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宋笛 鄒衛國

2025年，“擴內需”與“反內卷”成為中國在需求側和供給側的兩條政策主線。一方面，“兩新”“兩重”等政策發力擴大有效投資和提振消費；另一方面，部分行業產能調整與規范政府行為，則聚焦破解企業和政府層面的“內卷式”惡性競爭。

日本國立政策研究大學院大學經濟學教授邢予青認為，政策在“擴內需”“反內卷”領域已逐步取得成效，但如要持續改善，需要觀察內需不足與“內卷”加劇的深層原因，并據此作出調整。

在需求不足問題上，邢予青認為，按照馬斯洛的需求理論，中國消費者已經有了更多更高層次的需求，這些需求應該是消費發展的空間。這類新需求需要高知識、高技能的人才用聰明才智創造供給，而新的消費需求本身也能催生新的就業機會。但由于過去相關監管政策不完善、地方政府重視不足等原因，這些消費領域發展相對滯后，特別是相關高端服務業，仍存在較大的發展空間。

邢予青說：“如果我們不發展高端服務業，那么有資本和房子的群體就會越來越富裕，而有技能、有才能的人的收入就漲不上來，提振需求的難度就會更大。”

在“反內卷”方面，邢予青認為需要重視地方政府不合理的產業政策對“內卷”的推波助瀾，“要回到產業政策中尋找‘反內卷’的答案”。

邢予青已持續關注全球價值鏈十余年，2022年他出版的《中國出口之謎：解碼“全球價值鏈”》一書中提到：“為了平衡風險，跨國公司將對價值鏈地理分布進行重新調整，這將決定全球價值鏈未來的軌跡。”這一判斷與目前中國企業出海及新全球化的發展趨勢高度契合。

邢予青說，要擺脫“內卷”，各方要改變思路，不能再以“產能”作為衡量工業發展的核心指標，更要關注企業創造的價值。“真正的中國全球化企業不應只是‘車間主任’，而應該是在全球價值鏈中占據核心地位的龍頭企業。”

 擴內需，要讓有才能、有技能的人賺到錢

經濟觀察報：為什么當前中國經濟面臨內需不足、消費不振的問題？

邢予青：一個原因是我們在消費方面的供給主要還停留在“吃喝”方面。比如現在很多城市發展文旅時，建起了規模巨大的夜市，可里面的吃食卻大同小異。在經濟條件差的時候，“吃”很重要；但隨著生活水平的提高，很多人對單純地“吃”不再感興趣了。按照馬斯洛的需求理論，消費者有了更多更高層次的需求，這些需求才應該成為消費發展的新空間。

“調查新聞”提供的服務就是其中一種，除了天氣預報和快訊，讀者更想知道一個事件背后的故事、背景。“調查新聞”是一種需要知識和創新的“信息服務”，做調查報道需要投入大量智力勞動，要經過策劃、采訪、攝影、寫作、編輯等多項工作流程，提供了大量以技能、知識為基礎的就業崗位。

這類具有高技能、高知識含量的就業群體就是發達國家的中產階級，包括大學教授、律師、醫生、牙醫、藥劑師、護士、顧問、建筑師、設計師等。這些以服務業為主體的就業人群的培育不僅能提供大量新的消費供給，也能創造大量需求，是扭轉內需不足的關鍵。在這些方面，我們還有比較大的發展空間。

經濟觀察報：為什么我們在這些領域發展比較慢？

邢予青：因為要發展高端服務業，需要一個更適宜的社會氛圍和監管環境，要進一步調整部分領域的監管政策、提高部分領域的服務供給質量。

以旅游業為例，近年來中國旅游的人很多，很多城市改善了旅游基礎設施，但諸如跨境支付等老問題依然存在。當外國消費者來到中國后，他們會發現習慣用的支付系統無法使用，很多店鋪又變相不接受現金支付。前段時間，我在上海地鐵站就碰到一個外國人，因為要趕飛機、不知道怎么掃碼購票，很著急地說“我不是中國人，幫幫我”。

經濟學中有一個詞叫交易成本，如果來中國旅游的交易成本過高，就會影響外國游客來這里旅游的決策。日本在這方面做得比較好，支付系統對海外常使用的Visa、Master等兼容性較高，正在推廣的通用二維碼對各個支付平臺的兼容性也很高。

另一方面，我們在一些領域的監管政策也有進一步調整的空間，諸如街頭表演、脫口秀等文娛領域的監管，可以進一步調整和放松。

反過來，對有些領域的監管還要持續加強。醫美行業就是一個典型。這個市場的需求非常旺盛，能創造大量高知識、高技能的就業崗位，但因為監管不嚴、行業魚龍混雜，導致很多本應由專業人士提供的服務，被非專業人士以極低的成本提供了。這不僅降低了行業的價值，也給消費者的人身安全帶來了危害。

經濟觀察報：日本這兩年旅游業很火熱。

邢予青：日本旅游業大發展是從2013年安倍晉三執政后開始的。當時日本一年的海外游客是800萬人次，安倍晉三一項重要政策是讓日本旅游業快速發展。在安倍晉三執政前，日本曾經定下了一個2020年訪日游客要達到2000萬人次的旅游業目標，這個目標提前五年就完成了。2015年，日本又制定了一個一年訪日游客達3000萬人次的目標，至2019年目標也已經達成。日本政府的下一個目標是年游客要突破6000萬人次。

經濟觀察報：但對很多地方政府，費心發展旅游業不如上馬幾個工業大項目，對經濟增長更立竿見影。

邢予青：相較工業項目，旅游業等服務業帶來的不僅是GDP增長，更是一種更普惠、更有利于勞動者的增長模式。現在的工業大部分都是資本密集型，資本投入作用更為突出，一件產品100元的收入中，人工成本可能占比不到10%。而服務業普遍更依賴人的作用，需要人有創意、有價值地勞動。在這個過程中，勞動者也能獲得更多回報。如果我們不發展高端服務業經濟，那么有資本和房子的人就會越來越富裕，有技能、有才能的人收入就漲不上來，提振需求的難度就會更大。

我們現在經濟發展的短板是需求不足，這既有收入的問題，也有供給的問題。服務業既能夠提供大量的就業機會，也能通過優質供給創造很多新的需求，這對當下的中國經濟很重要。日本為什么要大力發展旅游業，本質上是因為日本人口老齡化程度不斷加深，需要通過外國游客帶來新的需求。

經濟觀察報：日本當年也經歷過基建、房地產投資的高峰期和工業的大發展時期，他們是如何轉變思維，意識到服務業重要性的？

邢予青：日本大基建時期是始于原首相田中角榮于1972年制定的“日本列島改造計劃”，當時日本的高速公路和高鐵非常少。“日本列島改造計劃”中的一項就是建設日本的高速公路網和新干線網。然而，執行過程中存在過度建設的問題，比如在一條河不遠的距離內建造好幾座橋，再比如一些很小的城市也建有美術館和公民活動中心，財政投入對GDP拉動的邊際效應越來越弱，浪費越來越大。

我是1996年到日本的，當時就發現日本有很多建設得很好的設施沒人用。比如，當時日本建了大量的滑雪場和高爾夫球場，泡沫時期一張會員卡要1000萬日元；但泡沫破滅后，有消費意愿和能力的人快速減少，很多滑雪場都關停了。

正是在“大量投資產生大量供給而需求不斷下降”的現實倒逼下，日本意識到服務業對提振長期需求的重要性——因為如果沒人用，投資再多也產生不了價值。因此，安倍晉三執政期間開始不斷推出政策，提升日本跨境旅游的吸引力，比如改進簽證政策等。

這些年日本旅游業的發展不僅和日元貶值有關，也得益于政府政策的推動。如今，旅游業不僅給日本帶來了大量貿易順差和就業崗位，也讓一批泡沫時期形成的基礎設施物盡其用——現在滑雪場人很多了。

 “反內卷”，要調整產業政策思路

經濟觀察報：今年中國經濟有一個非常重要的主題“反內卷”，你是怎么理解的？

邢予青：要理解“內卷”可以研究外賣市場，前段時間外賣市場打價格戰，很多時候都低于成本價了。這種行為是否屬于違反了不正當競爭法，是否應該規范？

競爭本身甚至價格戰，都不是問題，問題是要在一個合理的區間，至少不能低于成本。比如一輛特斯拉的毛利率大概在22%—23%，在這個利潤空間內的降價就是合理的商業競爭。如果一個行業長時間低于成本競爭，很難說是一個健康的商業形態。

價格戰與另一件事有關，供給過剩。這也是我們要回答的另一個關鍵問題，為什么中國一度有400多家電動車制造商？為什么其中有很多企業一直在虧損，還能繼續存在？這些奇怪的現象可能要回歸到產業政策中找答案。

經濟觀察報：你在2016年寫過一篇文章，標題是《日本不是產業政策的優等生》，那一年中國也曾圍繞產業政策的合理性有過一次非常廣泛的討論。

邢予青：現在經濟學家已有了定論，日本的產業政策并不成功。最著名的例子是1961年，通產省曾計劃把日本汽車制造商縮減至３家：一個制造家用汽車、一個制造特殊汽車和一個制造微型汽車。而如今享譽全球的本田當時就屬于通產省計劃取締的對象。事實證明，本田不僅能造汽車，而且競爭力很強。

經濟觀察報：日本政府只允許三家汽車廠制造汽車，為什么本田還能制造汽車？

邢予青：因為日本的產業政策不是準入制的，不會強制某家企業不能造汽車，只要符合相關標準，就可以從事這個領域，只是沒有產業政策支持而已。

經濟觀察報：你在2022年出版的《中國出口之謎：解碼“全球價值鏈”》中，提到“過去40年里，跨國公司主導的全球價值鏈在世界范圍內發展，促進了中國的工業化，孕育了中國的出口奇跡”“全球價值鏈戰略并非沒有風險，自然災害和地緣政治的緊張局勢很容易擾亂全球價值鏈的平穩運行”“為了平衡風險，跨國公司將對價值鏈地理分布進行重新調整，這將決定全球價值鏈未來的軌跡”，這和目前中國企業出海的趨勢是一致的。

邢予青：是的，這個趨勢已經比較明顯，而且還會持續。

經濟觀察報：這些企業出海后，會對國內市場帶來什么影響？

邢予青：這些企業并非完全離開，而是與國內供應鏈有緊密聯系。以我6月去的一家企業為例，這家企業在印度設有分公司，公司有200名員工，一年的銷售額接近一億美元，其中80%的零部件從中國進口。

企業在當地主要是輕資產運營，用的主要是一些已經完成折舊的二手設備，即使當地營商環境有變化，損失也小。企業目前運作得非常好，本土化做得也很好，二百多名員工中只有一名來自中國的高管，其他全是當地人。今年這家企業有兩百個外派高管的申請。

這也是企業全球化的另一個益處，能夠提供一些以知識為基礎的海外就業機會。去海外工作會成為年輕人未來一個很好的工作機會。這些管理崗、技術崗才是中國企業出海真正應該提供的就業崗位，而不是招一群工人出國住集體宿舍、趕工期。

經濟觀察報：現在中國跨國公司數量如何，有很多真正的全球化公司嗎？

邢予青：作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中國現在有一大批在全球具有影響力的跨國企業。這些企業具有很強的競爭力。一家真正的全球企業要具備很多能力，比如品牌建設能力和核心技術，它們應該是全球價值鏈的龍頭企業，不能只是一個“車間主任”，埋頭做生產。

其中也有很多誤解，比如有些人認為集成能力不重要，集成能力強的企業沒有核心技術，不是價值鏈的上游。這些觀點是錯誤的。單個零件再偉大，也只有集成在一起才會產生效用。比如，芯片很重要，但也只有裝入一部手機，進入到千家萬戶，才能變成“有用”的產品。

在這個過程中，提供最終產品的企業要具有一系列的能力，比如供應鏈能力、品牌能力、定價能力、創新能力、市場能力等，這些是真正的價值鏈龍頭企業應該具有的能力。從這個角度，我覺得聯想是一家具有全球影響力的跨國企業。

經濟觀察報：中國企業出海、跨國企業發展的過程是否會導致中國制造業“空心化”，就像美國曾經經歷過的那樣？

邢予青：一方面，這是一個產業發展難以避免的過程。一個典型的例子是半導體公司英特爾和AMD。2010年AMD將制造環節分拆出去了，只專注設計環節，現在發展要遠好于一體化的英特爾。在制造工序如此復雜的今天，一家企業專注做一兩個環節就好了。

另一方面，這也是我們能力不斷發展的一個客觀結果。為什么亞洲人，特別是東亞人擅長制造，因為制造是勞動和資本密集型行業，東亞國家在這兩個方面特別有優勢。但設計、品牌需要更強的創新能力，以前我們在這方面有些短板，現在也開始具有競爭力了。

這對中國并非壞事。在鋼鐵、原料藥制造等領域，中國維持現在這樣大的產能規模所付出代價太大，這種代價包括能源、資源、環境等多方面。

經濟觀察報：但如果減少這些領域的產能，我們要如何保證工業在GDP占比中維持在合理區間？

邢予青：這就要回歸到價值鏈的含義了。實際上，之前我們發展工業，更多關注是產能，但現在看更重要的是產業能帶來多大的價值。舉個簡單的例子：中國生產一個車墊價值6美元，出口到美國加上關稅變成18美元，批發商加價到30多美元，零售商再加價到89美元出售。一個產品真正創造價值的大部分都在流通環節，只專注制造環節是沒辦法獲得高收入的。中國工業企業現在有能力建設品牌，也迫切需要獲得品牌和服務帶來的高附加值。

經濟觀察報：這意味著要保持工業占GDP中的占比，不一定要通過擴大產能的方式來實現？

邢予青：對。只有把產品和品牌做好，才有形成溢價空間，企業也才能獲得利潤。回到“內卷”問題，其本質是大量產業扎堆在低利潤的制造環節，遲遲無法向價值鏈上游攀升；由于缺乏足夠的利潤投入生產改進，導致產品質量不升反降，價格競爭越發激烈。但這種價格競爭是沒有出路的，因為像光伏、鋼鐵等多數“內卷”行業的需求彈性很低，不會因為降價就能明顯擴大市場空間。所以“反內卷”，從微觀層面看，就是要讓一批企業勇于向價值鏈上游攀升。

經濟觀察報：日本也曾經歷過數次水泥等行業的去產能，包括頒布了一系列法律，短期豁免反壟斷等，借鑒日本的經驗，我們應該如何推進部分行業的“反內卷”？

邢予青：首先，如果很多產能擴張是政府行為推動的，那么應該立即停止這些行為，讓該出清的企業快速出清；其次，在電動車等領域，應該進一步鼓勵兼并重組。

更深一層，要想不再出現“內卷”問題，我們應該進一步約束和調整地方政府的行為。這需要改變地方政府的激勵機制，首當其沖就是調整稅制。比如增加消費稅在地方財力中的貢獻，減少增值稅的貢獻比例。

以啤酒行業為例，按照現在的稅收激勵機制，啤酒消費地是收不上來多少稅的，只有生產啤酒的地方才能收上稅。因此，全國各地才有近百家啤酒廠。地方為了維持啤酒廠運轉，也有動力建立市場壁壘，阻止其他地區的酒流入。

在目前的稅制體系下，地方政府天然更關心生產環節、忽視消費領域，有動機通過各種優惠條件吸引制造企業在本地投資，甚至設置地域壁壘。這些行為既不利于當下的經濟結構調整，也與統一大市場的建設要求相悖。

（作者 宋笛 鄒衛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