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畫面，根植腦海許久：讀過舊私塾的父親，戴一副老花鏡，捧一本黃舊的“老書”，讀得津津有味。那本舊書，豎排，繁體，封面殘破，但被父親用一張不知從何處尋來的粗紙包裹，經常脫落，缺了一角，粘了泥土，甚至落上一粒變形的高粱米……后來，將要散架的時,父親索性找來一塊破布，保護著那本“行將就木”的書。

對于尚未識字的我，父親手里捧讀的，等于天書。有時轉到父親身后，看他用鋼筆在字間劃著，手指間尚存剛從田間帶回的土屑……他手中的書并不固定，當我認字之后，可以辨出有時是《資治通鑒》，有時是《隋書》，肯定還有別的，只是我的記憶已被時光掐斷。唯一難忘的是他那個捧讀的姿勢。那是20世紀六七十年代，物質匱乏，全家人三餐無繼，父親的閱讀似在告訴我:書頁上的文字比吃食金貴。

當我漸漸長大，能認出書頁上的些許文字，這樣的畫面就有了重量。

一本破舊的繁體四角號碼字典，或者說，我是“讀”著這本字典，叩響了文學之門。

彼時的鄉下，原始、貧瘠、動蕩，果腹成為所有人的第一要務。父親給這個家庭營造出一種奇特的文化氛圍：物質食糧與精神食糧的同步奇缺，使得這個家庭籠罩著一種有別于鄰人的別樣的重度饑餓。一方面，父親每天眉頭緊鎖為全家的肚腹奔走，及至夜燈如豆，他又一字一句地教我背誦四角號碼口訣：橫一豎二三點捺，叉四插五方框六。七角八八九是小，點下有橫變零頭。對于求知若渴的農村孩子，平時見過的文字本來不多，只好先囫圇吞棗地熟記口訣，然后對照字典扉頁里的圖形，一筆一畫地揣摩、對比，很快，我居然能夠熟練地使用了。

由于這本字典，我過早地完成了繁體字啟蒙，高中暑假的時候，父親為我借來一本繁體《紅樓夢》，內容雖似懂非懂，但閱讀卻毫無障礙。有一點可以肯定，從這本書開始，正式開啟了我的讀書生涯。

我的閱讀之路，嗷嗷待哺，一直“營養不良”，這種缺憾日后再怎么“勤奮”也難以彌補。怎么講？該讀書的時候，書還不如現在的奢侈品，奢侈品至少還能看到圖片甚至見到實物，而彼時的書不知藏在爪哇國的哪個角落，連個帶字的紙片影子都很少見。如我這般對書饑渴的孩子，就成為一棵倒霉的小樹苗，在嗷嗷待“水”的年齡偏偏干早無雨,等它歪歪斜斜成年了，明顯地“弱不禁風”，無論“體質”還是“風貌”絕對的先天愚弱。這也直接導致我成年后在寫作上的“手長衣袖短，不敢下東吳”。

不過，盡管如此，字典閱讀已讓我成為小村里的閱讀冠軍。每當語文課到來，我最期盼的就是寫作文，零散的閱讀，成為我作文課上資“炫技”主壤，讓我的作文很快在班里嶄露頭角，從小學到中學，語文老師多次在課堂上朗讀我的作文，寫有我名字的作文出現在全校黑板報上，那樣的“榮耀”在當時大概與后來的報刊發表相差無幾吧，而語文課代表這個“官職”也形成老師對我獨有的偏愛，仿佛接續著父親捧讀的畫面，給了我無言的勇氣和昭示，提示我可能要寫點什么。

隨著文字的旖旎亦步亦趨，煙蘿深處，文學生根。高考后到省城求學，第一次驚訝于這個世界上竟然還有一種建筑物叫“書店”，才知自己與書的世界間隔了多久！從此雙腳就像長了眼睛，人也成為書店常客。

工作、成家后，父親有時跟來居住，每次仍帶著一兩本用破布包裹的書。此時那些書已經像他的人一樣訇然老去，黃舊殘破，仿佛分分鐘風蝕成塵。他經常倚在床頭或沙發，仍是那個固定的捧讀姿勢，陪伴了我初為人妻人母時的焦頭爛額。

盡管所學專業與文學南轅北轍，一種寫作的渴望在心中隱秘滋生。從晚報的豆腐塊開始了我的“寫作”，并不臉紅的一摞發表剪報，讓我從一名紡織技術人員成為一名黨校教師，自認為越來越近地擁抱了文學。

一入煙蘿，彳亍而行。

初站黨校講臺，沒有想象中的緊張，反而贏得一片贊美，以至有一段時間，我竟愛上了“授道解惑”，并準備當作終生職業。

可是，后來的環境如溫水煮蛙。在黨校時間久了，本以為更靠近文學，哪知身處的氣場與文學凜然相悖，使我的“寫作”更多處于地下、半地下狀態。身邊幸福的同事們，可以為唯品會的一張打折券手舞足蹈，也經常為學會了一個廣場舞步興奮一天，每天上午和下午，她們把教室桌椅疊放，騰出一塊空地，一個小時的廣場舞能讓她們如沐春風。她們的美滿襯托著我的糾結和痛苦，不覺間我又漸漸回到文學身邊。原來，文學是為痛苦預設的，幸福和圓滿不需要文學，我的寫作，仍在“地下”。

業余寫作的這些年，每每參加文聯、作協的活動，總被一個極為有趣的現象“刺激”著：文聯、作協、宣傳部、報刊、出版社、廣電……凡目力所及，談及學歷時，多為某師范大學中文系；往往主賓相見，“師兄”“師弟”“師姐”“師妹”此起彼伏，讓我嘖嘖生羨。后來擴展到全國的文友、編輯，中文系的“標牌”愈加響亮：山東大學、吉林大學、南開大學、蘭州大學……北大中文系也不鮮見。往往這時，心被一次次蟄疼。倘若中文二字再綴以碩士、博士，并且此時的你恰好出現在我面前，我那滿身的無地自容你算是逮定了。

太多安慰紛至沓來——“中文系未必寫作，太多作家并非出自中文系”之類，表面上只好收下這貼心的善意，心底卻依然覺得對方在“站著”說話。我承認安慰背后的真誠，可是每當在寫作中遇到文學瓶頸以及基礎和閱讀的短板，心底的沮喪和低落，豈是一句安慰能夠消抵？

寫作之前，并未發現這么多的“中文系”啊！我所在的黨校，同事的學歷專業五花八門：哲學、歷史、經濟、政治，甚至物理、計算機，而我，紡織專業算是奇葩中的奇葩了。只有身處寫作，非中文系這一缺憾立即被N倍放大、顯形。缺席中文系，或許對人生的其它側面并無妨礙，但對于寫作，卻是永遠的痛：自小學起民辦教師教錯的字詞，諸多必讀作品的生疏，系統性閱讀的盲點，美學、歷史、哲學等知識的空白……這一切不斷被“中文系”提點、發酵，幾欲束戈卷甲。總之，未讀中文系的遺憾，在一個涂著濃重文學情懷的人身上有多沉重，即使再設身處地，也并非中文系中人所能體味。

中文，僅僅兩個字，已經魅惑無垠。尤其是，你愛的是文學，那就旋即生出太多幻夢與憧憬。在我看來，沒有哪個專業能比中文系更蓬勃而詩意了，每天浸潤書香，滿眼詩情畫意，還沒走出校門就清晰了自己的詩和遠方。讀文學作品再也不懼被指“不務正業”，再也無須偷偷地掩在文件下、藏在抽屜里，而是堂而皇之地廣而告之——我在讀書！每想到這些，心都酥了。

為了接近甚至達成久久盤踞于心底的中文系夢想，我曾試著做過多種努力。比如剛參加工作時買過成套中文系教材自學。當年分配到紡織廠工作，浸淫于紡織技術中，名曰“技術員”，一起分配來的同學都手捧專業書籍解決技術難題，而我包里隨身裝著的卻是中文教材，尷尬與違和交替上演，整個人的擰巴，不知如何投射在他人眼前，自己卻兀然默念：現代科技能搬動一座喜馬拉雅山，卻不能讓人心增加一分善良（前蘇聯科學家語）……

終于，工作兩年之后，上級局給各紡織廠提供了赴燕山大學全脫產進修兩年的機會，前提是——紡織機械專業。我與同學們一起參加了入學考試，我們都拿到了錄取通知書。這時，我鼓足勇氣找到組織部，希望改專業——改讀中文系。組織部長告訴我，這次進修是“定向”的，回來后都要提拔到中層領導崗位，比如車間主任或科室正副職，“你學中文系，把你放在哪里呢？”我不假思索：“去子弟學校，教語文。”

無疑，我給那位部長出了一個前所未有的難題，不過他和藹地答應向上級轉達我的訴求。結果，可想而知，毫無余地駁回。我依然不放棄：我自費入學總可以吧。答：并非學費問題。

經歷了生活的艱辛，在理想和稻糧面前，無奈選擇了后者，卻懷著極為復雜的心情放棄了那次進修：想到曾經在機械理論課堂上的頭疼欲裂，若再去“疼”兩年，不禁戰栗。

不久，廠里分來一名來自廣東某大學的紡織專業女大學生。她是挾著一股咸濕海風出現在我們面前的——明艷張揚的衣妝，明目張膽的“翹班”：今天請假參加模特表演，明天又自費到上海看畫展，她的理想是藝術設計。由于她經常請假，廠里多次警告，但鑒于那時紡織專業人才奇缺，我們這批畢業生被當作寶貝。終于有一天，她辭職了，到天津某大學去學她的設計。我和她住在單身宿舍的同一層，彼此房間斜對門，她那離去的背影啪啪地抽我耳光，瞬間讓我產生一種奇異的沖動：那一刻，從肉身中飛升出來的另一個我，正朝著不遠處的河北師大中文系教室狂奔……

現實還是牽住了夢想的衣角，我讓自己無比凄慘地敗給了生活。此后的歲月，中文系，一直掛在理想的天幕，比月亮還遙遠。

皆因與中文系無緣，導致我幾度放棄寫作，甚至連閱讀也曾疏遠。加之迎面而來的現實人生，有一段時間，我不惜對著文學躺平、擺爛，那一刻，類似“中文系不培養作家”的安慰，儼然一副美妙的麻醉劑。

我的寫作，還離不開一個遙遠的英國作家——毛姆。

20多年前，翻閱一本《世界名著速讀手冊》，一眾名著一滑而過，當《月亮與六便士》這個書名進入視線時，我承認身心為之一動。認真看了簡介和名句之類，當時就買了一本讀完，震撼是必然的，卻也談不上多么“一見鐘情”，然而從此，再讀其它書時，思維的某個觸點總是被不由自主地拉回《月亮與六便士》，這讓我不斷重讀，加之這時漸漸有了網購，就買來毛姆的傳記和《人生的枷鎖》《尋歡作樂》《刀鋒》等，這時如果再提“鐘情”，我已經無力否認了。

當開啟我的毛姆閱讀，網購帶來意外的便利，至今我已擁有九個版本的《毛姆傳》，《月亮與六便士》七個版本，每隔一個季度，都會到當當或京東查閱毛姆新譯本，于是至今也積累了全部的毛姆作品中譯本，并在2017和2024年分別奔赴大溪地和英法等國追尋毛姆的遺跡。

毛姆的閱讀與寫作成為我的生活常態，我當然明了這位毒舌作家的非同尋常，以及他那不堪的親情，他生理上的口吃和矮小，他在人群中的自卑和靦腆，他對金錢的錙銖必較……可是他卻為讀者奉獻了一百多部長篇、中短篇以及戲劇、散文隨筆等作品，至今他依然不斷“漲粉”，正應了他在《月亮與六便士》開篇時的一句話:“藝術中最有趣的就是藝術家的個性；如果藝術家賦有獨特的性格，盡管他有一千個缺點，我也可以原諒。”

有一點是難以跨越的：盡管自從2016年毛姆作品進入公版，毛姆熱席卷全國出版業，他的作品受到空前的追捧不假，但作為籍籍無名的我，所寫的關于一個雖受追捧卻被定性為二流的毛姆，無論發表還是出版，也是空前的艱難，所以迄今為止，為我出版《毛姆：一只貼滿標簽的旅行箱》《毛姆VS康德：兩杯烈酒》的“鴻圖巨基”出版人，以及成都時代出版社和北岳文藝出版社就被我感激涕零。

而這樣的寫作過程，打著文學的旗號，你必須與社會和人性中最黑暗的一面牽連。我承認，自己無論如何清高，也無法做到每天寫的東西只給自己看。我可能只是“寫”嗎？寫給誰看呢？我甘于讓自己文字終生趴在電腦里不見天日？遙想寫作之初，如何將自己寫的“搗騰”出去，并未用太多甚至根本沒用心思，莽撞著盲投，撞上了一些“知已”，更多的是泥牛入海，報社、刊物、出版社、作協、文聯，成為寫作必然的綁架物，我想任何一個寫作者，只要他想讓世界看到自己的文字，都要或遠或近、不由自主跳上發表和出版這兩駕戰車，而這，又是我最致命的短板：社交恐懼和低情商。

這樣的自知，讓我一直避開職業生涯中的所有仕途，付出了降薪的代價，為的是遠離人群，早日擁抱想象中的文學。不知不覺間，自己已成為文學的人質。

毛姆在《月亮與六便士》中的自我剖析足夠狠：“如果我置身于一個荒島上，確切地知道除了我自己的眼睛以外再沒有別人能看到我寫出來的東西，我很懷疑我還能不能寫作下去。”而他設計的男主人公思特里克蘭德卻向往一個“包圍在無邊無際的大海中的小島”，一個島上幽僻的山谷，一個人“寂靜安閑地生活在那里”，就能“找到我需要的東西了”……

而我，可以嗎？顯然，我對自己的定力，深深懷疑。

寫作著是快樂的，但發表、出版、獲獎、排行榜……也衍生出重重苦惱，誰若標榜自己從容不迫，心如止水，離鬼話就不遠了。特別是到了一定年齡該退場的時候，失落、不甘如小鼠噬心……有時很喪很喪，只剩下一種蒼涼的疲憊和無力感，頹喪，低落，自卑，自我懷疑，身心俱疲，新一輪迷茫，一種嚴重的避世情結悄悄滋生。

驀然回首，時寫時歇近四十年，隱秘的歡樂和內心的沖突一直相隨，哪有純粹的獲得，更多的是長長的跋涉。在這方面，我自愧低能，社恐刻板，缺少幽默感，率直不懂得迂回，我得優雅，我得風趣，還要懂得經營自己，比如書稿選個熱點就被搶著出版、獲獎，找個文聯作協的人員合著一本書就不愁出版，有個京牌靠山作品就很容易“打”出去……可是這些，都是我生命的死結，何況，我并不想讓自己焊死在轟隆隆的文學機器上。

正因此，我感謝至今那些從未謀面而一直發表和出版我作品的編輯們，他們從古稀到90后甚至00后，我僅僅在照片里見過他們，大部分甚至連照片也沒見過。

并無遺憾的是，我也曾寫過相當數量“無愧于時代”的作品，經歷這一切之后，我在內心隆重地讓自己“回落”：我筆寫我心。

記得一位華裔作家把寫作比作“紅舞鞋”：只要套在腳上，就再也脫不下來，一直舞到死……一位女作家告訴我：“文學真純美好，但這并不等同于與文學有關的人和事……”我和身邊的一些文友往往與現實拉鋸，多次喊著“不寫啦、不寫啦，死都不寫啦！”

可是，轉過身，癡迷癲狂間，不寫才會死。

煙蘿深處，文學不死。

2024年9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