亞當·斯密的經濟思想就像一顆流星劃過中國思想界的天際，很快就被支持國家干預經濟的理論洪流所淹沒。

中國思想界首次接觸到亞當·斯密的經濟思想，應該是1902年嚴復翻譯出版的《原富》。《原富》出版之初，主張維新的知識分子相信斯密的學說同樣可以救中國于貧弱。比如維新運動的第一筆桿子梁啟超就相信“十九世紀之文明無一不受自由競爭之賜”；通過自由競爭，中國照樣可以像歐美國家那樣“以富力霸天下”。

但是，亞當·斯密的思想終究沒能植根于中國學術土壤。1930年代，中國經濟思想界突然集體轉向，一種主張兼采自由資本主義與傳統社會主義兩者之長的經濟思想迅速興起。而引領此次轉向的人就是馬寅初。

馬寅初攻讀經濟學博士學位的哥倫比亞大學于二十世紀初已經是自由主義經濟學的重鎮。他不止一次提及的約翰·貝茨·克拉克是邊際生產力理論的奠基人和美國自由主義經濟學的代表人物之一。他的博士導師埃德溫·塞利格曼則是公共財政領域的權威，理念亦是傾向自由主義的。所以，馬寅初早年供職北大的時候，經濟思想會傾向自由主義，主張“資本神圣”，反對馬克思的“資本萬惡，勞工神圣”的觀點，就再自然不過了。

但是，他的經濟思想傾向很快就發生了改變。1927年，他離開了已被奉系軍閥張作霖控制的北大，改任上海交通大學教授。次年，蘇聯啟動了第一個五年計劃。第三年，美國爆發經濟危機，隨后波及整個資本主義世界。期間，馬寅初開始了《中國經濟改造》一書的寫作，正式提出中國發展經濟，應該“權衡輕重，斟酌損益”于自由資本主義與蘇式社會主義之間。

《中國經濟改造》1935年1月由商務印書館出版，1999年浙江人民出版社推出《馬寅初全集》時被列入第八卷。

《馬寅初全集》

馬寅初| 著

浙江人民出版社

1999年9月

用腳丈量出來的真學問

十九世紀末，歐洲出現了一股被稱作“中間道路”（Middle Way）的經濟學思潮。他們認為，以私有制為基礎的自由放任的資本主義經濟和以公有制為基礎的集中計劃的社會主義經濟之間，可以走出一條兼采公有與私有、計劃與市場之長的道路。

1900年代，羅馬教皇庇護十一世又提出了一個“第三條道路”（Third Way）的概念。他的大意是，自由放任資本主義和傳統社會主義皆存在致命的缺陷，希望找到一條介于自由放任資本主義和傳統社會主義中間的道路。

到十九世紀二三十年代，“第三條道路”已發展成一股在不同地區表現為不同形態的社會思潮。現在還沒有直接證據可以證明，當時的中國思想界已經受到來自歐洲的“第三條道路”思潮的影響。但是，一些中國經濟學家立足解決中國現實經濟問題展開了大量的獨立研究，提出了一個同歐洲中左翼政黨大致相同的解決方案：走第三條道路。

中國經濟學會的馬寅初、劉大鈞、何廉、賈士毅、吳鼎昌和李權時等核心成員無疑是那批經濟學家的骨干。

中國經濟學會的前身中國經濟學社于1923年11月由劉大鈞、戴樂仁、陳長蘅、衛挺生等一批留美歸國的經濟學家發起成立，宗旨是“提倡經濟學之精深研究、討論現代經濟問題、編譯各種經濟書籍、贊助中國經濟界之發展與改進”。1927年學社改組為學會，會員不再局限于經濟學界，還開始吸收政界、商界和文化界的上層人士，宗旨亦改為“研究中國經濟問題，特別注重實地考察”。

學社的改組更多地體現了馬寅初和何廉等一批更注重中國現實經濟問題研究而不是純粹理論探討的成員的想法。改組后接替劉大鈞出任會長的馬寅初1937年5月曾如此表述他的學術主張：“現在中國所需的，是使國民明了國內經濟的情形與當前經濟問題的解決，而不是高深的理論。我們如果只研究理論，試問對于今日的中國，實際上有什么好處呢？”

何廉的觀點與馬寅初大致相同：“中國之經濟研究，非僅明了經濟學原理及國外之經濟組織之制度，……貴在能洞澈本國之經濟歷史，考察本國之經濟實況，融會貫通，互相比較，以為發展學術，改進事業之基礎。能如是斯可謂之中國化的經濟研究。”

1927年至1937年馬寅初擔任會長期間，中國經濟學會的活動明顯更接地氣。

一是加強了同工商界的互動。1927年以后，工商界加入中國經濟學會的人員快速增多。1932年9月馬寅初報告說，會員人數已增至五六百人，而實業家、銀行家就占了約三分之一。工商界人士入會，不只是贊助經費，還積極與學會對話，表達工商界的訴求。

二是利用召開年會的機會對舉辦城市的社會經濟進行實地考察。年會的舉辦城市上海、杭州、南京、無錫、寧波、杭州、青島、長沙和廣州，皆為當時工商業比較發達的地區。通過對它們的實地考察，基本能了解當時中國的工商業發展狀況。

三是會員獨立組織社會經濟調查活動。1925年至1935年是中國農村調查研究的“黃金十年”。受太平洋國際學會的資助，1930年代，中國經濟學會的會員劉大鈞、方顯廷和陳翰笙分別開展了上海工業化、北方鄉村工業和無錫、保定農村社會調查。

基于廣泛的實地調查，由歐美經濟學理論體系培養出來的馬寅初和他的同儕們不再囿于歐美經濟學理論的教條，逐漸認識到了中國經濟的真問題，提出了迥異于當時歐美主流經濟理論的解決之道。

1931年9月，馬寅初向中華自然科學社發表演講時就曾如此明確表達他南下三四年以來的思考結果：“本人向傾向于資本主義，但現在已覺極端資本主義不能施行于中國，極端共產主義亦不適用。我們應舍短取長，采行第三條途徑，即一面作有計劃之生產，一面保留私有制度。后者與俄國情形相反，因俄國現在已取消私產制度。前者與俄國相同，蓋俄國對于各種生產具有計劃。”

李斯特的國家主義

不同于絕大多數“第三條道路”理論主要從自由資本主義和傳統社會主義中尋求理論資源，馬寅初的“第三條途徑”實際上有3個理論來源：亞當·斯密的古典經濟學、弗里德里希·李斯特的國家主義和傳統社會主義的計劃經濟理論。

時至二十世紀三十年代，西方自由主義經濟學說已經經歷了從古典學派到新古典學派再到凱恩斯主義的嬗變，但馬寅初所討論的自由主義顯然還停留于亞當·斯密的古典學派。

馬寅初認為，自由主義之弊主要有三：一是自由主義“所謂自利觀念之下，個人有利，社會亦有利，非普遍現象”；二是“自由競爭之下，供求兩方，皆不吃虧，亦未盡然”，因為只有雙方“立于平等之地，而后可以言競爭”；三是“政府對于若干事業有干涉之必要”。

馬寅初確信，中國當時的很多社會和經濟問題，皆源自個人主義和放任政策。“中國社會組織之疏散，秩序之混亂，強凌弱，富欺貧，無非個人主義之結果”“至若企業者之互相競爭，互相中傷，為害尤烈。此皆‘知有個人而不知有社會’一念有以誤之”。所以，他認為自由主義不適合當時的中國。

那么，剛剛因為第一個五年計劃獲得巨大成功而令全世界側目的蘇俄集體主義如何呢？

馬寅初對蘇俄的經濟制度是持懷疑態度的。比如他認為蘇俄以公有還是私有來劃分資本是不是剝削工具就很難邏輯自洽。因為不管是自由主義還是集體主義，對于資本的需求之切，本無異致。那么，怎么可以認為私有制度之下資本是剝削工具，而公有制度之下資本已非剝削工具了呢？

雖然蘇俄的第一個五年計劃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就，但他認為中國當時根本不具備采納蘇俄集體主義的條件。他看到的蘇俄，所有的生產事業皆由政府負責，那就要求政府必須要有“高尚道德，偉大人才，強固權力，方克有濟”。然而，當時的中國政府“承數千年之積弊，官僚敷衍顢頇，軍人跋扈飛揚。國民政府成立之后，雖力事改革，百廢俱興，而積重難返，所謂整頓，未能盡如所愿，中央政府實力微弱，今尚不足以語此”。

“言乎前者既為世界潮流所不許，甚至資本主義少年時代之日本，亦已厲行經濟統制政策矣；言乎后者又為國情所不許”，那么，中國該何去何從呢？

馬寅初給出的答案是：“權衡輕重，斟酌損益于兩者之間”。

但是，馬寅初推崇的“第三條途徑”不只是從自由資本主義與傳統社會主義之間取長補短，還從李斯特的國家主義理論中汲取了很多元素。

二十世紀二三十年代，德國迅速從戰敗的廢墟中站了起來，機械制造、化工和電影等產業領先全球。它的高效的國家治理模式給中國的知識和政治精英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中德兩國展開了多層次的互動，領域涉及軍事、工業和教育等。頻繁的互動中，弗里德里希·李斯特的國家主義得到了中國知識精英的高度認同。

背后的原因很簡單，用馬寅初的話來說就是，“一國之盛衰，系乎其國之思想與精神者，至深且巨”。而“中國人民本如散沙一般，知有個人而不知有團體。自歐化東漸，更益之以英美個人主義之潮流，于是人人倡言自由，而團結之觀念益薄。外侮一至，便如秋風之掃落葉，莫之能御矣。今者內憂外患，交相煎迫，若不力改個人主義之積習，講求團結之方策，則亡國之禍，可立而待”。曾經令德國人民團結一致，快速“擺脫列強之束縛，恢復戰前之地位”的國家主義正好切中了中國現實的需要。

李斯特國家主義的理論源泉可以追溯到約翰·戈特利布·費希特的哲學觀念和亞當·米勒的歷史學派經濟學說。費希特認為，社會關系是自我意識的條件，人必須進入人群中才能成為人。上升到國家層面，他認為理性國家應通過計劃經濟和階層管理來實現物質與精神的平衡。

亞當·米勒繼承了費希特的哲學觀念，認為個人為總體之分子，而社會非個人之總和；社會乃為一有機體之物，而社會有機體的發生，乃源于各個人精神的相互反應。米勒取費希特的哲學觀念，推論之于社會科學，便形成了他的全體主義（universalism）。米勒的《治國術原理》一書就明確提出，國家是一個有機整體，而非簡單的契約聯合和生產機構；國家需承擔協調物質與精神需求的功能，是民族發展的核心紐帶。米勒的觀點直接反駁了自由主義的“守夜人國家”理論，為強調國家干預的經濟政策提供了哲學基礎。

李斯特繼承了米勒的歷史學派經濟學傳統，認為經濟規律具有時空局限性，不存在適用于所有國家所有時代的普遍法則。他所著《國家政治經濟學》就明確提出，亞當·斯密提倡自由貿易，是因為英國的工商業凌駕于各國之上，彼以工業品供給各國，各國則以食品和原材料與彼交換，明顯利于英國；德國工商業落后，理應實行貿易保護主義，以圖國內幼稚工業之保育與發展。

正如馬寅初所言，李斯特不是一味反對自由貿易，而是認為后進國家應該采取相應政策，促進國內工商業發展，當富強程度達到與先進國家并駕齊驅的時候，方可言自由貿易。

只有統制經濟可以救中國？

基于對德國歷史學派經濟學說的認同，馬寅初放棄了早年的自由主義主張，轉而支持統制經濟。

所謂統制經濟，就是日本對計劃經濟（planned economy）的譯法。但馬寅初所謂之統制經濟又與蘇俄式計劃經濟有所不同。

馬寅初看到了自由資本主義一方面生產過剩，另一方面大量工人失業無依的現象。他認為那是有經濟無統制造成的。那么，被當時一些經濟學家推崇的蘇俄計劃經濟模式能否拿來作為解藥呢？馬寅初認為不能。因為經濟生活中常有非事先所能預料者，單憑幾個計劃委員會，是不可能“使各種生產手段，貫串一起，此呼彼應”的。蘇俄的日常生活中時常可以看到生產和消費顧此失彼、貨物積壓、無車可運的現象；“計劃中所定之各種建設，有依限完成者，亦有不依限完成者”，沒有依限完成的被迫納入第二個五年計劃等問題，已經暴露蘇俄計劃經濟模式的困境。

馬寅初設想的統制經濟的理想狀態是，“使生產與分配各得適當調節”，達至平衡。蘇俄的計劃經濟模式是事后彌補，而德意諸國是事先確定國內外需求，然后分派給各廠家進行生產和分區域進行銷售，“使競爭范圍減至最低限度”，生產品沒有過多和不足之虞，工人生活較為安定，成效很顯著。

馬寅初認為，中國不但可以實行德意式的統制經濟，而且非實行不可。理由如此：一是中國正值危難之秋，民眾向心力強，政府可以利用；二是“今日中國之商業道德，極為墮落”，亟需用統制經濟約束生產者的自由行為，納入軌道，防止他們的行為危害社會；三是“重工業基礎已失，發展不易，故中國不能從資本主義而成大工業國”；四是中國“工業幼稚，不堪競爭”；五是工業發達國家利用貨幣政策擴大出口，中國“今日保護幼稚工業，除保護稅外，尚需通力合作，用統制的方法，發展國內工業，以與之相抗”；六是抵制外國的傾銷潮流，除統制之外，殊無他法。

馬寅初寫作《中國經濟改造》的那幾年，正值他擔任中國經濟學會會長和中國經濟學會最活躍的時期，所以不難想象他的觀點會對當時中國學界、商界和政界產生怎樣的影響力。

正如前文所言，1927年改組后，中國經濟學會吸納了大量商界、政界和文化界高層人士。加入經濟學會的政府最高級別（五院院長）官員有宋子文、孔祥熙、孫科、邵元沖，部長級別的官員有吳鼎昌、穆藕初、周詒春、張嘉璈、錢永銘、周炳琳、甘乃光、彭學沛、葉恭綽、徐寄廎、徐青甫等；工商界上層人士有李馥蓀、馮少山、林康侯、周作民、劉鴻生、徐新六、史量才、秦潤卿、王曉籟、都錦生、盧作孚等，文化界名人則有胡適、王雲五、潘光旦、吳景超、吳經熊、錢天鶴、吳覺農、曾昭掄、茅以升、吳定良等。所以，借助中國經濟學會的平臺，馬寅初的觀點很容易就被學界、商界和政府高層聽到。

1933年7月，上海《申報月刊》舉辦了一個題為“中國現代化問題”的專題征文活動，最終收到文章26篇。來稿傾向幾乎呈一邊倒：完全贊成中國的現代化應該走自由放任資本主義道路的只有1篇，傾向于采納傳統社會主義方式的約有5 篇，而明確主張兼采自由放任資本主義與傳統社會主義兩者之長、取混合方式的有9篇。

“第三條途徑”能夠快速成為當時中國理論界的一個共識，跟馬寅初的觀點能得到快速傳播不無關系。

他的受眾中，自然少不了像宋子文、孔祥熙、孫科那樣的高級官員。1933年9月，時任南京國民政府行政院副院長、財政部長宋子文利用出席世界經濟大會的機會，赴美考察經濟政策。歸國后，宋子文極力主張推行統制經濟政策。1934年8月，中國經濟學會第十一屆年會的主題就定為“中國施行統制經濟政策之商榷”，參會的經濟學家圍繞實行統制經濟的必要性、統制經濟的內涵與外延、由誰來實施統制經濟政策、統制經濟政策的實施范圍等問題展開了討論。1935年12月，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第一次全體會議通過《確定國民經濟建設實施計劃大綱案》，決定向全國推廣統制經濟政策。

但是，馬寅初很快就意識到，他積極呼吁放出籠子的統制經濟很容易異化為一頭反噬社會經濟機體的怪獸。抗戰后期，他目睹統制經濟逐漸變成了官僚集團的斂財工具，導致經濟結構失衡和社會矛盾加劇，于是他又調轉槍口，成了統制經濟的積極批評者。當然，那就是另外的故事了。

（作者系書評人）

（作者 張健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