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0年前的5月8日，德國宣布無條件投降，“二戰”在歐洲戰場宣告結束。

今天，我們回望這場人類浩劫，除了悼念死難者與反思戰爭本身，更應紀念那些以智識之力介入歷史的人——馮·諾依曼是其中最具爭議、也最關鍵的一位。

如果沒有他為钚彈設計精確計算沖擊壓縮的爆轟模型，也許美軍無法在1945年8月前完成有效核打擊，“二戰”的終結可能將推遲至美國攢夠三枚鈾彈之后——那將是又一個多月、甚至數十萬條生命的代價。正是他的數學與冷靜，使戰爭得以快速收場；也正是他的理性與冷酷，開啟了核威懾時代的博弈邏輯。

在“戰爭勝利80周年”之際，我們不只是緬懷勝利，更要理解塑造這一勝利背后的思想結構，以及那位為技術現代性開辟通道、卻未必能完全駕馭它的人。今天我們讀馮·諾依曼，也是在凝視現代人類的鏡子。

這本《來自未來的人：約翰·馮·諾依曼傳》，為我們理解他和他背后的歷史打開了一扇新的窗口。

中科院自然科學史研究所研究員方在慶教授長期關注科技史、科學哲學等領域，對愛因斯坦、奧本海默等20世紀重量級科學人物有深入研究，治學多年，著作頗豐。

下文是方教授為《來自未來的人》一書撰寫的書評，內容精要，哲思深邃。希望這篇文章和這本書能給你帶來有益的啟發。

初讀科學記者阿南約·巴塔查里亞（Ananyo Bhattacharya）這本傳記時，我一度有些失望。開篇數章多談童年、學業與早年交往，行文克制，節奏沉穩，幾乎讓人以為這只是又一本“天才傳記”的溫和變奏。然而，越讀越覺得，這種克制反而是作者對馮·諾依曼的尊重——他沒有急于渲染天才的傳奇，而是循序鋪陳，呈現出一位思想家如何在短短53年里，將深刻的數學直覺轉化為影響深遠的現實力量。

我們正處在一個技術驅動的變局年代：人工智能帶來認知結構的重塑，戰爭不再只是地緣或意識形態的碰撞，更是算法、博弈與信息操控的博弈。在這種背景下重讀馮·諾依曼，遠不止緬懷一個逝去的天才。他不僅是“過去的未來”中最清晰的預言者，也是當代政治與科技困境中仍未被真正理解的先知。他的冷漠與熱情并存的頭腦，他對戰爭的計算態度，以及他在生命終點時的宗教轉向，都直指一個古老而難解的問題：當人類擁有塑造世界的力量時，如何面對自身作為“有限理性存在”的真相？

與其他馮·諾依曼傳記不同（如諾曼·麥克雷那本經典傳記《天才的拓荒者：馮·諾伊曼傳》側重于技術軌跡與私人回憶），巴塔查里亞并不急于列舉諾依曼的成就清單，而是通過一種層層遞進的“思想史嵌套”方式，展現這位科學家如何在未被時代完全理解的狀態下，為我們構建了一個可能的未來世界框架。

書中每一章都聚焦于馮·諾依曼一項關鍵貢獻：從奠定量子力學數學基礎，到創造現代計算機結構（馮·諾依曼架構）；從與摩根斯特恩共創博弈論，到預測自動機自復制、天氣建模，再到對AI與“技術奇點”的早期設想。這些不僅是學術成果，更是一整套處理不確定性、博弈行為與演化機制的思維體系。它們并非對20世紀的解釋，而是對21世紀的預告。

馮·諾依曼不僅提出了“零和博弈”這一冷戰思想的基礎模型，他還曾明確反對后來納什（John Nash）所提出的“納什均衡”概念。盡管納什的理論最終成為現實世界中博弈建模的主流，馮·諾依曼卻堅持認為“均衡”在實際戰爭或策略對抗中并不總是存在，或不具備可計算性。兩人曾在普林斯頓有短暫的交鋒，馮·諾依曼對這位年輕天才不乏輕蔑態度，稱其理論“數學上有趣，但毫無實用性”。而在納什精神狀況惡化后，與馮·諾依曼共創博弈論的奧斯卡·摩根斯特恩（Oskar Morgenstern）仍默默資助他多年。這一舉動，在冷峻的學術界格外引人注目，也讓人回想起他與馮·諾依曼共事時所展現出的忠厚與內斂。

摩根斯特恩性格沉穩、行事謹慎，在多個方面與諾依曼形成互補。他在兩人合作期間始終擔任“技術思想的翻譯者”角色，是諾依曼通往政策圈與現實世界的重要橋梁。

在人物刻畫上，本書呈現的馮·諾依曼并非完人，反而充滿反差與矛盾。他風趣幽默，能用三種語言講“葷段子”；卻在情感關系中顯得木訥遲鈍，第二任妻子克拉拉說他是“一個奇怪、矛盾而又頗具爭議的人。他既孩子氣又很幽默，既世故又粗蠻，既絕頂聰明，但在處理自己的情緒時又顯得能力十分有限，這是一個自然之謎，還將繼續無解下去”（中譯本，315頁）。他在技術冷戰中堅定支持使用核武器，曾建議將原子彈在目標上空引爆以擴大殺傷范圍，卻從未留下哪怕一句道歉。他生性疏離，卻對唯一的女兒的婚姻干涉極深，盡管最終還是遂了女兒的心愿。更令人玩味的是，他晚年皈依了天主教——一個一生理性至上者，在臨終前試圖將靈魂交托于信仰的行為，既出人意料，又帶有某種永恒的人類底色。

在普林斯頓高等研究院，他的鄰居是哥德爾與愛因斯坦。有一次他深夜大聲播放德軍軍樂來“打趣”這兩位逃離納粹德國的天才，結果遭到愛因斯坦強烈不滿。哥德爾在天臺抗議，愛因斯坦甚至親自上門抗議此“惡作劇”。諾依曼對此毫不在意，笑稱：“他們太敏感了。”這類玩世不恭的態度，使他在嚴肅的思想家圈中總顯得格格不入，卻也顯出其人格的某種“高頻運行狀態”。他與奧本海默的對比尤其意味深長：兩人都娶了“非賢妻良母”式的復雜女性；都在“二戰”后陷入某種邊緣狀態——奧本海默因政治立場受打壓，馮·諾依曼則因“太聰明、太雜而不被同類接納”。他在普林斯頓的晚年，逐漸被數學家和物理學家邊緣化，只剩幾個博弈論研究者與政策顧問視他為坐標。他親手催生了信息論與AI，卻孤獨地死在對神的召喚中。

今天的世界，再次回到一種悖論狀態：一方面，我們所擁有的計算能力、模型建構、戰略分析遠超諾依曼時代，人工智能已然開始取代人類在信息判斷上的優勢；另一方面，我們的政治體制、道德秩序、情感結構卻仍停留在一個深受民族主義、部落邏輯、意識形態碎片化支配的階段。這種“高度智能、低度理性”的文明狀態，似乎正應驗了馮·諾依曼晚年對人類未來的悲觀預見。

他曾設想，技術的增長可能導致一個“奇點”，屆時人類自身將無法理解或控制所創造的系統。他對這種未來沒有做出倫理判斷——既不悲觀，也不樂觀——只是冷靜地指出計算邏輯終將壓倒人類對意義的追尋。

那么，我們該如何評價這樣一個人？一個為世界留下核彈算法、博弈論機制與自動機設想，卻沒能留下可供我們效仿的“道德路徑”的人？也許，我們需要從英雄式的仰視中退后一步，回到更深層的反思：馮·諾依曼這種天才，真正提醒我們的，并不是天才的榮耀，而是人類必須為自己的創造承擔后果的責任。

掩卷之際，我既為這部傳記所展現的浩瀚智慧而驚嘆，也不免生出一絲幽微的哀傷：在這樣一個人的身旁，我們每一個人的貢獻都顯得如此渺小；而對于一個“注定比世界更早知道世界將走向何方”的人來說，命運卻似乎也沒有給予他一個真正安身的地方。他在科學之巔，但遠離人群；他塑造了未來，但難以安頓自己的內心。

而他生前最大的困擾之一，或許正是“找不到自己的群體”。數學家說他是工程師，工程師說他是物理學家，物理學家說他像個軍事顧問，政治家則說他是科學家。他一生都在穿越學科，卻也永遠站在每一個圈層的門外。而正是這種“不合群”的狀態，讓他的思維得以跨越極限。但對他個人而言，這可能是一種漫長的流放：他可以預見未來，卻無法被當時的任何現實團體完全接納。

“來自未來的人”或許正是我們今天最缺的一種人：既擁有極致的計算力，又有意識面對人類局限的誠實與節制感。

紀念馮·諾依曼，不應只停留在他天才般的貢獻上——盡管僅憑他在原子彈計劃中的決策價值，就已足以改變“二戰”的進程與規模。更值得我們反思的是：這樣一個深刻影響了20世紀地緣格局、信息結構與戰爭邏輯的頭腦，是否也預示著我們仍未準備好迎接21世紀？

他幫助終結了“二戰”，卻也為“冷戰”的思維模式奠基；他相信理性計算可以制衡不確定性，卻也在晚年默默皈依信仰，仿佛唯有神圣能彌補人類理智的冷寂。在“二戰”結束80年后的今天，當人類重新站在技術與安全的十字路口，馮·諾依曼依然是一個繞不開的名字——他既是過去的勝利者，也是未來的警示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