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澤剛/文     7月28日，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與公安部聯合發布《關于辦理幫助信息網絡犯罪活動等刑事案件有關問題的意見》（以下簡稱《意見》），直面當前幫信犯罪“低齡化、低學歷、低收入、初犯比例高”的現實。新規以“精準打擊”與“教育挽救”并重的二元策略，在懲治犯罪與保護未成年人的張力中尋求平衡，更在輕罪治理現代化的道路上邁出關鍵一步。 

當前幫信犯罪的被告人35歲以下的占比超80%，25歲以下的占1/3，未成年人、在校學生群體涉案問題突出。數據背后是電詐團伙對青少年涉世未深、法律意識薄弱這些弱點的精準利用。犯罪團伙通過誘使未成年人出售“兩卡”使其淪為犯罪鏈條末端的“工具人”。出租一張銀行卡就可能獲利數百元，這對經濟相對不寬裕的學生群體構成巨大誘惑，再加上法治教育缺位使他們對幫信罪的違法性認知不足，年輕人很容易不知不覺就踏上了犯罪的道路。 

在此背景下，《意見》對未成年涉案群體的“靶向”治理尤為迫切。以司法文件形式系統性地回應未成年人涉幫信罪的特殊治理需求，將“教育、感化、挽救”方針具象化為可操作的司法標準，為阻斷未成年人犯罪鏈條提供了制度抓手。其核心價值在于扭轉了以往對參與幫信犯罪的未成年涉案人員“同等”打擊而不注意區別保護的傾向，通過建立分級處遇機制，在司法環節筑起防止未成年人淪為犯罪工具的制度堤壩。 

新規對“情節嚴重”認定標準的調整以及對不同主體的差異化處理，體現了寬嚴相濟刑事政策在微觀層面的運用。在從嚴層面，新規將“出售、出租本人賬戶達情節嚴重”的標準細化為“3個以上賬戶+流入資金30萬元以上”，同時取消電話卡“他人/本人”區別，統一“收購、出售、出租20張以上即屬情節嚴重”。 

《意見》實現了打擊策略的轉型升級，通過量化標準精確鎖定職業化犯罪團伙，將有限的司法資源集中于打擊組織者、獲利者，避免刑事打擊面不當擴大。在從寬層面，構建了未成年人“情節輕微不起訴、顯著輕微非罪化”的司法出罪路徑。在幫信罪領域構建“刑事豁免—教育矯治”的雙軌處理模式，既避免刑罰標簽對未成年人造成終身傷害，又通過強制性教育措施填補治理真空，真正實現治罪轉向治理的司法智慧。幫信罪作為典型輕罪，《意見》的處理模式為輕罪治理體系現代化提供了極具價值的實踐樣本，將傳統的刑事懲罰單向度思維，拓展為司法系統與社會系統協同治理的現代化范式。 

但《意見》的落地仍需直面多重現實挑戰，犯罪團伙可能通過分散資金、使用虛擬貨幣等方式規避30萬元流水的入罪門檻，這要求執法機關提升資金穿透式核查能力。在全國范圍內統一“情節輕微”與“顯著輕微”的司法裁量尺度亦面臨難題，如何防止“同案不同判”，考驗著司法智慧。大量涉罪未成年人轉入教育矯治程序后，學校、社區、司法行政部門是否具備足夠的專業力量與資源承接，關乎政策實效。科技犯罪形態的快速迭代也不容忽視，利用區塊鏈、虛擬資產等新型技術實施的幫信行為，需法律適用保持前瞻性與解釋張力。 

從治理現代化角度與社會發展進程看，未來仍有諸多需要進一步著力之處。例如，建立強化穿透式監管與大數據預警，升級金融、通信、網絡監管技術，實現對異常“兩卡”交易、資金流向的智能監測；推動法治教育精準滴灌，將幫信罪等新型網絡犯罪的風險識別與法律后果教育融入中小學法治課程及大學通識教育中；完善輕罪前科封存制度，探索對確已悔改、符合條件的未成年幫信罪輕犯的前科封存或消滅機制，最大限度降低“標簽效應”，助其順利回歸社會。 

幫信罪新規在寬與嚴的交織中勾勒了未成年人保護的司法底線，更以輕罪治理的精細刻度回應了時代需求。當法律不再局限于懲罰的鋒芒畢露，而是致力于編織一張既能震懾罪惡又能托舉未來的法網，我們便向“天下無詐”的理想邁出了堅實一步。 

（作者系同濟大學法學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