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據國家癌癥中心發布的最新中國癌癥統計報告顯示，結直腸癌這一曾長期位列中位的癌種，如今已躍升為全國惡性腫瘤發病率第二位。

其快速攀升的趨勢，清晰反映出我國疾病譜的深刻變遷。防控的復雜性與緊迫性，遠超公眾的一般認知。

如何在龐大的人口基數、有限的優質醫療資源與公眾健康意識尚需提升的現實之間，找到一條高效、普惠且可持續的防控之路？

在此背景下，一些城市開始積極尋求突破，探索更具示范意義的創新做法。

北國“冰城”哈爾濱市，去年啟動的為期3年覆蓋240萬人的消化系統腫瘤和“四高”免費檢測項目，便試圖為這一難題帶來新的解法。

該項目通過與包括華大基因在內的專業技術機構合作，引入新型糞便DNA甲基化檢測技術，結合政府主導的系統性組織和政策配套，正努力構建一套覆蓋數百萬人群的結直腸癌等重大疾病早期風險綜合防控體系。

這為理解如何構建高效、普惠的重大疾病早期干預體系，提供了一個極具價值的切入口，其探索的路徑、積累的經驗以及逐漸完善之處，都值得深入剖析。 

腸癌早期預防之困

 結直腸癌因其早期癥狀極端隱匿，常被稱為‘沉默殺手’。 

黑龍江中醫藥大學附屬第三醫院內鏡診療中心負責人王哲表示，“結直腸癌在它發生發展的過程中，一般沒有特殊的表現癥狀，一旦它進展到惡性腫瘤這個階段，可能會出現腹痛、腹瀉以及一些機體消耗的癥狀，治療難度和成本大大增加，生存率也隨之顯著下降。”

但結直腸癌也被稱為“懶癌”，從息肉到腺瘤再到癌的演進過程通常長達10至15年，這段漫長的“窗口期”中進行有效“攔截”，其治愈率極高，患者的五年生存率甚至可達90%以上。

然而，現實遠比理論骨感。

王哲指出，公眾對結直腸癌早期癥狀認知模糊，常將其與痔瘡等小恙混淆，是延誤診治的首要原因。“很多人便血也不在意，覺得是痔瘡，自己用藥，往往發現時腫瘤已在布滿腸道，甚至轉移，治療非常棘手。”

傳統的結直腸癌早期檢測手段——腸鏡，盡管精準，卻面臨推廣瓶頸。首先是患者依從性。怕疼、怕麻煩是普遍心理。檢查前的腸道準備也確實辛苦。其次是醫療資源。中國有數以億計的目標篩查人群，相比之下，合格的內鏡醫師和設備十分緊缺，尤其在基層，此類情況更為嚴峻。此外，單次檢查費用對無癥狀人群也是一個經濟門檻。

王哲分享了兩個對比鮮明的病例：

“一位45歲的男性患者，他的父親、哥哥有腸癌史，到了45歲之后為自己安排了一次腸鏡檢查。在腸鏡檢查的過程中發現了一顆腺瘤樣的息肉，并且這個息肉看起來有潛在的癌變跡象了。將息肉完整的取下來送病理分析，發現他確實就是一名早期的結直腸癌（患者）。非常幸運，通過一次檢查、一次診療就完成了他的整個治療。”

“還有一個案例，患者他來門診就診的時候，已經有幾個月的血便，并且腹部不適。經過檢查發現他是一個低位的直腸癌。這種情況對他進行了直腸癌的根治術，也就是改造手術。腹部掛一個糞袋，這對他后續的生活質量會受到一定影響，如果能早發現，結局可能完全不同。”

這兩個案例，直指早期檢測困局的核心癥結。

當大量潛在的早期病變因種種原因未能被及時“打撈”，任其在“沉默”中演進，最終必然導致中晚期病例的集中出現，這不僅是對個體家庭的打擊，更是對整個社會醫療資源和經濟可持續性的沉重透支。

因此，尋求技術上的突破與模式上的創新，以一種更具穿透力、更能克服現有梗阻的方式，將早期預防的網織得更密、防線筑得更牢，已成為癌癥防控領域無法回避的“必答題”。 

無創檢測：早期預防新方向

技術革新，是撬動存量困局的有力杠桿。

面對結直腸癌早期檢測的瓶頸，以糞便DNA甲基化檢測為代表的新型無創分子檢測技術，正以其在靈敏度、便捷性和人群接受度上的優勢，為早期預防體系的“重構”帶來了新的變量。

其核心邏輯，在于對糞便中微量異常甲基化DNA——這一“癌癥信息密碼”的精準解碼，近年來，大量研究證實，DNA甲基化異常是腫瘤發生早期即出現的、相對穩定且特異的分子事件。

攜帶這些異常“指紋”的腸道黏膜細胞脫落后會混入糞便，糞便DNA甲基化檢測技術便利用高靈敏平臺捕獲并分析這些信號，評估受檢者的患病風險。

該技術的核心優勢首先在于“無創和便捷”，受檢者無需特殊準備，可居家采樣，極大降低了參與門檻，提升了依從性。 

“對于大規模人群檢測，理想技術首先要解決依從性問題。糞便DNA檢測在這方面提供了很好的解決方案。”王哲認為。

其次，是對早期病變，特別是進展期腺瘤的更優檢出效能更高，高質量的糞便DNA甲基化檢測對進展期腺瘤的檢出能力優于傳統大便隱血，能更早識別高風險個體，實現“治未病”。

歐洲腫瘤內科學會年會相關研究數據亦顯示，糞便DNA檢測能更有效地“濃縮”高風險人群，提高后續腸鏡檢查的陽性發現率。

基于此，“無創初篩（高危預警）+腸鏡精篩（精準診療）”的分層策略，正成為國內外指南推薦的模式，它將有限的腸鏡資源更精準地導向高風險人群，提升了篩查的整體效率與覆蓋面，兼顧了成本控制與資源優化，尤其契合中國國情。 

冰城樣本

在哈爾濱，一項自2024年起鋪開，計劃三年覆蓋240萬人的“消化系統腫瘤和‘四高’免費檢測”民生工程，正實踐著上述分層檢測策略。

2024年，這項被列為該市“十大民生項目”之一的計劃，由政府主導，旨在將疾病防控戰線大幅前移，探索具有地方特色的“醫防融合”之路。

為確保專業落地，哈爾濱市衛健委聯合了在生命科學與健康服務領域具備深厚積累的專業機構華大基因共同參與，提供成熟解決方案。

這種“政府搭臺、企業協同、市場機制補充”的多方合作模式，為項目的順利推進提供了重要保障。

項目針對45至64周歲常住居民，通過線上平臺預約，在遍布城鄉的300余家社區衛生服務中心或鄉鎮衛生院鋪開，專業檢測機構提供的標準化糞便DNA甲基化檢測采樣包，市民可居家采樣后，由社區衛生單位統一送檢。

“這個項目推行以來，社區居民反饋非常好，參與積極性也很高。”哈爾濱市香坊區的安埠社區衛生服務中心副主任付媞醫生介紹，“特別是腸癌這個糞便DNA檢測，不用跑醫院，在家就能采樣，老百姓接受起來容易多了。”

哈爾濱模式的重點，不止于便捷檢測。

對于糞便檢測陽性的居民，一套周密且具“政策溫度”的后續管理流程確保了“閉環效應”。

社區醫院的做好后續的隨訪工作，當發現檢測結果是陽性時，主動聯系相關居民，幫助其做好后續腸鏡預約等工作。

同時項目含有額外補貼——持糞便DNA甲基化檢測陽性報告，自報告發布日起一年內，在定點醫院進行的腸鏡或病理檢查，補貼1200元，超出部分自理，這一下子就把很多因怕花錢而猶豫的居民，給‘推’進了腸鏡室。

60歲的鄭阿姨便是這一民生工程的直接受益者。因有家族史，她在社區宣傳下報名參加了檢測。2024年底，糞便DNA檢測結果為“陽性”。“當時心里‘咯噔’一下，快過年了，家里事多，就想放一放。”鄭阿姨回憶。

是社區家庭醫生的堅持，改變了事情的走向。“李醫生真是個好孩子！”鄭阿姨充滿感激，“她隔三差五就提醒我，說‘阿姨，這個事兒可不能拖，政府給咱腸鏡補貼！’要不是她鍥而不舍地‘盯著’，我可能真就耽誤了。”

2025年4月下旬，在社區醫生的幫助下，鄭阿姨接受了腸鏡檢查。結果令人心驚：她腸道內發現了12個息肉，都很大。幸運的是，所有可疑病灶在檢查過程中被完整切除。

“我這是萬幸，原位癌切了就相當于根治，再晚點后果不堪設想。”鄭阿姨說。如今她不僅遵醫囑調整身體做好復查，還成了社區的義務健康宣傳員，她感慨道，“我現在就希望，能有更多人像我一樣，在毛病還不大時就能把它揪出來，解決掉。這比啥都強！”

哈爾濱市項目中，初步檢測出大量各類疾病的高風險個體，通過后續規范的健康管理和臨床干預，使眾多像鄭阿姨一樣的潛在重癥患者得到了及時有效的早期診治。

這不僅是目前全球已知最大規模的、將糞便DNA甲基化檢測技術應用于區域性結直腸癌組織化檢測的成功實踐，其“腫瘤+慢病”一體化防控的頂層設計，也為中國城市應對日益嚴峻的慢性非傳染性疾病挑戰，提供了一個富有開創性的系統解決方案。

這些技術優勢，正在自然轉化為可量化的公共衛生效益和經濟學價值。

發表于《中國公共衛生》雜志的一項針對武漢市采用新型糞便DNA甲基化檢測技術進行大規模人群篩查的成本效益分析顯示，其費效比達到了1:8.55。

這個數字意味著，在項目上每投入1元人民幣，從遠期避免的癌癥治療費用、挽回的勞動力損失以及提升的生命質量等多個維度綜合考量，可以產生高達8.55元的社會綜合效益。

上述研究指出，能取得如此顯著的經濟效益，主要得益于檢測技術的提升與自主可控、大規模人群篩查模式帶來的規模效應以及項目實施過程中的閉環管理等多種因素的共同作用，這些共同促進了檢測成本的降低和篩查流程效率的提升。

這背后是清晰的經濟學邏輯，晚期結直腸癌的治療，涉及手術、放化療、靶向藥物、免疫治療等一系列復雜且昂貴的醫療手段，平均治療費用可達數十萬元甚至更高，且患者的生存率和生活質量均不理想。

而通過早期檢測，在息肉或原位癌階段即發現并處理病灶，其治療成本可能僅為晚期的幾十分之一甚至百分之一，且絕大多數患者可以獲得根治，回歸正常生活。這種巨大的成本差異，使得前端檢測的投入顯示出極高的“杠桿效應”。

而哈爾濱更大的規模，無異會進一步放大了檢測工作的經濟學效益，健康管理路徑也將得到不斷優化，逐步形成了低成本、高效益、廣覆蓋的檢測與干預新模式。

此外，哈爾濱的探索，其核心價值并不僅僅在于驗證了一項檢測技術的區域性成功，更在于它揭示了在國家層面推動重大疾病防控戰略轉型的一種可能路徑——即在強有力的政府頂層設計與財政支持下，如何系統性地整合前沿科技成果、成熟的基層執行網絡與創新的激勵機制，以實現從“以治病為中心”向“以人民健康為中心”的實質性跨越。（文/鄭晨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