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陳芝

在閱讀饒勝文的《大漢帝國在巴蜀：蜀漢天命的振揚與沉墜》前，以為這本書講的是諸葛亮如何治蜀的故事，沒想到是從政治和外交分析劉備集團從“隆中對”到蜀漢滅亡的一系列戰略決策是否合理。

不過這也可以理解，蜀漢遺留下的史料極其稀少，今天在蜀地并沒有真正意義上保存下來的蜀漢古物。并不是所有政權都能運氣爆棚，挖掘出兩百萬字的走馬樓吳簡，使后人能夠還原孫吳社會的方方面面。

由于劉備集團起家時一路顛沛流離，沒有得到穩定的根據地，以至于《三國志·蜀書》里有關劉備集團初期的記載一概語焉不詳。通讀《三國志》就會知道劉備在他的本傳，以及散見在許多人傳記的評價是當世英雄，關張二人在曹孫陣營里俱評為萬人敵、熊虎之將。但劉關張具體做了什么，以至于評價竟如此之高，我們已經很難還原了。像張飛在自己的列傳里，從開頭年輕時與關羽一起侍奉劉備，將關羽視為兄長，直接跳到劉備跟從曹操擊敗呂布后，曹操拜張飛為中郎將，接著又跳到當陽長坂坡喝退虎豹騎。

所以，今天網絡上的蜀漢愛好者一個迫不得已的工作，就是兼職偵探，從各個角落將零零碎碎的線索拼湊在一起，以還原歷史“命案現場”。其中少部分是合理推斷，大部分是純腦補。

至于成效如何呢？不及羅貫中，至少他故事寫得更好看。羅貫中也敏銳地發現劉備集團前半段失載嚴重，于是他給劉備編了戰黃巾的大功，以至于書中人物前期提到劉備都是說“莫非破黃巾軍之劉玄德”——盡管劉備在黃巾時也就阿貓阿狗，他真正知名可能是青徐時候的事情了。羅貫中也給關羽編了溫酒斬華雄，過五關斬六將的逸事。至于張飛他懶得編了，于是在歷史上真有的斬顏良時借關羽之口說張飛百萬軍中取上將首級如拾草芥，以抬他的咖位。

總之，等劉備輾轉半生，在新野棲居的時候，他已經是以仁義之名譽滿天下的大英雄了，從幼時失祜的落魄宗親變成封侯拜將，官位僅亞于三公，位次相當于九卿的左將軍宜城亭侯。但除了聲望以外，什么都沒有，寄人籬下，空耗光陰，看不到自己未來的前景。

在這樣的背景下，他遇到了“隆中對”。關于“隆中對”，不管日后的批評聲音有多少，需要先明確一點：這是劉備集團第一次有了長遠的戰略規劃，并因此謀取了自己的穩固基業。一個政治集團必須先有自己的根據地，才有資格討論得失。有了“隆中對”，劉備并沒有因此贏下天下這盤棋，但沒有“隆中對”，劉備能不能保留自己棋手的資格是很可疑的。

在此基礎上我們再回顧“隆中對”的缺失。“隆中對”的核心思想是曹操的勢力太過強大，為了對抗曹操就必須聯合孫氏。而劉備集團則爭取“跨有荊益”，之后以此為根據地，等到北方形式有變從荊益兩路出兵，相互呼應，以求興復漢室。

而饒勝文的看法是，“隆中對”更多的是一個戰國策士式的軍事規劃，缺乏一個鮮明的政治主張，以在東漢殘留的政治框架里，與曹操的“奉天子以命不臣”“挾天子以令諸侯”相對抗。換句話說，沒有一個政治旗幟使自己奪取道德制高點，從而師出有名，可以理直氣壯地斥罪曹操的敵對與盟友的背叛。

雖然東漢朝廷威嚴掃地以后，奮起的諸侯都懷著取而代之的心理，但畢竟漢室的名義還在，劉備法理上還是漢帝的臣子，劉備需要一個政治定位，使自己在對抗持有朝廷大義的曹操的時候，有理可據，并進而爭取更多的盟友。但諸葛亮作為山中處士，可以理性地分析局勢，并為劉備勾勒出對其而言當時幾乎最完美的軍事計劃。然而或許是缺少朝廷公卿的生活，他并沒有為劉備規劃出一個能統戰盟友的政治口號來。

一個很有趣的事情是，“衣帶詔”在羅貫中的演義里是濃墨重彩的一筆，然而劉備集團從來沒有利用過這份政治資源。盡管劉備歷史上可能從來沒有參與“衣帶詔”，但劉備集團缺乏政治想象力由此可見一斑。

諷刺的是，這樣的政治旗幟是由周瑜提出來的。周瑜把曹操定位為“雖托名漢相，其實漢賊也”。既然曹操是“漢賊”，那么抗曹的舉動便成了“為漢家除殘去穢”，而不是對許昌漢廷的背叛。“為漢家除殘去穢”本是身為“王室之胄”的劉備更方便打出的旗幟，也是更能從中獲取政治收益的一面旗幟。

但如此旗幟被江東率先提出，這就使得江東在孫劉聯盟里擁有更多的主動權，以至于日后反目時孫吳竟能理直氣壯地指責劉備“既為宗室，有維城之責，不荷戈執殳為海內率先”。

相比劉備集團的麻木，孫吳集團對自身的政治定位有更深的認識。早在孫策時代，張纮、張昭為孫策謀劃了齊桓、晉文之事，旨在切割跟逆臣袁術的關系，重建跟漢廷的政治關系。孫權上位后，接受了魯肅的“榻上策”，在周瑜的支持下，意圖建立以江東為基礎爭奪天下的帝業。

作為流寓江東的江淮人士的代表，魯肅與周瑜(以及被趕出益州因而支持周瑜進蜀的甘寧)，對打回家鄉有更高更強的積極性。所以當曹操大軍壓境時，這兩人一力推動聯劉抗曹。

在劉表死后，魯肅主動提議出使荊州，當他發現荊州驟變時，在未獲得授權的情況下當機立斷聯絡劉備，力促孫劉聯盟，他為孫劉結盟抗曹提供了最初的推動力和直接的契機，使得日后諸葛亮能夠說服孫權。

周瑜則在江東諸將群僚顧慮政治名分和懾于曹操軍事壓力的情況下，為抗曹之舉提供了一套恰當的政治定位，并打消大家對曹操軍事力量的顧慮。更重要的是，周瑜在曹操立足未穩的情況下主動出擊，徹底粉碎了曹操一統天下的野望。饒勝文指出，由于赤壁之戰的戰場位于曹操的控制區，所以與過去的固有印象相反，曹操并沒有在建安十三年冬天入侵江東的意圖。

反過來，周瑜敏銳地意識到，一旦讓曹操在荊州立住腳跟，那么諸葛亮說服孫權時列舉的諸如初下荊州人心不穩、北方之人不習水戰、不服水土必生疾病、隆冬盛寒馬無槁草等問題都將隨著時間的推移而逐步得到克服。所以周瑜主動出擊，亂拳打死老師傅，將意料未及的曹操趕出了荊州。

赤壁之戰后，針對孫劉聯盟的前景周瑜與魯肅發生了分歧，魯肅的主張是繼續聯合劉備，而周瑜則力主控制劉備，驅使關張為將，他甚至提出了一個非常激進的進軍巴蜀，與曹操二分天下的計劃。

在這樣的背景下，劉備前往京口，通過自己的高魅力，使孫權更傾向魯肅的建議。不久之后，周瑜意外死亡，既使孫權少了一個以軍事上的進取推動江東帝業的得力人物，又使聯盟成為現實。孫權妹妹嫁給劉備；孫權將南郡交換劉備控制的一部分江夏；孫權承認劉備為荊州牧，而劉備推舉孫權為車騎將軍，領徐州牧。

對孫權來說，出身低微，與袁術集團不清不楚，沒有名分統治江東的孫氏政權，得到了漢室宗親、名滿天下的劉備的背書。車騎將軍在漢末通常由反對國賊的盟主擔任，并且位次在劉備的左將軍之上。

對劉備來說，京口之行更是巨大的勝利。孫劉聯姻，使聯盟得以鞏固。推舉孫權為盟主，使聯盟主題由當初的抗曹變為更具進取性的討曹滅賊。這是當初“為漢家除殘去穢”這一定位的延續，也是現階段孫劉在政治上能找到的共同點。

再加上孫權承認赤壁之戰后劉備控制的荊南四郡，以及轉讓南郡，使劉備在離開徐州后第一次有了基業。孫權交換南郡，目的是讓劉備分擔曹操在荊州方面的壓力，自己向徐州擴張，而劉備則獲得了進取西川的道路。

在這個時候，孫劉聯盟對兩家都是有利可圖的，因此雙方都積極維護這份盟約。但在劉備奪蜀以后，雙方的分歧就越來越大，以至于出現了明顯的裂痕。

劉備奪蜀的手段并不光彩，以“事后諸葛亮”的角度來講，劉備要么一開始列明旗號，以劉璋里通曹賊的名義堂堂正正地打進去，要么采納龐統的計策，速戰速決。結果奪蜀一再拖延，歷經多年，浪費了寶貴的時間，又沒有保住自己的名聲，并且也沒有妥善安置投降的劉璋。劉備揮霍掉了自己多年積攢下的仁德美名，使自己失去了天下諸侯的信任。張魯說“寧為曹公作奴，不為劉備上客！”

孫權更是感到自己被欺騙，在轉讓南郡前后，孫權曾提議聯盟共同取蜀，被劉備以同為宗室，不忍取之搪塞過去了。后來劉備聲稱幫劉璋討張魯而率軍入蜀，孫權還派兵協助。他不曾以一兵一矢加于張魯，卻對同為漢朝宗室的劉璋操戈相向。他拒絕了孫權共同取蜀的提議，而他本人卻以武力奪占了益州。

由于劉備取蜀時，曹操的軍事壓力全被孫權吸引走了，江東在與劉備的聯盟里既無得利，甚至是受損的一方。這使得孫權不得不重新審視這份盟約，于是劉備剛剛得到益州，荊州就爆發一場危機。孫權派呂蒙率軍兩萬占領了長沙、桂陽、零陵三郡。

劉備聞訊，引兵五萬從益州趕回公安，派關羽復爭三郡。孫權又派魯肅率萬人進屯益陽，孫權本人進駐陸口，為諸軍節度。雙方劍拔弩張，沖突一觸即發。由于曹操來自漢中的威脅，劉備不得不妥協與孫權分割三郡，轉身對付曹操。孫權也在東線發起了牽制性進攻，以呼應劉備。

這表明這份盟約對雙方還是有利可圖，因此按照饒勝文的看法，此時劉備應該審思與總結他與孫權的關系。

雖然湘水之爭由孫權挑起，然而劉備亦不能辭其咎，即使是江東最愿意維護盟約的魯肅也指責劉備貪而棄義、愆德隳好，而劉備陣營卻沒有什么辯護之辭，這表明在這次沖突里劉備在道義上確實有欠缺的地方。考慮到劉備在這份盟約中是得到更多好處的一方，那么他本該付出更多的努力以維護與孫權的聯盟關系。

在今天一些人看來，他應該索性放棄掉整個荊州，集中兵力優先奪取漢中，進而控制關隴。相比已經沒有襄陽的荊州，還是關隴的地緣更重要，秦國與漢高祖已經先后展示過了。

由于劉備集團上層由元從與荊州士人構成，徹底放棄荊州可能太激進了一些。但他舍不得荊南三郡，取蜀以后沒有趁勝追擊進攻漢中，以至于一步慢步步慢，戰事連綿，最后不得不發動整個益州“男當戰女當運”，從事后來看是得不償失的。

益州本來就因為他入蜀而經歷戰火，如今更是飽受摧殘，難怪在《三國志》里沒有劉備在入蜀以前誅殺臣下的記載，但在入蜀以后的年月里，劉備卻一反常態，連殺彭羕、張裕、劉封、雍茂四人。當然，劉備并不是無緣無故殺人，他殺臣子的記錄更是不及孫權的零頭，與曹操零頭的零頭。只不過這反映了自不光彩地奪蜀后，他面臨巨大的內外壓力，以至于不得不靠殺人以穩定政權。反之，沒有株連蔓引，只殺這四人，在政治家里也確實稱得上仁德。

另一方面，如果劉備已經無意維護這份盟約，那么他就應該對孫權有所防范，極端情況下干脆一不做二不休，順流而下攻滅江東，其實也是一個選項。但令人遺憾的是，劉備什么都沒有做。

湘水之爭的四年后，劉備歷經千辛萬苦，終于拿下了漢中，在沒有與孫權充分溝通的情況下，進位漢中王。孫權連侯爵都不是，劉備卻已將自己的權力再升一格，進為王爵。這意味著，劉備要么是單方面置孫權于從屬的地位；要么是完全撇開了與孫權的聯盟關系。

這對孫權是巨大的侮辱，是推動孫權背盟的重要因素。相較之下，劉備沒有好好利用馬超與劉璋這兩個前諸侯，為自己撇開許都朝廷擅自稱王背書反而顯得無關緊要了。

而在主張與劉備聯合的魯肅去世后，孫權對和劉備維持聯盟的信心本就搖搖欲墜、岌岌可危。所謂孫吳四都督里，周瑜與魯肅都希望建立江東帝業，之后繼任的呂蒙、陸遜則倡導保據江左，不再有兼并天下的雄心。

魯肅死后，江東對自己的政治定位發生了第二次轉變。于是在關羽呼應漢中局勢，北攻襄陽，水淹七軍，威震華夏時，孫權向曹操稱臣請降，乞以討羽自效。之后就是大家耳熟能詳的白衣渡江，呂蒙兵不血刃襲取荊州，倉促回師的關羽所部星離雨散，關羽自己也只得敗走麥城。

孫權為此付出高昂的政治代價，甚至如果不是曹操暴卒，他可能會被曹操集結的大軍順勢打垮。即使僥幸逃過一劫，由于他前后親曹又背曹，背曹又降曹，當他降曹再背曹時，他的政治信用在中原徹底破產。

至于劉備一方，失去荊州劉備與關羽都負有責任。作為決策者，既然沒有努力維系聯盟，那么就應該對孫權大加防范。由于關羽的兵力不足以應付兩個方向的敵人，所以要么在西線戰事暫了的情況下，從漢中調撥兵力給關羽，要么就不要命令關羽進攻襄陽。對關羽來說，他與江東關系緊張，在劉備整個外交政策很有問題的大背景下，反而沒那么重要。真正有問題的是他跟同僚關系緊張，使得江陵內部矛盾重重，不攻自破。

不過饒勝文認為關羽才具平庸，所以軍隊未經戰斗而潰散，這里需要為他辯護一下。漢末逐漸形成了以軍人家屬集中起來為質，以防叛離的慣例。由于江陵被奪，家小落于孫吳之手，軍隊崩潰也是可以理解的。高平陵之變的司馬氏，便是靠曹魏更嚴格的質任制度牢牢控制了中央大軍，消滅了所有反對勢力，使篡魏牢不可易。

曹操死后，曹丕開始了緊鑼密鼓的篡漢。曹丕篡漢的第二年，劉備自立為帝。對此，時人頗有非議。在饒勝文看來，當時劉備所面臨問題的精微之處，不是該不該稱帝，而是稱帝與討賊孰更優先。

曹丕通過禪讓而代漢，劉備唯有銳意討賊，才能宣明曹氏為篡漢；宣明曹氏為篡漢，才能宣明天命并未轉移，天下仍是漢室的天下。劉備作為漢室的繼承者，稱帝才具有合法性。當時，他哪怕在北伐的征途接受群臣的擁戴而稱帝，其正當性都會更加具足，政治效果也會更好。而劉備在曹丕稱帝后，既不曾北伐，也不曾聲討，顯示他把自己稱帝置于比討賊更優先的位置，這削弱了他政權的正當性基礎。

至于劉備選擇伐吳也不是不行，因為孫權向曹魏臣服，在儒家話語里亦是賊寇。只是他最佳的時間是在關羽敗亡時立刻出兵。隨著孫權放下身段，安撫荊州士民，極力籠絡人心。劉備出兵愈是延遲，孫權在荊州的立足便愈是穩固。

由于不管是伐魏還是伐吳，劉備都把它們置于比自己稱帝次要得多的位置，這就使得他的道義效果被大打折扣。

更不幸的是，劉備伐吳還失敗了，由于失去關羽的精銳水軍，漢軍無法控制夷陵與夷道，劉備被卡在崎嶇的山嶺間，形格勢禁，卻指望偏師帶來整個戰局的改觀，以至于讓數萬大軍在盛夏時節暴曬于長江流域酷熱的艷陽下，兵疲意沮，坐等隨時可能降臨的毀滅命運。

按照陸遜的看法，蜀軍若憑著初下時的銳氣，從夷陵起即以水陸協同一路強攻，這至少是一種需要認真對付的局面。回顧周郎一鼓作氣破曹公，劉備與漢高祖和“銅馬帝”劉秀相比，在軍事上確實欠缺了一些天分。

夷陵大敗的劉備病死于白帝城，臨終前他向諸葛亮托以后事，揭開另一段蕩氣回腸、可歌可泣故事的序幕。回過頭來看，劉備以仁德立身，卻一定程度上晚節不保。他自入蜀以后的一系列決策急功近利，雖然為自己謀取了基業，結果卻是局促于蜀地，命運的饋贈早已暗中標好價格。

當然，就像我們為“隆中對”辯護的那樣，一個政治集團必須先有自己的根據地，才有資格討論得失。但反過來，客觀地分析得失更有助于以史為鑒。

劉備集團對自身政治定位缺失的背后，更本質的原因是人才的缺失，這種人才匱乏一直困擾著蜀漢，以至于劉備死后逼的諸葛亮拿自己同時當蕭何、張良與韓信用，最后活活累死。“蜀中無大將，廖化作先鋒”也是人盡皆知的諺語。劉備的出身太低，軍事能力又差點意思，運氣也不好，于是在亂世最關鍵的初期差點淘汰出局，只能眼睜睜看著曹操滾雪球滾到最大。只能感嘆時間從來不等人，并且會懲罰所有浪費時間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