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陳永偉

2025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剛剛揭曉。。今年的獎項由三位學者——喬爾·莫基爾、菲利普·阿吉翁（Philippe Aghion）和彼得·霍伊特（Peter Howitt）共同獲得，以表彰他們在理解技術變遷如何推動持續經濟增長方面所作出的杰出貢獻。

其中，莫基爾的貢獻主要在于通過對經濟史資料的系統研究，深入刻畫了現代經濟增長的起源與演進過程；而阿吉翁與霍伊特則從理論建模的角度出發，構建了“創造性毀滅”機制，闡明了技術創新如何在動態競爭中驅動長期增長。

莫基爾：知識點亮現代增長

喬爾·莫基爾于1946年7月26日出生于荷蘭萊頓。他父親是一名公務員，母親是大屠殺中幸存的荷蘭猶太人。莫基爾一歲時父親因癌癥去世，母親便帶他回到以色列城市海法，將其撫養長大。

莫基爾的本科就讀于耶路撒冷希伯來大學，并于1968年在該校獲得經濟學和歷史學學士學位。隨后，他前往美國，在耶魯大學深造，并于1972年和1974年分別獲得經濟學碩士和博士學位。他的博士論文題為“1800—1850年低收入國家的工業增長和停滯”，導師包括著名經濟史學家威廉·N·帕克、費景漢和洛依德·雷諾茲。

在耶魯大學完成學業后，莫基爾即進入西北大學工作至今，現為該校的羅伯特·斯托爾茨文理講席教授（Robert H. Strotz Professor of Arts and Sciences）。在數十年的執教生涯中，他曾指導過五十余位博士研究生。除教職之外，莫基爾還曾擔任《經濟史雜志》（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主編、經濟史協會主席，并主編《牛津經濟史百科全書》（Oxford Encyclopedia of Economic History）。

作為一位出色的經濟史研究者，莫基爾關注的主題是“大分流”問題。但與以往研究者不同，他從文化角度切入，對這一問題作出了獨特解釋。

眾所周知，18世紀前后，東西方開始踏上了兩條截然不同的發展路徑。西歐率先掙脫了馬爾薩斯陷阱，成功實現了現代意義上的經濟增長。為何中西方發展軌跡會如此不同？這一問題早已有眾多學者作出解釋。例如，羅伯特·艾倫（Robert Allen）傾向從生產要素成本角度分析，道格拉斯·諾斯（Douglas North）強調產權保護的重要性，查爾斯·金德爾伯格（Charles Kindleberger）等則認為貿易擴張是西歐率先崛起的關鍵動力。

雖然這些觀點從不同角度對東西方增長分流作出了解釋，但在莫基爾看來，它們都不夠充分。首先，現代增長并非局限于一地，而是在西歐廣泛擴散。一些理論雖能解釋英國或荷蘭的發展先機，卻難以解釋整個西歐為何能同步邁入增長軌道。其次，18世紀前的部分地區增長可歸因于制度因素，但18世紀以后，增長速度對制度的依賴似乎減弱，這一點現有理論也難以解釋。最后，與前現代時期相比，現代經濟增長更具穩健性。戰爭、自然災害等外生沖擊對傳統經濟造成的干擾顯著，而對現代增長的影響則相對較小，這一特征同樣難以用現有理論說明。

針對上述問題，莫基爾提出了一套關于大分流的知識經濟理論。該理論最早見于其多篇論文，尤以2005年發表于《經濟史雜志》的《現代增長的知識起源》（The Intellectual Origins of Modern Economic Growth）最為重要。隨后，他又在《雅典娜的禮物》《增長的文化》等著作中對相關觀點加以補充與擴展，最終形成了一套完整理論體系。

在莫基爾看來，現有研究顯然低估了“知識”在經濟增長中的作用。一方面，相比前現代經濟，現代增長對知識的依賴程度顯著提高。由于知識可以迅速傳播，基于知識的增長也能突破地域和制度的限制，實現廣泛擴散。另一方面，科學知識的廣泛應用增強了人類對自然的應對能力。當面臨問題時，人們更傾向于求助于知識而非宗教或其他傳統信仰。在知識力量的加持下，外生沖擊對增長的影響被顯著削弱。

那么，為何知識在18世紀前后會在經濟增長中扮演如此重要的角色？莫基爾認為，關鍵在于17世紀的啟蒙運動（Enlightenment）。啟蒙運動對人類社會影響深遠。雖然不少歷史學者在研究經濟發展時也會提及啟蒙運動，但通常著眼于其對制度（如產權保護）的影響，卻忽視了其對知識體系的重塑。

事實上，以弗蘭西斯·培根為代表的一批學者在啟蒙運動中開始強調：認識自然規律對于征服和改造自然至關重要，并提倡通過實驗探尋規律。這一觀點被稱為“培根計劃”（Baconian Program）。在莫基爾看來，培根計劃的提出是知識在經濟增長中地位顯著上升的關鍵轉折點：一方面，它激勵了人們投身科學研究的熱情，大幅增加了知識的數量；另一方面，它也極大增強了知識的可及性（Accessibility），促使既有知識得以更有效地傳播與利用。

在這兩個方面中，莫基爾尤為強調后者——即培根計劃對知識可及性所產生的強化作用。在論文中，他列舉了幾項原因來說明知識可及性如何增強：第一，從技術層面看，培根計劃促使更多知識以統一術語被記錄下來，并催生了學術期刊等知識傳播媒介，顯著降低了獲取知識的成本；第二，培根計劃重塑了社會文化，改變了人們對知識的態度，鼓勵分享發現、學習交流；第三，相關制度也在這一時期得以發展，例如大學、學術會議等知識傳播機制逐步建立；第四，知識的社會需求顯著提升，人們愿意為獲取知識付出代價，這反過來又促進了知識的生產和傳播。

為了論證這一觀點，莫基爾曾對《啟蒙運動百科全書》中各國描述的行數進行統計，并以該數值除以當地人口，構建出“啟蒙運動指數”（Enlightenment Index）。他采用了兩種方法：第一種僅統計提及該國的行數，第二種在此基礎上加入對該國具體地區的描述行數，因而得出兩個版本的指數。當然，這兩種指數在數值上大致一致。比較各國的啟蒙運動指數后，莫基爾發現英格蘭、蘇格蘭和荷蘭等地的指數遠高于傳統上被認為是啟蒙中心的法國，而這種分布恰好與歐洲經濟起飛的順序一致。

當然，“啟蒙運動指數”這類指標在很大程度上仍帶有主觀性。因此，在其多部著作中，莫基爾還探討了如學術期刊創辦、科學團體興起等反映知識啟蒙的因素對經濟增長的影響，其研究結果也基本一致。由此，他論證了知識啟蒙在推動現代經濟發展過程中的關鍵作用。

阿吉翁：“富二代”學者

法國經濟學家菲利普·阿吉翁（Philippe Aghion）是一位不折不扣的“富二代”。他的母親正是著名的市場設計師、奢侈品牌蔻依（Chloé）的創始人加比·阿吉翁（Gaby Aghion）。不過，阿吉翁并未繼承母親的時尚事業，而是選擇經濟學作為自己的志業。

1987年，阿吉翁獲得哈佛大學經濟學博士學位。他的博士論文由三位導師共同指導，分別是2007年諾獎得主埃里克·馬斯金（Eric Maskin）、一般均衡理論專家安德魯·馬斯克萊爾（Andreu Mas-Colell），以及微觀理論專家杰里·格林（Jerry Green）。畢業后，他進入麻省理工學院任助理教授。兩年后，他回到法國，出任國家科學研究中心（Centre National de la Recherche Scientifique）研究員。此后，他輾轉歐洲學術界，曾在歐洲復興開發銀行（EBRD）、牛津大學納菲爾德學院、倫敦大學學院等機構任職。2000年，他重返母校哈佛任教。2015年，他應法國總統奧朗德邀請，回到法國擔任經濟顧問（也有傳言稱其歸國是為繼承剛去世母親的家業）。同年，他出任法蘭西學院講座教授，至今仍在任。

阿吉翁的研究領域集中在創新經濟學。但與許多聚焦創新紅利的理論家不同，他不僅關注創新帶來的好處，也重視其潛在的陰影與破壞。他將20世紀著名經濟學家熊彼特提出的“創造性毀滅”（creative destruction）思想引入現代經濟學，借以說明技術進步如何通過破壞舊有結構而推動經濟增長。

最能體現這一思想的是他與合作者彼得·豪伊特（Peter Howitt）共同發表的一系列關于內生增長的論文。眾所周知，現代增長理論起步于羅伯特·索洛（Robert Solow），其模型雖以簡明形式奠定了增長研究基礎，但其中最關鍵的增長動力——技術進步——卻被視為外生變量，是一個“黑箱”。為揭示這一“黑箱”的內在機制，從20世紀80年代起，經濟學家陸續展開探索，逐步發展出所謂的“內生增長理論”。

根據理論內核的不同，內生增長理論大致可分為三大流派：一是以羅默（Paul Romer）和盧卡斯（Robert Lucas）為代表，強調知識的內生創造；二是以赫爾普曼（Elhanan Helpman）和格羅斯曼（Gene Grossman）為代表，突出技術擴散、互補性與市場規模的作用；三是阿吉翁與豪伊特提出的“創造性毀滅”理論。

在這一理論中，阿吉翁與豪伊特假設：產品生產需依賴某種技術作為中間投入。掌握該技術的企業將因技術領先而擁有市場支配力，獲得超額壟斷利潤。而技術進步的實現依賴研發投入，其成功具有不確定性。一旦研發獲得突破，產生了新技術，舊技術便會被淘汰或“毀滅”。因此，技術變遷帶來雙重效應：一方面，更優的新技術提高了長期增長潛力，推動經濟持續發展；另一方面，舊技術的淘汰則會對原有企業和相關利益集團造成沖擊。社會福利的凈變動，則取決于這兩方面力量的對比。

與羅默模型相比，阿吉翁—豪伊特的理論有助于處理更多復雜問題：首先，引入技術研發的隨機性，模型可以用于分析技術變遷如何與經濟周期互動；其次，因納入了新舊技術的替代與博弈，該理論更能反映技術更新過程中的利益沖突，為競爭政策、產業治理提供理論支撐。例如，掌握舊技術的既得利益者往往會試圖維護現有地位，阻礙新技術的擴散；這恰說明了保障公平競爭機制的必要性。又如，在新舊技術更替中，原本依賴舊技術的產業可能遭遇失業問題，此時社會保障與再就業培訓便顯得尤為關鍵。

除了內生增長理論之外，阿吉翁還廣泛研究了創新背后的微觀機制與制度因素，例如持股結構、融資環境、公司治理、企業異質性等。他也積極關注創新政策的社會效果，如創新對收入分配的影響、發明人才的培養機制等。近年來，他出版了代表性著作《創造性毀滅的力量》（The Power of Creative Destruction: Economic Upheaval and the Wealth of Nations），系統梳理了自己數十年的研究成果。

值得一提的是，阿吉翁與中國學術界淵源頗深。自上世紀90年代起，他便積極參與中國經濟改革的討論。他的部分研究成果也被引介入國內學界，并曾榮獲中國經濟學界的最高榮譽——孫冶方經濟科學獎。

（作者 李佩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