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縉紳的身后：從王錫爵墓說起

2025-08-25 14:21

作者文博時空

文博時空作者翟德芳 前文已經交代了，我對王錫爵有所了解，所以在介紹完元末的張士誠父母的合葬墓后，就應該介紹這位曾當過首輔大學士的明代大臣王錫爵的墓葬了。

說起來，王錫爵的墓也是偶然發現的。1966年12月，當時的蘇州市郊虎丘公社新莊大隊農民在來鳳橋附近平整土地時，發現了墓葬，之后蘇州市博物館進行了清理，根據棺蓋上的文字，確定這是王錫爵夫婦的合葬墓。

王錫爵墓與隨葬品

王錫爵夫婦合葬墓位于蘇州城西約5公里左右，在虎丘山西南、楓橋東北，離運河約半里許。墓葬是一座豎井式券頂雙室磚墓，墓室以雙層青磚砌成，四周澆漿45～90厘米。墓頂六層磚澆漿,五層夯土間隔澆封。墓壙中用磚壁隔為左右平列兩個墓室，葬具為木棺兩具，都用楠木制成。男棺在左，棺蓋上雙行朱書“……太子太保吏部尚書建極殿大學士贈太保謚文肅……”。男棺封閉緊密，棺內放云母片包和水銀，作為防腐設施，尸體和棺底還放置大量木炭。

王錫爵墓出土的“忠靖”冠

墓中的隨葬品有冠、袍、衾、鞋等綢緞衣物，錫杯、盤、盆、壺等明器，床、桌、椅、衣架、盆、桶等木制縮微家具，還有瑪瑙飾、印章、帶鉤、戒指和灑金折扇等日常用品，共161件。

王錫爵墓出土的縮微拔步床

木制縮微家具包括拔步床、官帽椅、木供桌、衣架、木盆架等，全以一定的比例縮小，線條簡約流暢，少雕刻攢飾，整器結構對稱，椅、柜類或坐具類的腿足皆略呈“A”字形向外撇出，榫卯精巧多樣，具有較高的工藝水準，為研究明代蘇式家具提供了實物資料。

其中，拔步床長39.5厘米、寬28.2厘米、高42厘米，正面上部鏤雕“禹門洞”圖案，周圍萬字欄干，主體結構由架子床和架子床前的圍廊兩部分組成，圍廊中間有一腳踏，一側還放置著一個微縮便桶，圍廊有四根立柱，本身就是一個小房間。發掘時床內懸掛黃色小繃帳，床上放置鳳穿牡丹紋緞枕、雙經回紋地纏枝牡丹墳黃色綢被及綠地銀箔緯線蓮花紋錦襲。

王錫爵墓出土的縮微木供桌

木供桌長33厘米、寬 22厘米、高2.37厘米，系有萬字纏枝牡丹花墳黃緞桌圍,桌面上供神主一座，陳設錫鑄執壺、杯、盤等祭器28件。

王錫爵墓出土的縮微木椅

云頭木衣架長39厘米、高 3.87厘米。發掘時衣架上掛云紋黃色繃衣一件、玉帶式綢帶一條。

王錫爵墓出土的縮微木衣架

云頭六腳木盆架高41 厘米，架上放一小錫盆，橫檔上掛一深綠色纏枝蓮花紋銀箱線緯錦巾，盆架附有木套盒一只，內有木梳、棕刷、素面小銅鏡；盆架前放木盆、桶各一。

王錫爵墓出土的縮微臉盆架

棺內隨葬的冠、袍、裙等都是綢緞制品，其中“忠靖”冠高22厘米、直徑17厘米，黑素絨面、麻布里，冠上五道梁及兩旁連后面的如意紋都縫壓金線。其他如緞官服、緞便服、絲棉綢女服、緞女服、云頭如意紋白布底黃緞面男鞋等，質地有綢、緞、絨、錦、緙絲，紋飾有云紋、萬字云紋、如意云紋和百操、纏枝牡丹、鳳穿牡丹等，對研究明代絲織手工業的發展和工藝技術水平都有一定的參考價值。

王錫爵墓出土的瑪瑙束發

玉飾文玩類有透雕瑪瑙飾、瑪瑙束發、白玉發簪、印章、戒指、灑金紙扇之類。透雕瑪瑙飾長9厘米、寬6.5厘米、厚2厘米，采用鏤雕、高浮雕、透雕等多種技法，雕琢出水石、樹木、人物、鹿、猴、飛鳥等，雕工精致，層次分明，形象生動。瑪瑙束發以茶色整塊瑪瑙雕琢成半月彎形，長9厘米、高3.5厘米、橫寬3.6厘米、厚2厘米。印章為白玉獸鈕方印，共兩顆，一長2.9厘米、闊2.4厘米、通高4厘米,印文“荊石” ;一長2.6厘米、闊2.4厘米、通高3.5厘米,印文“錫爵”。

王錫爵墓出土的透雕瑪瑙飾

墓室前放石墓志二合。墓志系由王錫爵的同年、同鄉、同僚和親家、中極殿大學士申時行所撰。按墓志記載，王錫爵生于明嘉靖十三年，死于萬歷三十八年。妻朱氏死于萬歷二十六年，二十九年建造墳壙。萬歷四十一年二人合葬。

王錫爵這個人

王錫爵（1534～1611）是明代晚期比較有名的官僚，字元馭，號荊石，蘇州府太倉州（今江蘇太倉）人，原籍山西太原，為北宋真宗時宰相王旦的后裔。王錫爵祖輩在元代為避戰亂而南下，其中一支在太倉經營實業，富甲一方。嘉靖三十七年（1558），王錫爵中舉人，嘉靖四十一年以會試第一、廷試第二進士及第，授翰林院編修，后升任國子監祭酒、禮部右侍郎等，其間主持修成《穆宗實錄》《世廟實錄》，還多次主持鄉試、會試，有“館閣之司南”之稱。

萬歷五年（1577），升詹事府詹事、禮部右侍郞，兼掌翰林院，因忤逆張居正，以省親歸鄉。萬歷十二年擢禮部尚書兼文淵閣大學士，曾疏請“禁謠諛、抑奔競、戒虛浮、節侈靡，辟橫議，簡工作”等六議，為萬歷帝所采納，并受褒揚。萬歷十五年晉太子太保、武英殿大學士。日本侵略朝鮮時，王錫爵力主對日本一戰，在其運籌之下戰而勝之。萬歷二十一年正月拜首輔，力請罷止江南織造和江西陶瓷等專門為宮廷制造高貴奢侈品的機構，要求減輕云南的貢金和賑濟河南饑荒，都得到許可施行。

次年晉太子少傅、吏部尚書、建極殿大學士，同年五月，因其政見得不到實施，以及遭朝臣攻訐，數次上疏，辭職歸鄉，萬歷三十八年卒于家。萬歷皇帝聞訊，追贈其太保銜，賜謚號“文肅”，并敕建專祠，供后人瞻仰祭拜。

王錫爵像

總體上說，王錫爵是一個比較正直、也比較有作為的官僚，與其同時的沈德符在《萬歷野獲編》中就說：“今上（指萬歷帝）輔相中，以予所知，持身之潔、嫉惡之嚴，無如王太倉相公（即王錫爵）。”在為人處世方面，《明史》概括王錫爵的性格特點是“性剛負氣”。性格剛直難能可貴；但“負氣”就有感情用事的成分。在這方面，王錫爵與為他作墓志的申時行恰成對比。他們二人是同鄉，又都是萬歷時期的宰輔，但申時行忍辱負重，甘當“和事老”，堪稱柔性政治家的典型；而王錫爵純正直率，剛直負氣，說致仕、就回家再也不出，十七年簡居鄉間，寄情于山水花草，以詩會友，信道崇佛，直到老死在家。

王錫爵墓出土的 “錫爵”印章

王家后代世代榮顯。其孫王時敏是清初著名畫家，曾孫王炎清代官至大學士，因此人稱“祖孫宰相”、“兩世鼎甲”。王錫爵的兒子王衡和孫子王時敏獲蔭贈一品，因此王家有“四代一品”之稱。

王錫爵的身后事

關于王錫爵的墓園，《吳郡西山訪古記》載: “明王文肅公錫爵墓外建賜塋神道坊，饗堂毀，存丈一碑十，叩仆地均碎……有翁仲、石獅、石虎、石瓶，墳圍坊題‘建極殿大學士太保王文肅公墓’，圍廣一十丈，向榜伽山大業塔左建祠，祀文肅象，壁嵌蘇州府建祭田碑，全瑩地廣一百畝，子孫居太倉，今猶繁衍也。”可見在民國初年，其墓園還可供游人訪古，但到后來便湮沒無聞，直到被農民偶然發現。

王錫爵墓出土的銀鎏金福祿壽小雕像

也許是出于當時的政治形勢，發表于1975年的《王錫爵墓清理簡報》中稱“王錫爵等是當時豪門貴族的政治代表。王錫爵官居首輔, 生前殘酷剝削人民, 在‘功成名就’后, 就回到太倉, 廣置田地, 大興土木, 營造花園……過著驕奢淫佚的生活”，又認為“王墓的葬儀, 反映了封建社會沒落時期的官僚特權制度，這些隨葬品都是農民、手工業者的勞動成果”，對其大加批判。

小玉人

我們今天看王錫爵墓葬的規制和墓中的隨葬品，會發現墓中隨葬的物品并沒有金銀貴器，除了其隨身物品及日常的愛物，如玉簪、瑪瑙發束、紙扇、瑪瑙飾、印章等之外，主要就是一套微縮家具，其實略顯寒酸。盡管按今天的標準，可以說那套微縮明式家具有著極高的藝術價值，以至有文章用上了“陪葬品琳瑯滿目，瑪瑙飾品精美絕倫”這樣的標題，其實在當時，這些也只是表現了希望死者在陰間繼續過文人的日常家居生活的愿望罷了。

發簪

這里就要說說明代官員致仕后家居生活的普遍情況了。明代的致仕官員被稱為“縉紳”，享有優厚的待遇和特權。縉紳的法律地位高于常人，司法部門無權擅自拘審。經濟方面，享有徭役優免權，即使本人亡故，仍免其家徭役三年。縉紳待遇優厚，可以置買土地，加上門生故吏的支持聲援，生活都極為豪華。

比如早于王錫爵的致仕首輔徐階占地就達6萬畝以上；被認為是清官的魯鐸（謚文恪）在國子監祭酒任上致仕歸家，還可以在竟陵（今湖北天門）夢野臺之東修建花園，鑿水池，建亭子，栽培花草，作為自己的游玩休息之所，有客人來訪，他還請客人泛舟池塘之上。以此說來，王錫爵作為致仕的首輔大學士，其墓園并不算奢華；如果考慮到其大富之家和子孫榮顯的背景，其身后之事可以說是從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