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華大學西門外，清晨已有游客排隊等候。他們并非來參加學術會議或校園招聘，而是希望進入這座中國頂尖學府“打卡”。然而，自2023年恢復預約入校以來，清華實行“每人每180天僅可成功預約一次”的限制；在北京大學東側門，類似的排隊也在同步上演。與清華大學不同的是，北京大學一般僅在雙休日、法定節假日及寒暑假向社會公眾開放，且90日內不得重復預約。即便如此，預約名額仍“一票難求”，甚至催生出一條灰色產業鏈。

2025年9月29日，清華大學保衛處發布《關于嚴禁違規報備、違規載客入校的警示通報》，披露四起校內人員參與“黑導”“黃?！蹦怖牡湫桶咐阂幻搪毠け唤馄覆⑿姓辛簦灰幻麑W生因組織“研學團”違規入校，失去免試推薦研究生資格；另有學生通過匿名平臺招募“下線”，為校外人員代預約牟利，最終被紀律處分并上繳違法所得。

這些案例折射出一個深層矛盾：作為國家財政支持的公立高校，大學校園究竟屬于誰？其空間資源是否應向社會開放？若應開放，又為何舉步維艱？

從“隨時可進”到“預約難求”

資深媒體人、社會學者李智勇指出：“疫情前，大多數大學的大門是隨時可進的。疫情后，幾乎都不可進?！彼麑⑦@一轉變歸因于“社會風氣的趨緊”，并用物理學比喻解釋管理慣性：“管制符合牛頓力學原理，一旦開始，將保持勻速一直延續下去，除非有足夠的外力把它阻止，它自身并無停止的動力。”

事實上，高校封閉化趨勢早于疫情。2019年之前，部分高校因安全、教學秩序等理由逐步設立門禁。但疫情成為加速器，健康碼、行程核驗、限流措施被制度化，即便后來防疫政策全面退出，高校大門相關管控卻未同步解除，并一直延續至今。

更值得警惕的是，封閉邏輯已蔓延至幾乎沒有參觀需求的普通高校。全國數千所本科院校、高職院校常年并無多少游客參觀，卻同樣實行較為嚴格的門禁制度，外來人員需登記、審批甚至被拒之門外。這說明，絕大多數校園封閉并非單純應對“人流壓力”，而是一種系統性治理偏好：以“安全”為名，行“隔離”之實。

公共屬性與管理現實的沖突

大學是否應向社會開放，本質上關乎其公共屬性與教育使命的平衡。

清華大學和北京大學均為教育部直屬、中央財政撥款的公立高校。其土地、建筑、師資均來自公共資源投入。理論上，校園空間具有公共產品屬性，理應適度向公眾開放。

然而，現實中的管理邏輯截然不同。校方普遍將校園視為“內部單位”，首要任務是保障師生教學科研秩序，其次才是社會服務功能。一旦出現擾序事件（如游客喧嘩、車輛亂停、商業拍攝），便傾向于收緊政策。2025年清華大學通報的“黃?！卑?，正是這種緊張關系的極端體現，旺盛的公眾需求與僵化的準入機制之間，裂隙被“黃牛”利用。

國際鏡鑒：開放即創新土壤

知名學者鄭毓煌近期在視頻號中記錄了帶母親參觀麻省理工學院（MIT）、哈佛大學的經歷。他發現，麻省理工學院、哈佛大學沒有中國大學傳統意義上高高的校門，沒有保安查驗身份，校園道路與城市街區無縫銜接，市民可自由穿行、休憩、旁聽公開課。

麻省理工學院官網將“Belonging and Community”作為核心價值觀之一。這種開放不僅是物理空間的無界，更是文化理念的體現：大學是社會創新的引擎，而自由流動的思想與人群，正是創造力的來源。

鄭毓煌反問：“高校校門建得一個比一個更大，但是真正服務到社會了嗎？學生在這樣的環境中，真的能學習得更好嗎？”在他看來，中國的大學或許應該在自由、開放、好奇心、屬于社區等方面好好的向麻省理工學院去學習。

“大學屬于誰？”這個問題的答案，不應僅由校方或管理部門給出。作為國家投入建設的公共教育機構，其資源本質上屬于全社會。開放不是額外的優待，而是其應盡的職責。

教育部部長懷進鵬9月23日在國新辦舉行的“高質量完成‘十四五’規劃”系列主題新聞發布會上介紹，高等教育方面，我國高等教育毛入學率已達到60.8%，進入普及化階段。

當前大學早已不再是精英群體專屬的象牙塔，而是全民終身學習的重要載體。在此背景下，校園開放不應被視為一種可有可無的便利，而應成為公立高校履行公共責任的基本要求。

鄭毓煌強調，“自由和開放恰好是創造力的來源。”若大學只對內部人開放，只服務于論文與排名，那么它或許能產出數據，卻難以孕育真正的思想與變革。是時候重新思考校園開放問題，這不僅是管理技術的調整，更是教育理念的回歸。大學，終究應屬于社會，屬于未來。唯有打破“封閉慣性”，重建大學與社會的信任紐帶，才能讓校園真正成為屬于全體人民的知識家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