訪并文/李佩珊

當“反內卷”成為制度改革的關鍵詞，它不僅意味著治理“低級競爭的無盡螺旋”，更是一種對制度設計與社會生態的重構嘗試。我們看到，從互聯網平臺推出防疲勞機制、取消騎手超時扣款，到銀行拒絕低于成本的價格戰，從債市承銷嚴禁“賠本賺吆喝”到反不正當競爭法規的修訂。

經濟學家、杜克大學社會學系教授高柏嘗試通過“全球化的鐘擺運動”“霸權更迭”“科技革命”三重因素疊加的宏觀學術分析框架的透視，將之回到一個最樸素的問題，那就是，增長與分配、預期與福利、政策與生活之間，如何重建更有韌性的連接？

在《把脈：全球巨變與中國經濟》一書中，高柏以“三大歷史長周期同頻共振”這一宏觀框架，重構了對中國經濟發展路徑的系統性觀察，也給出了一個令人警醒的判斷，我們正身處“過去40年的欠賬”集中爆發的階段：長期依賴出口與供給側驅動，未能同步提升居民收入與消費能力；社會保障覆蓋的不足加重了家庭的風險預期，消費趨于保守，內需動能受限。

在本次與經濟觀察報的交流中，他進一步將討論重心從國際大勢、產業結構，轉向微觀層面的家庭賬本與居民預期。高柏指出，推動經濟的內生修復，首要之義在于增強家庭部門的財務穩定性與風險抵御能力。面對當前消費意愿略顯低迷、投資動力不足的局面，必須正視家庭實際面臨的支出壓力與安全焦慮。這不僅涉及收入分配結構的優化、基本公共服務的提質擴面，更意味著住房、教育、醫療等關鍵支出項的可負擔性亟需改善。

在全球格局重塑與產業轉型臨界點疊加的時刻，他認為，通過收入分配改革與福利制度建設，減輕家庭財務風險，使增長重新變得“可感”，是激發真實消費與投資意愿的根本路徑。這不僅是短期內穩住增長的必要條件，更是應對逆全球化趨勢和人工智能技術沖擊、構建以內需為主發展模式的重要支撐。

|對談|

經濟觀察報：當前中國經濟面臨諸多現實挑戰，尤其是在“如何反內卷、如何促進消費”方面，引發了廣泛的困惑與關注。如今，越來越多經濟學家呼吁提升消費、推動工資增長的必要性。你在《把脈》一書中提出了“三大歷史長周期的同頻共振”理論體系，認為中國長期依賴出口驅動的發展模式，恰恰是抑制工資和消費增長的深層根源。

高柏：“三大歷史長周期”指的是全球化的鐘擺運動、霸權更迭與科技革命，它們的周期通常長達一個世紀或更久。例如，上一輪全球化的逆轉始于1914年，以第一次世界大戰和金本位制度的崩潰為標志；霸權更迭始于同一時期——英國走向衰弱，美國則在戰后崛起；科技革命則自19世紀工業革命以來持續推進，最近一輪始于信息革命，并延續至人工智能時代。所謂“同頻共振”，即這三大周期的轉折點往往集中于某一歷史階段，相互疊加，彼此影響。

以這個分析框架回看中國改革開放的歷程，可以更清楚地理解當前消費不足的歷史起點。改革開放，正是中國在上一個長周期交匯點上作出的戰略抉擇：首先，它與全球化在20世紀80年代初從“保護主義”轉向“市場力量”的趨勢相契合。中國加入西方跨國公司主導的全球生產體系，積極參與國際分工，形成了“世界工廠”主導的外循環增長模式，實現了高速增長。

其次，在當時的地緣政治格局中，中國通過中美建交、對越自衛反擊戰，以及與美國在蘇聯入侵阿富汗后的合作，在獨立自主的基礎上改善了與發達國家的關系，為全面對外開放爭取了政治空間，使中國得以融入全球體系。

再次，中國趕上了以互聯網為代表的信息通信技術革命。正是因為在技術分叉點上選擇擁抱互聯網，中國才得以在大數據、云計算、人工智能等新興產業中持續推進。這些產業的崛起，也是中國在新能源汽車、人形機器人、無人機等領域全面超越德國、日本等老牌工業強國的重要原因之一。

從歷史長周期角度看，這些戰略選擇稱得上英明。布雷頓森林體系在1970年代初瓦解，第一次石油危機爆發之后，中央判斷西方經濟陷入“滯漲”，國際資本正尋找新興投資機會，這為改革開放提供了現實邏輯起點。

不僅如此，從霸權更迭角度看，戰后由美國主導的世界經濟秩序，在經歷生產擴張后，進入以貿易擴張為特征的新階段。1980年代“里根經濟學”推動美國財政金融進一步擴張，加速了制造業向發展中國家的轉移，為中國崛起提供了難得的歷史窗口。

在傳統經濟學視角中，中國改革開放的成功往往歸因于比較優勢，尤其是廉價勞動力。但經濟社會學提醒我們，這種解釋過于片面。要素稟賦是客觀存在，而比較優勢則含有顯著的主觀建構。

為什么這樣說？只有當貿易伙伴認可并采納你的要素稟賦，與你達成交易，它才成為真正的比較優勢。換言之，沒有合同的稟賦是“躺在那兒”的優勢，不具實際價值。

中國當時擁有大量廉價勞動力，但其他發展中國家也具備類似條件。外資為何最終青睞中國？關鍵在于中國主動參與了比較優勢的社會建構，設立經濟特區、優先發展基礎設施、投資人力資本、提供稅收與土地優惠。這些制度性安排，使中國成為少數既能提供上述全部要素、又擁有龐大市場潛力的國家。

但這條發展路徑并非沒有代價。

首先，中國今天面臨的消費不足，部分可追溯至改革與開放之間長期存在的一種依賴機制：為追求效率的改革，往往伴隨經濟波動，而波動下則依靠進一步開放、借助外部需求來消化國內產能。例如，1980年代后期“物價闖關”引發通脹，推動鄧小平南巡后的全面開放；1990年代末國企改革推進所帶來的結構性調整，也促使中國加快融入全球市場、積極推動加入WTO。這些都表明改革的推進有賴于對外開放提供緩沖與托底。

其次，出口導向的外循環模式，客觀要求企業壓低工資與福利，以保持競爭力。這不僅發生在中國，日本、韓國、德國等國家也經歷過類似過程。但不同的是，發達國家普遍以健全的社會保障體系進行調節；而中國則更多依賴經濟增長所帶來的“涓滴效應”來緩解分配壓力。

在經濟增長階段，只要就業充足，保障機制缺位的問題就不容易顯現。但壓低工資、依賴涓滴效應的結構慣性極強，久而久之形成了社會保障體系的結構性欠賬。一旦外部環境劇變，如2018年以來的中美貿易戰、科技戰，這種模式便難以為企業和個體提供有效的緩沖。

在缺乏完善社會保障的背景下，社會心理容易轉為悲觀，而一旦不確定性預期普遍彌漫，企業不敢投資，個人就不敢消費。

經濟觀察報：你提到，中國融入世界經濟的時點，恰逢全球化的鐘擺由“保護社會”轉向“釋放市場力量”，這也使我們在依靠內循環推動經濟發展方面，經驗相對不足。

高柏：準確地說，我們缺乏的是在嚴峻國際環境下，必須轉向以內循環為主、依靠消費驅動內需以推動經濟發展的經驗。盡管自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爆發以來已過去十五年，但直到2023年，消費低迷與增長停滯之間的結構性關系才真正暴露出來。

如前所述，20世紀80年代初，全球化鐘擺由“保護社會”轉向“釋放市場力量”，中國的改革開放也正始于這一階段。特別是自鄧小平南巡和加入WTO之后，中國愈發依賴以外循環為主導的增長模式，這種模式持續至2008年。

金融危機確實成為全球化轉向的關鍵節點，但當時西方尚未普遍提出“脫鉤”或“去風險”。直到新冠疫情暴發，供應鏈首次被明確視為國家安全問題，西方國家才真正系統性推進“去風險化”，甚至提出“脫鉤”戰略。正是這些外部環境的劇變，凸顯了消費疲軟對經濟增長的掣肘效應。

盡管這場危機對西方經濟沖擊巨大，但由于戰后構建了較為完善的社會保障體系，多數國家得以緩沖危機帶來的沖擊。彼時的主流共識仍認為，問題不在市場釋放“過度”，而在于釋放得不夠。新自由主義仍主導輿論，提高效率的邏輯深入人心。于是，危機之后，美國力推以TPP為代表的第二代自由貿易體系，歐洲則擴大移民吸納。

在這種氛圍下，中國雖然也在2008年后推動從外循環向內循環轉型，但主要側重于“供給側的內需”，而非“消費驅動的內需”。中央推出四萬億元刺激政策，地方與社會資金大規模配套、信貸顯著擴張，投資主要集中于高鐵、基建、新興產業和房地產。政府開支以基建為主，私人投資多流向房地產，消費始終居于次位。

如果說“世界工廠模式”通過壓低工資和福利來維持出口優勢，從而抑制消費；那么“供給側內需模式”則通過將家庭財富深度綁定在房地產上，進一步限制了居民的消費能力。

當時我們未能及時認識到消費驅動的重要性，部分原因在于供給側刺激在初期確實帶來了顯著成果。2008年—2010年，中國經濟表現亮眼，GDP總量在2010年超越日本，2014年按購買力平價計算超過美國。“中國制造2025”等產業政策推動高新技術迅速發展，這些可見的成果帶來的涓滴效應，也在某種程度上淡化了對社會保障的緊迫需求。

然而，自2011年起，四萬億的短期刺激效應逐漸退潮，經濟增速進入調整通道，部分領域的產能擴張在內外需轉變中面臨結構性壓力。

西方各國在危機初期多選擇“繼續釋放市場力量”，結果加劇了社會撕裂，也催化了逆全球化進程——2016年英國脫歐、特朗普當選便是直接體現。中國很快在特朗普政府下遭遇貿易戰。這背后一個深層次原因，是中國在2008年后的經濟表現大幅提升了全球政治經濟格局中的分量，引發了西方的警覺，也加劇了霸權更迭中的地緣政治緊張，于是本來還在分別發展的三大歷史長周期的變化開始出現同頻共振的效應。

自2018年起，貿易戰與科技戰接連爆發，中國經濟的外部環境趨于復雜。盡管如此，在疫情暴發前，無論是全球還是中國經濟，仍保持了5%-6%左右的年均增長。這一階段的增長帶來的“涓滴效應”，在一定程度上緩解了社會保障覆蓋不足帶來的壓力。只要大多數人有工作、有收入，社會基本面仍可維系。

真正的轉折點出現在新冠疫情期間。西方開始從國家安全視角重估供應鏈，中國作為全球制造中心的角色引發依賴性擔憂，“去風險”與“脫鉤”成為政策方向。

這幾年，中國經濟遭遇貿易戰、科技戰、金融戰三重夾擊，進入深度調整期，認清逆全球化時代福利國家的重要性，消費疲軟問題便已全面顯現。

疫情還造成另一個后果，即對消費心理的延滯效應。在生存危機面前，人們不再計較消費代價。然而，疫情消耗了地方財政，也侵蝕了居民儲蓄。當經濟重新開放、發展成為政策重心之后，人們逐漸意識到，傳統的財政與金融刺激手段在當前環境下已難以獨自撬動投資與消費的回升。而真正引發普遍不確定感的，是社會保障缺口所放大的風險預期，這種預期正深刻影響企業投資與家庭消費的決策行為。

經濟觀察報：你提出了一個生動的說法，我們目前經濟上突然出現的困難，其實是“過去40年的欠債”。除了彌補這筆“欠債”，你呼吁建設福利國家還有哪些更深層的現實意義？

高柏：當然有。目前我們面臨的更深層挑戰，是以人工智能為代表的科技革命所帶來的沖擊，這種沖擊更為迫切地呼喚福利國家的建立。

這一輪科技革命與以往工業革命最大的不同，是人工智能的廣泛應用，尤其是它與機器人的結合。人工智能驅動的機器人，正在從根本上改變人與工具之間的關系。在歷史上，人類一直負責設計和使用工具——即便是在人工智能出現之前，計算機也必須依靠人類預先編寫的軟件才能運行。從這個意義上說，人始終是與工具共同參與生產過程的主體，并且對工具擁有控制權。

但生成式人工智能的迅速發展，正在突破這種傳統格局。它不僅部分脫離人的控制，還可能在某些環節中直接取代人類的勞動。這對所有國家都構成了根本性的挑戰：因為無論是社會主義經濟還是資本主義經濟，其基本邏輯都建立在“按勞分配”的原則之上。

如果人工智能取代了大批勞動者，將有大量人群被排除在生產過程之外，“按勞分配”的制度基礎將難以為繼。而一旦大規模人群的收入和分配問題無法妥善解決，社會穩定就會受到威脅。目前，一些歐美國家已經開始嘗試實行普遍最低收入等社會政策。從科技革命的視角來看，對于要大力發展“新質生產力”的中國而言，建設福利國家是制度基礎。

經濟觀察報：你在書中提到，未來中國建設福利國家的兩大重點是房地產和教育。關于房地產，核心在于發展更廉價的公租房等保障性住房。但當前現實是，中國人的大量財富已經積聚在樓市，房貸壓力沉重，這也直接關系到社會穩定的問題。

高柏：這確實是事實。但當下中國面臨的主要挑戰，是在財政收入受限、政府稅收增長乏力的情況下，如何使用手中有限的資源。我們是否還應投入大量財政資金去支撐房價回升，甚至推動其進一步上漲？這就涉及一個重要問題：中國房地產與經濟增長之間的關系，是否已經發生深刻的變化？

當前房地產市場整體空間有限，個人持有房產價格在調整后是否有可能在政策推動下回升至歷史高位，仍面臨較大不確定性。從人口結構角度看，寄希望于房地產成為中國經濟長期增長的驅動力，已不現實。反過來看，如果不再依賴房地產，中國經濟本身就能夠恢復并維持增長，那么房地產行業自然也會迎來改善。

自2008年以來，中國推動從出口導向轉向供給側驅動的內需型發展路徑，房地產與宏觀增長之間建立了高度聯動的運行邏輯——投向房地產就意味著拉動經濟。然而，過去幾年這一增長邏輯正在發生轉變。人口出生率持續走低，地方財政壓力上升，疊加外部環境不確定性上升與疫情沖擊，投資者與消費者的信心受到影響。盡管相關支持政策陸續出臺，但如今將房地產作為投資品的行為已明顯減少。

在這種背景下，房地產與經濟增長的關系出現了“反轉”。一方面，房地產承載了過去幾十年中國家庭積累的大量財富，已有房產者自然不愿房價下跌，希望市場反彈；但另一方面，把房地產繼續視為投資工具的人越來越少。既然如此，是否還應將有限的社會資本繼續投向一個前景黯淡的行業，而新興行業又得不到足夠投資，這正是當前決策者所面臨的兩難。

當房價居高不下時，任何改革都將遭遇激烈反對；但如今房價的階段性回調，反而為推動房地產改革提供了條件。2024年黃奇帆曾提出過一個建議，當一個城市的房價均價下跌約30%時，地方政府可出手收購庫存商品房，將其轉化為保障房或廉租房。

從公共政策角度看，在財政資源有限的情況下，我們必須有所取舍。國債也不可能無限透支，政府的資源終歸是有限的。我在20多年前研究日本泡沫經濟時就意識到一個問題，每一個經濟大國，總會在某一歷史階段積累起巨額財富，真正的挑戰在于如何使用這筆財富。美國用其積累參與戰爭；歐洲投入到福利國家建設；日本則在1980年代將大量資本投向房地產，甚至大量收購美國不動產，結果大多虧損后被迫低價出售。

中國在2008年金融危機后推出四萬億投資計劃，其中約1/3用于高鐵建設，部分投向新興產業，這些都是具有戰略意義的投資，顯著提升了中國制造業競爭力。但同時，也有相當多的資金流入房地產，盡管一度帶動了GDP增長，但高房價卻對制造業發展形成了抑制。我一直認為，依賴房地產推動經濟，并不是最優解。

當前，我們已不再擁有15年前那樣充裕的財政空間。地方債務高企，盡管中央政府負債率相對國際水平仍處可控范圍，但我們不能走上日本那種高負債發展模式。因此，如今若要決定將有限資源投向何處，必須極為審慎。

經濟觀察報：你幾年前指出，中國進一步開放市場的一個基本前提，是要縮小東北、中西部地區與珠三角、長三角在經濟發展與富裕程度上的差距。這個問題放到今天來看，依然重要嗎？

高柏：當然重要。我當時提出的邏輯至今依然成立。對于中國經濟而言，積極縮小城鄉之間以及區域之間的發展差距，具有兩方面的重要意義。

第一，它是進一步擴大對外開放的基礎條件之一。區域發展更均衡，有助于為更高水平的對外開放提供緩沖與支撐，避免部分地區在面對外部高效率競爭時陷入被動。日本在其經濟發展過程中，為了將有限資源集中于高效區域，選擇以保護主義維持落后地區就業，結果導致這些地區的經濟結構長期無法升級換代。這被認為是日本“失去的20年—30年”的重要原因之一。

第二，我當時更多是從實現“共同富裕”的路徑考慮問題。縮小城鄉差距和區域發展不平衡，本就是共同富裕的基本組成部分。但如何實現這一目標，路徑并不唯一。當時的主流觀點是依靠二次分配，也就是加稅，以及三次分配，即通過鼓勵慈善捐贈來實現再分配。這些做法并非不可取，但若成為政策主軸，就會引發一種擔憂，即會不會因此嚇退私人資本。

在以內循環為主的模式下，通過二次和三次分配來推進共同富裕，等同于對現有存量資源進行再分配，很容易演變為一種競爭性很強的“分配政治”。相比之下，我當時受到美國疫情之后出現的一種新趨勢的啟發——一些高科技公司開始從硅谷“去集中化”，在全國范圍內設立分支機構。這給我一個啟示，中國也可以通過設立新型特區，給予稅收、土地、融資等多方面的政策優惠，鼓勵珠三角、長三角等發達地區的企業在中西部和東北地區投資。這其實是在“一次分配”階段通過產業擴散來解決共同富裕問題，比再分配更具持續性與激勵效應。

經濟觀察報：你的觀點非常明確，既要重視內循環，同時又要堅持開放市場。

高柏：對。建設福利國家是“休養生息”，推動產業升級換代則是“強筋壯骨”。兩者相輔相成、缺一不可。

提出發展模式要向以內循環為主轉型，是基于一個關鍵前提：當前三大歷史長周期正在同頻共振，由此帶來的沖擊尤為明顯。其中最突出的表現，是逆全球化趨勢推動下全球范圍內貿易保護主義的再度抬頭。更嚴重的是，逆全球化往往與霸權更迭周期所引發的地緣政治沖突相互交織，進一步沖擊原有的多邊貿易體系。特朗普時期單方面征收關稅，就是這種趨勢的典型體現。在這種日益混亂的國際貿易秩序下，中國過去長期依賴的出口拉動型增長模式，正面臨高度不確定性。

也有人提出疑問：2024年中國的貨物外貿順差接近1萬億美元，是否說明外循環仍具支撐力？從短期看，這一順差的確體現出我國制造業的強大競爭力；但從中長期看，也需關注外部環境的持續演變。當前中國制造業占全球制造業比重已達約30%，在全球市場需求趨緩、地緣經濟格局變化等因素影響下，部分國家圍繞中國產品競爭力出現了輿論與政策反應。

這些動向值得關注，也提示我們進一步完善產業政策與多邊合作機制，增強外循環的穩定性與韌性。

從這個意義上看，建設福利國家對于以“內循環為主、外循環為輔”的新發展模式具有至關重要的意義。它的核心作用在于通過減輕居民在現代經濟體系中的風險負擔，讓他們更有意愿進行消費，進而形成內需驅動的良性機制。只要居民愿意消費，強勁的國內市場就會逐步建立。一旦擁有龐大的內需市場，中國就能更有效地對沖國際貿易保護主義帶來的外部風險。

為什么美國能夠頻繁以貿易戰相威脅？正是因為它擁有全球最大的消費市場。這個市場創造的需求，支撐了眾多國家的出口和經濟增長。如果中國不再一味依賴出口，而是打造出自身強勁的消費市場，跨國企業也就沒有理由離開中國市場，反而會選擇留下來、深耕布局。

當我們也擁有足夠規模的國內市場時，中國就有資本與他國交換出口產品市場，也會在全球經濟治理中擁有更強話語權。中國產業的對外開放，也會變得更為從容與對等——既不畏懼他國的保護主義政策，也不會輕易放棄自身的市場準入權利。

歸根結底，如果沒有福利國家，就難以支撐居民消費；沒有強勁消費，就沒有強大的內需市場；而沒有強大的國內市場，中國在國際政治經濟格局中的博弈力也就無從談起。

（作者 李佩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