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洋／文

如果面向大眾提起中東，很多人印象中的關鍵詞可能還是戰爭頻發、社會封閉、經濟發展單一且高度依賴石油能源等。加上近期以色列和伊朗的新一輪沖突，更是進一步強化了這種刻板印象。

但其實，在戰火紛飛之外，還有另一個中東——在以沙特阿拉伯（下稱“沙特”）、阿聯酋為代表的一批海灣國家里，中東的關鍵詞正在發生深刻變化。

2016年后，海灣國家普遍經歷了領導層的新老交替，年輕一輩領導人開始登上政治舞臺，為這片古老的阿拉伯土地發展帶來了全新氣象。

當跨國企業在多個市場步履維艱時，迪拜機場的航站樓里，來自全球的科技精英與投資客川流不息。無論是從政策、文化還是商業維度來看，以GCC（海灣阿拉伯國家合作委員會）成員國為代表的海灣國家，正以對內改革、對外開放的姿態重塑自身，在能源經濟之外，開辟出一條科技驅動、聯通世界的嶄新道路。

而站在更大的視野來看，從傳統的石油依賴型經濟體到多元化的數字化樞紐，這一區域的戰略轉型不僅關乎能源格局，更涉及全球產業鏈、地緣政治與文化敘事的多重博弈。一個正在講述“改革開放”新故事的中東，正在成為未來全球化的定義者之一。

開放：中東需要科技公司

近十年來，以沙特為代表的GCC國家紛紛開啟政治改革，這也使得中東被認為正在開啟類似當年中國改革開放的新周期。

這些變化的發生，也促使中東國家在全球經濟版圖中的角色發生再定位。特別是近期一系列外部合作方向的調整，也讓我們得以窺見這片古老土地的戰略轉向。

當地時間5月13日，美國總統唐納德·特朗普在沙特首都利雅得與沙特王儲穆罕默德·本·薩勒曼會談，開啟了特朗普重返白宮之后的首次海外訪問。美國白宮官網當天宣布，特朗普獲得了沙特6000億美元的投資，其中包括近1420億美元的史上最大國防銷售協議。沙特王儲還在投資論壇上承諾，沙特將推動把對美國的投資提高到1萬億美元。

根據白宮介紹的6000億美元投資情況，沙特的投資集中在能源安全、國防工業、基建和關鍵礦產領域。但這些合作相對傳統，原因是美國與中東之間長期存在的能源依賴關系。歷史上，中東國家在軍事和經濟上與美國有著緊密的聯系。

真正值得注意的是，在最近一次特朗普訪問中東期間，以伊隆·馬斯克為代表的一批美國頂尖科技公司CEO也隨同前往中東考察。

特朗普此舉并非偶然，而是基于中東對高科技人才及技術的巨大需求。盡管中東地區傳統上以石油資源著稱，但近年來隨著新能源領域的迅速發展，尤其是中國在電池技術和人工智能、互聯網應用方面的領先地位，使得中東國家同樣迫切希望引進更多先進技術來推動自身產業升級。

比如，現在沙特已開始建設人工智能大學，并推出了旨在吸引全球高端人才的黃金簽證計劃，表明其致力于打造一個集科研創新于一體的現代化經濟體的決心。

從特朗普的中東訪問行程后公布的信息來看，沙特的DataVolt公司將對美國的AI數據中心和能源基建投資200億美元。谷歌、DataVolt、甲骨文、Salesforce、超威半導體（AMD）和優步承諾在美沙兩國的尖端技術領域投資800億美元。

中東試圖構建的是一個以人工智能大學為象征、以新能源項目為基石的科技生態體系。其目標明確：在石油之外，打造新的增長支柱。

迪拜國際機場和在建的全球最大杰貝阿里機場，不僅運送石油美元，更在輸送未來競爭的籌碼——知識與創新。中東的戰略價值正在科技賦能下被重新定義。

改革：阿拉伯的“海灣模式”

外部的變化只是觀察中東變局的一個窗口。以GCC國家為代表的中東地區，正努力構建全新的敘事框架，試圖改變以往外界對其形成的刻板印象。

這一進程始于2016年前后，隨著國際油價下跌和全球能源結構轉型的雙重壓力，沙特、阿聯酋等主要海灣國家加速推進改革，旨在降低對石油收入的依賴，構建更具韌性和可持續性的經濟體系。

其中，沙特提出的“2030愿景”成為標志性舉措。“2030愿景”指沙特2016年至2030年的發展規劃和行動指南，這正是由沙特王儲小薩勒曼一手推動。“2030愿景”有三大核心：充滿活力的社會、繁榮的經濟和雄心勃勃的國家，并分別從社會文化、經濟建設、治理能力等方面入手，制定了96個具體目標，具體項目涵蓋了經濟貿易、社會文化、基礎建設、生態環境等多個領域。“2030愿景”提出以來，沙特采取一系列舉措，大力發展非石油經濟。

2019年，沙特啟動國家工業和物流發展規劃，旨在通過推動工業、礦業、能源和物流產業升級與融合發展，將沙特打造成全球領先的工業強國和物流樞紐。

2021年，沙特又提出“沙特制造”倡議和“沙特伙伴”計劃，支持本土產品并提高其在國內外競爭力，提高沙特國民對本國制造的認識和信心，從而促進經濟多元化發展。

推進私有化進程是“2030愿景”的重要組成部分。近年來，沙特積極推進國有資產私有化，包括大型企業、固定資產等，尋求更加多樣化的收入來源。沙特還積極推動主權基金投資發展，通過投資國內外大型項目，推動經濟多元化發展。

改革近年來也取得了切實的成效。可以看到，沙特的非石油產業近年表現強勁，經濟多元化轉型已見明顯成效。2023年，沙特的非石油收入達到4577億沙特里亞爾（約合1220億美元），同比增長11%。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也將2025年對沙特的經濟增長預期上調至6%。

相比之下，阿聯酋選擇以創新驅動為核心戰略，依托人工智能、區塊鏈和機器人技術提升生產力，并通過哈利法港等基礎設施項目強化區域經濟樞紐地位。2024年，阿聯酋全球競爭力排名升至第7位，展現出強勁的轉型動能。

從社會層面來看，以沙特、阿聯酋為代表的海灣國家在保持文化傳統的同時，也在逐步推動開放進程。其中包括削弱宗教保守勢力，賦予女性更多權益并取消外籍勞工擔保人制度，釋放社會活力。在這個十幾年前還要求女性出門必須穿罩袍和蒙面的國家，社會風氣已經發生了巨大變化。

本身一直就更為世俗化、現代化的阿聯酋，則通過吸引外資、放寬市場準入，推動娛樂、金融等領域的開放，釋放長期積累的購買力。

當然，地緣政治的復雜性與能源轉型的挑戰始終是這場中東改革開放新敘事中的關鍵變量。不過可以看到，中東也正在形成一種新的再平衡——盡管地區沖突頻發，海灣國家仍堅持穩定優先，通過外交平衡和經濟合作（如與以色列改善關系）維護發展空間。

中國與海灣國家的合作亦成為改革的重要推動力，中資企業通過中阿產業園等平臺參與當地制造業升級，新能源、基建等領域合作深化，為雙方經濟互補提供了新機遇。

總體而言，海灣國家的改革開放并非簡單的政策調整，而是通過系統性轉型，在傳統與現代、資源依賴與多元創新之間尋求平衡，逐步塑造出獨特的“海灣模式”，為中東地區的穩定與繁榮提供了新范式。

重構：中國企業在中東

基于改革開放的視角，我們再把視線拉回到中國公司的全球化決策。

在全球格局深刻變革的當下，中國企業也正面臨前所未有的挑戰與機遇。中美貿易摩擦、地緣政治沖突、供應鏈重組等多重因素交織，迫使企業重新審視全球化布局。

在這一背景下，中東這個曾經被視為能源依賴型經濟體的區域，正在以全新的面貌進入中國企業的視野。它不再是戰火頻仍的代名詞，而是一個融合能源轉型、數字化浪潮與開放政策的新興市場，其戰略價值遠超傳統認知。

中東的崛起源于多重結構性優勢。首先是無可替代的區位優勢。作為歐亞非三大洲的樞紐，中東擁有世界級的物流基礎設施：迪拜國際機場、哈馬德港等節點構成的“4小時航程覆蓋20億人口”網絡，使其成為連接全球南方與西方市場的天然跳板。

與此同時，我們必須看到，化石能源的主宰地位在未來十年依然會延續。盡管新能源轉型加速，但石油和天然氣在工業生產、化工等領域仍不可替代，中東短期內仍將主導全球能源格局。

更重要的是，我們需要看到中東國家正以驚人的速度擁抱變革。作為一個新興經濟體，中東的數字基礎設施要相比其他區域更強大。比如，現在阿聯酋政府已經能夠實現無紙化辦公，互聯網和云服務已經覆蓋從政府到企業的方方面面，這些都在幫助中東國家構建起一個以科技驅動、人才集聚為核心的現代化敘事。

中東正處于能源轉型與數字化升級的雙重驅動中，對新能源、人工智能、互聯網技術等領域的需求旺盛。

2024年7月，3家中國新能源頭部民企同時發布“闖中東”的消息，晶科能源、TCL中環與遠景科技集團宣布擬各自在沙特設立合資公司建廠，已披露的項目投資金額達到百億級別。

不少中國科技企業把迪拜視作出海的試驗場。此前，美團無人機業務“KeetaDrone”進軍海外市場，首站也選在了迪拜。

2025年3月，蘿卜快跑宣布與迪拜道路交通局（RTA）簽署戰略合作協議，率先在迪拜市區開展無人駕駛規模化測試和服務，雙方計劃將在迪拜部署超過1000臺全無人駕駛汽車。

不只是頭部公司，許多中小企業也看到了新機遇。據媒體報道，國內新能源企業EcoFlow此前專門針對中東地區，推出便攜式儲能電池、便攜式發電站等產品。其中，儲能電池具備太陽能充電功能，利用中東地區光照強、日曬時間充足的特點，為用戶提供了一種更便宜的綠色能源使用方式。

而在此前的迪拜GITEX科技展上，中國無人駕駛線控底盤研發商濟馭科技與愛沙尼亞知名自動駕駛公司Clevon簽約合作。Clevon將利用自己在中東、歐洲、美國等市場的優勢，和濟馭科技共同推進全球業務的擴展機會。

對中國企業而言，中東既是避風港，更是試金石。中東對科技企業的開放，不僅會給美國企業帶來機會，同樣也讓中國企業找到新可能。

中國在光伏、新能源汽車、電池儲能等領域的全球領先地位，與中東推動綠色經濟轉型的目標高度契合。目前，阿聯酋、沙特等國已啟動大規模可再生能源項目，為中國企業提供了技術輸出場景。此外，正如前文所提到的，中東的數字化基建水平領先全球，消費端數字化程度接近中國，企業可通過本地化產品適配快速切入市場。

也就是說，在光伏、新能源汽車、消費電子、人工智能軟件等熱門領域，中國企業的技術優勢都能與中東的市場潛力形成高度契合。

而從營商環境層面來看，中東的低稅收政策和自貿區外資獨資政策，顯著降低了企業進入門檻。再加上其“黃金簽證”計劃吸引高凈值人群，疊加中東作為歐亞非樞紐的區位優勢，企業可借此輻射非洲、南亞等新興市場。

但這并不意味著中國企業可以高枕無憂，相反，本土化策略會變得更加重要。

中東的復雜性不容低估。其政商關系仍帶有濃厚的傳統色彩，家族財團與政府的深度綁定要求企業具備超越商業規則的洞察力；文化隔閡則體現在從語言到宗教的多維層面。加上中國企業的高管團隊一直存在外籍成員比例遠低于歐美跨國公司的情況，這也成為中國企業在全球化進程中亟須改變之處。

因此，想要到中東去，這意味著給中國企業提出了許多全新要求。比如，從組織上看，中東政商關系網絡以“關系驅動”為主，中國企業需要通過雇傭阿拉伯語人才、滿足“保人制度”要求等方式，建立本地化團隊以及參與當地社會事務，才能更高效融入市場。從產品戰略看，比如中國光伏企業參與中東太陽能項目時，不僅需要設計耐高溫、抗沙塵的設備，還需通過清真認證；新能源車企則需適配極端氣候條件等。

真正的機遇在于企業能否跳出將中東視為替代市場的思維定式。事實上，中東并非歐美市場的縮小版，而是連接非洲、南亞、中亞的支點。那些能在中東站穩腳跟的企業，往往能通過這一樞紐輻射更廣闊的新興市場。

中東的變革，本質上是一場文明形態從傳統到現代的躍遷。今天的中東不再只是石油財富的“富礦”，而是通過世俗化改革、數字化治理與全球人才引進，構建一個兼容傳統與現代的新藍海。

隨著中東在全球格局中政治和經濟地位的不斷上升，對中國企業而言，到中東去，既是參與全球價值鏈重構的歷史性窗口，也是一個檢驗自身全球化能力的絕佳練兵場。

（作者系長江商學院市場營銷學副教授、MBA項目副院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