卡，是一份自由的職業，也是一份體面的勞動。選擇這份工作，不僅符合專業所學，更重要的是自己熱愛運動。

當談到職業規劃時，楊喬說，他會長期從事青少兒的運動培訓工作，送“體育外賣”也不再是自己的職業過渡選擇。

“周圍的人都比較認可這種上課形式，大部分時間就是做好上課的工作，我不會有太多焦慮。”楊喬說。

這份自由背后，也面臨著不確定風險——交通意外、安全糾紛、客戶投訴，以及客戶臨時爽約的情況時有發生，這些都由個人負責。

有的平臺并沒有給孩子配置意外險，教練也會面臨安全問題的考驗。為了降低運動風險，楊喬通常自備必要的安全裝備，比如體測項目中的立定跳遠需要帶防滑的跳遠墊——這種墊子不但重量不輕，體積還不小。有時為了趕時間上課，楊喬甚至沒辦法按時吃飯。

田龍金過去每天都需要往外跑。他說：“不會覺得這個職業跟他們的職業有什么差距。一年定期拿一部分的收入回家，父母自然也是高興的。”

對于那些體育成績差的學生，訓練后能拿到一個不錯的成績，甚至是滿分，他們會送錦旗、發很長的一段話，或者說買一些水果……這些行為會讓田龍金感到上門教練這一職業的價值成就。

但并不是所有的從業者都能從這份職業中找到自洽。部分年輕從業者仍覺得這份職業“不夠正式和穩定”。陳學利提到，剛從體校畢業或者畢業一到兩年的學生，占了公司教練人數的30%。這部分教練雖然有從業資質，但由于實際教學經驗不足等原因，上門授課難以滿足家長需求，如果再遇上訂單少的情況，他們會覺得干活沒勁兒、沒面子，最終選擇離職。

除了上門做體育訓練外，還有不少人在“上門做菜”、上門美甲、上門助浴……一批以“上門”為核心的新型勞動形態正逐步在城市顯現。同時，社會對“上門勞動者”的態度也在變化，而“上門”成了越來越多年輕人的職業選擇。

但這些自由選擇的背后，能否帶來持續穩定的發展，仍取決于相關制度能否提供基本保障。

自2015年“新就業形態”概念提出以來，相關的配套措施不斷完善。2023年，人社部發布《新就業形態勞動者勞動合同和書面協議訂立指引（試行）》，明確將職業傷害保障制度寫入文件；2025年的《政府工作報告》中更是提到，加強靈活就業和新就業形態勞動者權益保障，推進擴大職業傷害保障試點。

對像田龍金和陳學利一樣的領跑者來說，他們需要更加具體的支持。“希望相關部門能出臺一套相對較健全的上門體育的標準，對其發展進行規范，同時，還希望有一個寬松的環境。”陳學利說。

“明年四五月份，我們將考慮為平臺所有接到訂單的教練提供日保型意外險。未來，盡管平臺上不全是全職教練，爭取也能像京東一樣，為教練團隊購買養老保險。”陳學利憧憬道。

（文中小林為化名）

（作者 姜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