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27日，最高人民法院發布《關于堅持嚴格公正司法規范涉企案件審判執行工作的通知》（以下簡稱《通知》），要求各級法院依法平等保護各種所有制經濟產權，防止和糾正利用行政、刑事手段干預經濟糾紛，嚴禁對涉企案件擴張管轄、人為制造異地管轄，防止和糾正執法司法中的地方保護主義，依法規范適用查封、扣押、凍結措施和失信懲戒措施，最大限度降低對企業正常生產經營活動的影響。

這是繼今年3月公安部印發《公安機關跨省涉企犯罪案件管轄規定》和全國檢察機關4月部署“違規異地執法和趨利性執法司法專項監督”工作以來，最高司法機關再次針對涉企異地執法司法發布專項政策指引。這些動作表明，一段時間以來出現的諸多涉企異地執法司法亂象，不僅引起中央層面高度重視，還針對性地出臺了應對整治措施。尤其是最高法院《通知》的出臺，相信可以成為自源頭上有效遏制涉企趨利性執法的司法屏障。

首先，從《通知》出臺的背景看，近年來一些引起社會廣泛關注的跨省趨利性執法現象（俗稱“遠洋捕撈”）無疑是直接動因。有研究明確指出，自2023年以來，異地偵查后移交檢察機關提起公訴的案件明顯增多。而且，異地涉企刑事司法案件涉及的對象幾乎都是注冊地在廣東、江蘇、浙江等沿海發達地區的民營企業。

異地涉企刑事司法大多是經濟相對較為落后地區到經濟發達地區執法，由此可以看出，趨利性異地執法動機與當前經濟形勢整體下行背景下地方財政收入壓力較大不無關系。也就是說，地方財政面臨較大壓力時，有更大的謀取利益的沖動。實踐中，一些地方會將罰沒收入作為經費全額或者部分返還給辦案部門，作為其績效的一部分，這對辦案部門也是一種利益誘惑。統計數據顯示，財政壓力越大的地區，罰沒收入增長越快；欠發達的中西部地區財政對罰沒收入的依賴度更高。這些地方也更容易出現“遠洋捕撈”式的趨利性執法行為。

然而究其根源，還是因為部分執法司法部門的權力行使過于任性，偏離了法治原則。所以遏制涉企趨利性執法行為，關鍵還是要將權力關在制度的籠子里。沒有對公權力的約束和限制，就沒有真正意義上的法治，也就談不上對市場主體的保護。

第二，落實到具體制度設計上，完善涉企案件管轄規則是有效遏制異地涉企趨利性執法司法的關鍵環節。根據現有法律和司法解釋，刑事案件由犯罪地的公安機關管轄。在司法實踐中，過于寬泛的犯罪地案件管轄權規定，在某種意義上為跨省趨利性執法提供了“法制依據”。當前司法機關對此的針對性舉措就是明確并細化異地涉企案件管轄規則。

根據《公安機關跨省涉企犯罪案件管轄規定》，當犯罪地涉及多個省份時，新規明確由主要犯罪地公安機關管轄，亦即企業犯罪活動組織、策劃地或者主要犯罪活動實施地，并且還應呈報省級公安機關業務主管部門備案。如果主要犯罪地難以明確，特別是在受害人為不特定人員或者參與人數眾多的網絡犯罪中，則由企業所在地公安機關管轄。

此外，在級別管轄上，若涉案企業為上市公司或者中型以上企業，或涉案金額5000萬元以上，抑或案件疑難復雜、法律適用存在難點和爭議或者存在其他較大執法風險因素，這些案件被歸類到“重大跨省涉企犯罪案件”范疇，由設區的市一級公安機關立案偵查。最高法院《通知》也明確要求：堅持法定管轄為原則、移送管轄和指定管轄為例外，嚴禁受地方保護主義影響或者出于趨利性目的，對涉企案件擴張管轄、人為制造異地管轄。

總之，違規涉企異地執法和趨利性執法司法不僅嚴重侵犯涉案企業和人員合法權益，而且嚴重破壞當地營商環境、損害法治權威。雖然目前被披露的趨利性執法案件很難說屬于普遍現象，但也足以讓我們警醒其背后的利益驅動和制度漏洞。相信隨著《通知》等管轄新規的落實，可以有效改變僅憑一紙拘留證、逮捕證就能跨域實施抓捕的亂象，從源頭上筑牢防止違規涉企異地執法、趨利性執法的司法防線。

（作者系法律學者）

（作者 張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