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陳永偉

幾天前，美團、餓了么與京東三大平臺罕見地同步發聲，通過官方渠道發布聲明，承諾抵制惡性競爭、規范促銷行為，并提出多項限制補貼的舉措。這一動向被業界視為企業對監管信號的積極響應，也被看作是告別行業“內卷”、探索可持續發展路徑的重要起點。

近年來，“內卷式競爭”已成為社會各界高度關注的現象。從新能源車、光伏組件，到外賣平臺、電商領域，中國企業幾乎在每一個產業鏈條上都陷入了“傷敵一千，自損八百”的價格戰與資源消耗戰之中。企業為何在明知代價巨大的情況下，仍頻繁陷入此類競爭泥淖？產業鏈龍頭企業又為何屢屢對上下游伙伴進行激烈壓榨？“內卷式競爭”的根源，究竟是短視的市場策略使然，還是隱藏著更深層的制度性與文化性邏輯？

面對這一困境，我們又應如何應對？是呼吁政策干預，重塑行業規則？還是反思自身定位，尋找差異化路徑？是放棄“贏者通吃”的思維模式，還是追求良性競爭與協同發展？

一、“內卷式競爭”的概念和分類

“內卷”一詞的語義演化跨越哲學、人類學與社會學等多個領域。它最初出現于德國哲學家康德的著作中，用以描述一種向內發展的復雜化過程，被視為“進化”的對立面。在20世紀初，人類學家亞歷山大·古登威澤（AlexanderGoldenweiser）將其引入文化研究，指出某些社會系統在外部空間受限時，只能不斷內部加壓，導致結構日益復雜但缺乏質變。文化人類學家克利福德·戈爾茨（CliffordGeertz）則在研究爪哇農業時，用“內卷”描繪了勞動力持續增加但產出無法提升的經濟停滯狀態。

將“內卷”引入中國語境的，是歷史社會學家黃宗智。他在《中國華北的小農經濟與社會變遷》等研究中，將“內卷”用于描述中國農業經濟中的結構性困境：勞動力持續投入、技術不變、邊際產出遞減。這一定義強調了“增長受限下的資源過度使用”，為后續將“內卷”應用于經濟與社會結構分析奠定了基礎。

進入大眾語境，“內卷”開始被用來描述職場和教育中的無效努力與焦慮。從2020年前后起，一些觀察者開始將“內卷”引入企業競爭領域，提出“內卷式競爭”的概念，用以描述在市場空間有限的背景下，企業通過壓價、補貼等方式進行過度競爭，最終陷入“損人不利己”的困局。

在本文中，我們將“內卷式競爭”界定為：企業為了爭奪有限市場或維持既有地位，投入大量資源展開競爭，卻未能提升效率或帶來新增價值，反而造成資源浪費、產業惡化，體現出典型的“邊際收益遞減”邏輯。這種競爭往往導致整個行業陷入非理性的惡性循環，也成為中國企業面臨的突出現實難題之一。

根據競爭對象的不同，“內卷式競爭”大致可分為兩類：

第一類是“橫向內卷式競爭”，主要表現為同行企業之間的價格戰，即典型的價格內卷。在此過程中，為了爭奪市場份額，企業競相壓低售價，甚至將價格壓至成本線以下，導致整個行業的利潤空間被大幅壓縮，企業在技術研發和服務保障方面的投入能力下降，行業的健康秩序也因此遭到嚴重破壞。

近年來，橫向價格內卷的案例頻頻出現。一個典型例子是電動車行業的“價格大戰”。自2023年特斯拉在中國率先大幅降價后，國內本土品牌如比亞迪、蔚來、小鵬、吉利、長城等迅速跟進，掀起全國性降價潮。多數品牌為維持銷量被迫不斷調低售價，導致行業整體利潤率顯著下滑，給電動車產業的可持續發展帶來了明顯沖擊。

另一個典型案例是光伏組件行業的價格戰。從2023年下半年起，為清理庫存、搶占訂單，眾多企業開啟激烈降價競爭，組件價格短期內從每瓦1.8元跌至1.1元甚至更低，跌幅超過30%。許多企業因無法承受虧損被迫壓縮產能、甚至停產，大批員工因此失業，行業結構受到重創。

第二類是“縱向內卷式競爭”，指的是產業鏈上處于主導地位的企業，利用其市場優勢對上下游企業施加壓力，通過壓價、延遲付款、設置苛刻標準等方式，將成本與風險轉嫁至中小企業。這類“收割產業鏈”的行為，不僅侵蝕了中小企業的利潤空間，還限制了其研發與創新能力，最終可能使整個產業鏈陷入“低質—低價—低效”的惡性循環，并增加供應鏈斷裂的系統性風險。

例如，國內一家知名電動車品牌，曾長期利用其市場地位要求供應商降價，同時通過電子賬單延長付款周期，甚至推遲數月支付。這種做法嚴重壓縮了供應商的現金流，導致部分企業陷入流動性危機。一些關鍵零部件供應商，如電控系統、電池管理系統制造商，被迫放棄原定的研發計劃；更有甚者因現金流斷裂而倒閉。這種行為在短期內看似降低了整車廠的成本，但從長期看，實際上削弱了產業鏈的整體穩定性和自主創新能力。

需要指出的是，現實中這兩類“內卷式競爭”往往并非孤立存在，而是彼此交織、相互強化的。在很多案例中，橫向與縱向的內卷現象同時發生。例如，此前我國外賣行業曾爆發一輪大規模價格戰，幾家頭部平臺一方面投入巨額補貼展開橫向價格競爭，另一方面又要求平臺內的餐飲商戶共同承擔部分降價成本。這種平臺補貼屬于橫向內卷，而強制商戶讓利、轉嫁降價壓力的行為，則體現出明顯的縱向內卷特征。

二、“內卷式競爭”的成因

“內卷式競爭”絕非簡單的企業博弈，其出現是多重因素共同作用的結果。以下六方面尤為值得重視：

（1）內外部需求的收縮

如前所述，“內卷”往往源于外部發展機會的受限。在市場競爭層面，這一邏輯對應于需求的萎縮，而其背后是內外部因素交織作用的結果。

一方面，外部貿易環境的惡化顯著壓縮了中國企業的海外市場空間。長期以來，全球化為中國企業帶來了規模擴張與盈利積累的紅利，特別是加入WTO后，通過承接全球制造業轉移，中國逐步成為全球產業鏈的核心樞紐。然而，自2018年中美貿易摩擦爆發以來，加之新冠疫情后全球供應鏈重構，中國企業面臨的外部風險顯著上升。歐美主要經濟體推動制造業本土回流、強化本地供應鏈體系，提升了中國出口的進入門檻；同時，在新能源、半導體、通信等關鍵領域，西方國家以“國家安全”為由加強對中國企業的技術封鎖和投資審查。這些外部障礙顯著壓縮了中國企業的外貿空間。

另一方面，內需層面的結構性困境也限制了國內市場的擴張能力。自2022年中國人口首次出現負增長以來，勞動年齡人口占比持續下降，消費信心受到收入增長放緩、房地產低迷等因素影響而長期疲弱，邊際消費傾向顯著下降。中產擴張減緩帶來的“消費降級”趨勢，迫使原本依賴“消費升級”的企業轉向低價戰略，價格競爭隨之加劇。在這一背景下，企業之間爭奪有限市場份額，“內卷式競爭”成為非理性的“理性選擇”。

（2）地方產業政策的推動

長期以來，中國地方政府的政績考核體系與GDP增速、財政收入、招商引資緊密掛鉤。這一機制促使地方政府傾向于推動產業項目迅速落地，以形成短期可量化的增長。在中央倡導“戰略性新興產業”發展的背景下，新能源汽車、光伏、半導體等行業成為地方政府的政策爭奪重點。

為搶占先機，各地競相出臺扶持政策，為企業提供財政補貼、土地資源、稅收優惠等支持，企業在初期便可享受大量政策資源而無需承擔過度產能所帶來的外部成本。這種“搶政策紅利—大干快上”的邏輯刺激了企業大規模擴張，也加劇了行業價格戰。

更為突出的是，地方政府評估企業時往往以產值、銷售、就業等指標為核心，進而誘導企業為爭取地方支持而犧牲利潤、轉向“以銷量論英雄”的策略。在新能源車、動力電池、風電設備等領域，企業頻繁壓價交付、犧牲供應鏈利潤、補貼下游用戶，以求贏得“鏈主”地位。這些做法雖在政府視野中構成“政績”，但從市場邏輯來看則是“自毀式競爭”。

此外，部分地方政府招商引資時承諾的補貼和信貸支持設有時間窗口，企業需在短期內達成規模或占有率目標，才能兌現政策條款。這推動企業以低價搶單、虧本投標、提前釋放產能，最終引發“卷價格—卷成本—卷速度”的惡性循環，也埋下系統性產能過剩與效率低下的隱患。

（3）超大規模市場的誘導

中國擁有全球最大規模的消費市場與制造體系，且地域壁壘相對較低。在這一環境下，一旦企業在某一領域取得領先地位，便可迅速獲得全國份額并形成強大規模壁壘。正因如此，“贏者通吃”的競爭預期在許多行業深入人心。

為迅速建立壟斷地位，企業往往在發展初期采取激進策略：壓價促銷、虧本擴張、高密度渠道下沉等成為常規手段。這種以犧牲利潤換取份額的策略，在電動車、光伏組件、家電等領域屢見不鮮，其核心邏輯是：只要最終能贏得全國市場，就值得承受前期虧損。

與此同時，隨著全國統一大市場的推進，地方保護主義逐步被削弱，原本依賴地方保護的小微企業面臨強勢品牌企業的跨區域擠壓，不得不卷入激烈價格戰。相較于歐美分散市場的本地化保護機制，中國的全國統一市場結構在提升效率的同時，也為激烈競爭提供了溫床。

（4）規模經濟與網絡效應的放大

從微觀角度看，規模經濟與網絡效應也是推動內卷的重要機制。

規模經濟意味著產量越大，單位成本越低。為獲得先發的成本優勢，企業有動力主動壓價擴大市場。一旦龍頭企業率先實現規模優勢并整合上下游，就可將低價變為持久優勢，迫使其他企業即便不愿也不得不加入價格戰。

網絡效應則體現在平臺型企業中最為顯著。用戶數量越多，邊際獲客成本越低，客戶積累反過來增強平臺黏性。一旦客戶規模跨越臨界點，便能迅速形成壟斷。這種“規模驅動壟斷”的效應，使得平臺企業在初期普遍通過補貼、低價吸引用戶，待用戶基數穩定后再實現提價盈利。外賣、網約車等行業的補貼大戰，背后均是這一邏輯。而在“獲客優先”階段，整個市場被深度裹挾進價格內卷中。

（5）金融估值的扭曲

在企業行為的背后，風險投資和二級市場的估值邏輯同樣起到了推波助瀾的作用。

在一級市場中，“增長性”通常優先于“盈利性”。只要企業能展示快速擴張潛力，便有望獲得后續融資。這一機制誘導企業通過補貼用戶、低價傾銷、廣告燒錢等手段換取增長數據，“講好故事”成為獲取資本青睞的關鍵。

此外，不少融資協議中設置了嚴格的對賭條款，若企業未能在規定期限內上市或達到特定估值，創始團隊將面臨賠償義務。這種剛性條款進一步推動管理層將注意力集中于短期擴張，即便以犧牲利潤、員工福利、供應鏈穩定為代價，也在所不惜。融資驅動的“內卷”最終傳導為市場、價格、勞動層面的全面競爭。

與此同時，部分上市公司為了迎合二級市場的“增長幻覺”，持續通過低價策略維持表面繁榮，使惡性競爭在資本估值體系中被合法化、制度化。這種以估值為導向的戰略選擇，正在成為內卷趨勢中一股深層而破壞性的力量。

（6）傳統文化的影響

除制度與市場因素外，中國企業深陷內卷還受到文化層面的長期塑造，其中最典型的就是“薄利多銷”的經營哲學。這一理念在市場初期供給不足、人口紅利突出的階段具有現實意義，但在當下人口紅利減弱、消費多元、市場飽和的情形下，卻演變為“以低價求生存”的慣性。

不少企業在面對競爭時，首先想到的不是提升附加值或優化產品結構，而是削減成本、主動打價格戰。當這種策略成為行業“共識”，便會轉化為“誰不降價誰出局”的文化邏輯，催生非理性的價格競賽。

與此同時，中國傳統文化對“勤勞”的高度推崇與“多勞多得”的樸素信仰，也強化了“內卷即美德”的社會評價機制。加班被視為奉獻、低價被視為擔當，利潤讓渡被看作務實。這種“勤奮神話”往往掩蓋了對結構效率與制度創新的深入反思。

更值得注意的是，這種文化邏輯也影響到政策評價與公共輿論。一些地方政府在評估企業時，偏好那些“規模大、速度快”的項目，而非“利潤優、結構穩”的模式型企業。這種結構性的“文化內卷”反過來又影響政策導向與市場選擇，形成一整套自洽卻內耗的“內卷回路”。

三、如何應對“內卷式競爭”？

基于前文對“內卷式競爭”六大成因的分析可以看出，這一現象并非源自企業自身的短視行為，而是多重結構性因素交織作用的結果。因此，破解企業內卷既不能寄望于個別行業的自律，也不能依賴政府短期的行政干預，而必須推動一場跨部門、跨層級、跨領域的系統性轉型工程。具體而言，以下六方面的工作尤為關鍵。

（1）培育內外部需求

當前中國企業“內卷”的核心根源之一，是總需求不足以及人口結構變化帶來的內需壓力。緩解企業的“低價焦慮”，首要之舉在于擴大有效需求。

一方面，國家應持續推進“需求側改革”，通過政策引導激發新興消費潛力，特別是在銀發經濟、綠色消費等領域，加快中高端產品和服務的供給升級，提升市場容量。

另一方面，需要從制度層面重建消費信心。這包括健全社會保障體系、增加居民可支配收入、穩定房地產預期等措施，以提高家庭的邊際消費傾向，增強企業的銷售預期和創新意愿。

更重要的是，收入分配改革應成為調動內需的核心抓手。社會上可轉化為消費的資源主要包括三類：一是“過去的錢”，即居民儲蓄；二是“未來的錢”，即信貸可得性；三是“沉睡的錢”，即集中于高收入人群、邊際消費傾向極低的財富。激活這三類資源，需要在財稅政策、收入再分配和信貸體系方面開展協同改革。例如：通過推動儲蓄向消費的合理轉化、擴大中低收入群體的消費信貸可得性、對高收入群體實施更有效的稅收調節（如財產稅、遺產稅等試點），以實質性提升低收入群體的消費能力。

與此同時，面對外部市場不確定性，中國企業也需加快“走出去”步伐，拓展多元出口渠道和國際合作機制。深化“一帶一路”市場本地化，增強與東盟、中東、非洲等區域的產業鏈協同，逐步擺脫對單一市場的依賴。更關鍵的是，應引導企業由“規模優勢”向“系統效率”與“技術控制力”躍升，擺脫“低價換訂單”的路徑依賴。

（2）重構產業政策與地方激勵機制

地方政府的招商導向和產業政策，是內卷競爭的重要誘因之一。對此，應從以下三個方面著手：

首先，改革政績考核機制，從“增量導向”轉向“高質量導向”。中央可通過完善績效評估體系，引導地方將產業升級、綠色轉型、科技含量、人均產值等納入考核維度，減少“拼規模、拼產值”的激勵偏差。

其次，建立全國性的產能預警和產業協同機制，特別是在新能源、光伏、鋰電池、汽車制造等領域，應由工信部聯合行業協會設立跨區域協調平臺，發布供需預警數據，規劃產業合理布局。同時，應強化產業退出機制，通過差異化環保標準、融資約束、能耗指標等手段，引導落后產能和重復建設企業有序退出。

再次，提升地方產業政策的透明度與可問責性。建議建立招商承諾履約評估制度，約束“跑馬圈地”式的資源投放與激勵錯配，防止企業因短期政策刺激而進行非理性投資，從制度源頭削減“內卷”激勵。

（3）重塑統一市場的競爭邊界與激勵結構

中國超大規模市場所帶來的“規模誘惑”，在沒有配套制度規范的情況下，極易演化為“快者為王”的低效競爭格局。為此，應對全國統一大市場的實施路徑進行優化：

首先，引入多元化的競爭評價維度，在現有財稅、統計與績效體系中納入技術成熟度、服務質量、綠色績效、客戶忠誠度、供應鏈韌性等非價格指標，推動“拼價值”取代“拼價格”。

其次，強化反不正當競爭執法。建議在司法層面明確低價傾銷、掠奪性補貼、價格歧視等行為的邊界，借鑒歐盟反傾銷機制，建立成本線以下競爭的紅線。同時鼓勵行業協會制定最低價格標準，保障市場秩序。

再次，設立“戰略緩沖機制”。對于技術密集型新興產業，應建立適度準入門檻、容忍合理利潤區間，控制市場投放節奏，避免初期即陷入全面競爭。特別是在平臺經濟、智能制造、數字產業等領域，可通過公共采購、引導基金、示范工程等手段，扶持創新而不催熟，形成“慢變量增長”的戰略節奏。

（4）引導規模效應與規范平臺治理

在平臺經濟和產業集聚中，規模經濟與網絡效應本為效率提升的重要機制，但若缺乏制度約束，也可能演化為“結構性壓制”。

首先，應健全反壟斷體系，關注平臺通過數據壁壘、算法鎖定、資本并購等手段形成的非價格性壟斷行為，防止“贏家通吃”的市場結構固化。

其次，應通過標準制定、政府采購、首單補貼等政策工具，鼓勵多樣化技術路線與中小創新主體，避免“唯一主流路線”形成產業路徑依賴。

再次，探索在重點行業試點“公平競爭審查”機制。對獲得重大市場份額或公共資源支持的企業，應定期接受第三方評估其對產業鏈生態的影響，防止“頭部獨大”演變為系統性失衡，推動形成“多元共生”的產業格局。

（5）改革金融估值邏輯

資本市場的估值機制對企業行為具有深遠影響。當前“增長導向”的估值邏輯在一定程度上助推了企業的“內卷化”，因此需系統性引導金融邏輯轉型：

首先，引導投資機構由“市場份額驅動”轉向“價值創造驅動”，將技術壁壘、現金流質量、客戶黏性、治理結構等納入估值考量。監管層可通過完善上市標準、鼓勵長期股權投資、優化VIE架構等方式，扶持“長期主義”企業。

其次，強化對賭協議、超額激勵等融資結構的監管，防止企業為達成短期估值目標而采取價格戰、夸大數據或傷害長期價值的策略。可參考中國香港、新加坡等市場在融資合約規范方面的經驗，提高對“可持續成長型企業”的識別能力。

再次，應培育“耐心資本”與“戰略資本”。引導養老金、保險資金、國家引導基金等長期資金支持技術創新型企業，優化當前以VC/PE為主、周期偏短的投資結構，避免企業為趕上融資窗口而自我透支。

（6）強化文化引導與組織治理

破解“文化內卷”的隱性力量，既需企業層面的治理轉型，也需全社會的價值重構：

首先，通過商學院教育、行業協會引導、媒體公共傳播等方式，推動“高質量增長”“生態發展”“長期價值”等理念進入企業決策層，弱化“銷售額至上”“KPI崇拜”的短期文化。

其次，推動企業治理機制變革，構建以客戶留存率、技術更新率、組織協同度等為核心的長期績效激勵體系，提升管理層對“健康增長”理念的認同與承諾。

再次，政府可設立“價值導向型企業”評估與表彰機制，在融資支持、市場準入、政策傾斜等方面給予鼓勵，樹立不以壓價、不以拼人力為特征的新型企業典范，逐步淘汰“靠苦勞生存”的傳統發展模式。

結語

真正的高質量市場經濟，不應是一場無謂消耗戰，而應是一場激發創新力、組織力、責任感的良性競賽。唯有當企業之間的競爭從“價格極限”回歸到“價值極限”，中國市場經濟才可能實現從效率導向到韌性導向的躍遷，從疲于奔命的內卷走向可持續的自我超越。這場轉型，注定艱巨，但勢在必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