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

2025年7月9日至10日，第十一屆尼山世界文明論壇將在山東曲阜舉辦。從2010年9月創立至今，尼山論壇匯集全球專家學者，匯聚世界文明智慧，共同為解決人類社會普遍存在的問題、為人類文明的未來發展貢獻智慧，正日益成為世界了解中國的重要窗口、文明交流互鑒的重要平臺、凝聚人類文明共識的重要紐帶。當下，全球政治沖突頻發、各國之間經貿壁壘陡增，不同文明之間的對話顯得尤為迫切。本屆尼山論壇的主題是“各美其美·美美與共——文明間關系與全球現代化”，并設置了“文明的起源與未來發展”“儒家文化的世界意義和時代價值”“齊魯文化與世界文明”“在全球現代化進程中成人之美”“文明視野下的家庭意義與社會發展”“人工智能發展與人類文明走向”等多項分議題。這個世界如何才能做到各美其美、美美與共，不同的文明如何相處和互鑒，人類才能擁有更好的未來？結合本次論壇的主題和各項分議題，經濟觀察報采訪了來自不同國家和地區的學者與專家，以下是來自他（她）們的觀察、思考和期望。

訪并文/姚天琦

在文明交流日益頻繁且深入的當下，如何更細致地理解不同文明古國之間的文化底蘊、信仰體系與價值理念，已成為一個亟待深入探討的時代命題。

中希文明互鑒中心指導委員會主席、希臘雅典大學哲學與科學史系教授斯特里奧斯·維爾維達基斯（Stelios Virvidakis）對中國的哲學傳統、文化精神與社會價值觀始終抱有濃厚興趣。他長期關注儒家、道家等中國思想體系與古希臘哲學之間的異同，并強調，通過哲學視角的文明互鑒，不僅能夠深化彼此理解，還能激發出新的全球倫理框架和教育理念。

在第十一屆尼山世界文明論壇“各美其美·美美與共——文明間關系與全球現代化”展開文明對話之際，在與《經濟觀察報》的交流中，斯特里奧斯·維爾維達基斯提出：文明的差異并非障礙，而是“美的多樣性”。“孔子與蘇格拉底就像是兩張面具，背后是一張共同的人類理性的面孔。”他借用希臘作家卡贊扎基斯的這句名言，生動描繪了文明之間的深層共鳴——我們雖然在語言、藝術、禮俗、神話等層面表現不同，但在道德價值、情感經驗、追求真理與美的本質動力上，存在顯著的一致性。這種一致性，是構建全球倫理共識的基石。

此外，在斯特里奧斯·維爾維達基斯看來，中國哲學尤其在“和諧”理念上為世界提供了寶貴參照。“儒家思想中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與亞里士多德的“中道原則”不謀而合；道家關于順應自然、萬物流變的理念，與赫拉克利特的‘萬物流變’也具有驚人的相似性。”斯特里奧斯·維爾維達基斯指出，這些來自不同文化的思想片段，通過哲學性的交流，可以構成一張更加完整的人類智慧圖譜。通過這種互鑒與互學，不僅能使西方哲學彌補其在生態倫理、社會和諧等方面的不足，也能幫助東方思想在個人自由、理性批判等方面獲得新的啟示。

談及氣候變化、人工智能倫理、全球貧富不均等復雜議題時，斯特里奧斯·維爾維達基斯認為只用單一文明是難以應對的。唯有將不同文明中蘊含的道德資源加以整合，才可能真正實現全球責任的共識。

為此，斯特里奧斯·維爾維達基斯明確了哲學教育的重要性。他認為，哲學不僅是理論系統，更是一種生活方式，“成為我們日常生活和理解他人的實用指南”。 哲學教育也不應局限于學術象牙塔，而應走向大眾——通過中小學課堂、廣播電視、網絡視頻等方式，引導公眾理解多元文化背后的思想邏輯與價值結構。

在這位來自愛琴海的哲學家眼中，“各美其美，美美與共”不僅是文化交流的美學理想，更是一種深具倫理意義的全球治理思想。而實現這一目標，離不開哲學的深入參與和教育的持續革新。

中希文明互鑒中心指導委員會主席、希臘雅典大學哲學與科學史系教授斯特里奧斯·維爾維達基斯（Stelios Virvidakis）

以下是《經濟觀察報》與斯特里奧斯·維爾維達基斯的對話。

《經濟觀察報》：中國學者費孝通提出 “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與共，天下大同”，強調不同文明應珍視自身的價值并和諧共處。您如何理解這一觀點？基于您與希臘文明及其他文化交流的經驗，您認為這一原則在當代跨文化交流中的意義是什么？

斯特里奧斯·維爾維達基斯：我非常贊同費孝通的觀點。我們應該將世界視作一個整體，由眾多各具特色、美麗各異的文化組成。當然，沒有任何一種文化是完美的，每種文化都有其自身的問題，通過與其他傳統的對話，這些不足才能得到修正和改善。

在此語境中，“和諧”意味著多種互補的審美與道德價值形成一幅豐富的畫卷。這些價值不應被視為競爭的關系，而是可以融合互動，構成更完整、更細致的人類理解。

以藝術為例，我一直對中國傳統繪畫深感著迷——山水花鳥表達出一種獨特的自然觀，引起我深深的共鳴。這種風格與古希臘雕塑和繪畫中對人體形象的強調形成鮮明對比。希臘藝術傳統往往聚焦于個體特征，比如面部表情與人體之美，甚至不避裸體的展現。這種藝術取向反映了一種文化上的審美取向——對個體身份與人體形式的欣賞和尊重。

而中國傳統繪畫往往描繪群體而非個人，突出集體而非個人特征。人物的臉部雖有所表現，但并不像希臘藝術那樣突出。這些差異凸顯了不同的生命觀與人類經驗，提醒我們要同時研究這些傳統，以了解不同文化如何看待世界，以及它們如何理解人類與自然之間的關系。

中國文化的世界觀美妙地強調人與自然環境的和諧——山川河流、花草生靈。這一點是西方傳統可以學習的。同時，我們也必須在自己的文化與其他文化之間尋求和諧。例如，希臘文化應反思與中國、印度、美國或非洲等傳統之間的相似與差異。今天我們所需的是一種多元的人生觀和文化觀。盡管我們可能接受一些基本的價值，這些價值也能因不同傳統的貢獻而更加豐富，共同形成更加包容的、世界性的、和諧的全球倫理。

《經濟觀察報》：作為一名道德哲學家，您如何看待普遍倫理價值與文化多樣性之間的關系？您在職業生涯早期曾著有一本關于道德實在論的專著。在跨文化背景下，您是否認為存在超越文化差異的共同道德價值，構成“美美與共”的基礎，為不同文明相互尊重的交流提供共同的倫理基礎？

斯特里奧斯·維爾維達基斯：我想分享一次最近的經歷。我參加了在中國東南部義烏舉辦的一次國際宗教間對話會議。我在發言中提出，某些基本的道德價值和原則是超越特定文化情境和傳統而普遍共享的。

例如，“正義”這一理念以及“中道原則”——即在過度與不足之間尋求平衡的道德智慧——通常被歸于亞里士多德，是他在界定道德德性時提出的核心思想。但這類觀念并不限于希臘傳統。儒家哲學中也有類似思想，強調平衡和避免極端。此外，“己所不欲，勿施于人”這一黃金法則，在儒家和基督教思想中均有體現。這種共同的道德直覺橫跨不同文明。

從不同文明傳統中，我們可以歸納出若干核心的倫理原則：如仁愛（在中國思想中表現為“仁”）、公正與平等（在希臘與基督教傳統中尤為突出，也以不同方式體現在中國文化中）以及尊重他人和他者，這些都是人類道德行為的基本準則。

在會議上，我提出，雖然這些共享的價值觀可以構成一個“最小倫理共識”，但我們也應通過更廣泛的文化接觸不斷拓展這一共識的邊界。例如，佛教提供了慈悲、同情、憐憫等德行，它們不僅面向人類，也延伸至一切眾生；印度教強調“不傷害”的理念，倫理關懷甚至延展到低等動物；基督教提倡“愛你的敵人”這一看似極端卻深具力量的思想；儒家重視社會和諧，道家則強調與自然的共處。

我相信，這些核心價值——如正義、仁愛、慈悲——不應是靜態的，而應在跨文化對話中不斷被豐富、拓展與深化。唯有如此，我們才能夯實一個共同的倫理基礎，并以此為起點，建設一個更加和諧的全球社會。

《經濟觀察報》：您在知識論（認識論）領域有深入探索。不同文明對自然和知識的理解各有特色。古希臘強調理性辯論，而古代中國強調天人合一。不同科學范式之間的對話是否能豐富人類對世界的整體理解？

斯特里奧斯·維爾維達基斯：知識論（epistemology）研究的是人類如何為自己的信念提供合理依據以及如何探求真理，而這些方式在不同的文化與知識傳統中差異顯著。

希臘與中國傳統之間的重要差異之一，就在于它們處理信念與知識的方式。在古希臘，尤其是蘇格拉底傳統中，核心在于對信念進行批判性的審視。蘇格拉底常常穿梭于雅典的廣場（agora）中，向人們提問，詢問他們相信什么，更重要的是他們為何如此相信。他要求人們必須通過理性為自己的信念提供依據。對話、批判與自我批評都是追求真理的基本手段。這種理性與辯證的方法，彰顯了智識美德的實踐，成為希臘哲學傳統的一大特征。

與此相對，中國傳統思想則更多地強調道德美德，而非理性或智識美德。中國思想家，特別是儒家學者，更關注的是個體應如何行事以及社會如何和諧運行。他們較少出于追求真理本身而對信念進行批判性審視，更多關注的是道德修養的培育與社會和諧的維持。

希臘思想，特別是在亞里士多德那里，既強調智識美德（例如智慧，包括實踐智慧與理論智慧，以及推理過程中的清晰性和邏輯嚴謹性），也重視道德美德（如正義、勇氣和節制）。但追求客觀真理始終是其重要目標。相較而言，我所理解的中國傳統中的“和諧”概念則更為全面和整體：它涵蓋了天與地、人類與社會以及人與自然之間的和諧關系。

這種差異同樣體現在宗教世界觀中。在受到基督教影響的西方傳統中，人們常認為真理與道德權威源自一個超驗的、人格化的上帝，即單一的神圣根源。而在中國傳統中，“天”并非人格化的神明，而是一種宇宙秩序或基本原則。“天”不代表自上而下的神圣律法，更體現為現實本身的自然結構。這種和諧并非由上而下強加，而是通過個人品德、家庭關系與社會實踐由下而上培養的。

西方社會可以從中國這種倫理與宇宙和諧模式中獲益匪淺。西方往往借助抽象的理論原則以及某種超驗性來探求真理，這種路徑最早由柏拉圖闡述，后又在基督教教義中被繼承。相比之下，中國哲學提供了一條不同的路徑：它采用的是自下而上的整合路徑，致力于將個人、社會與自然協調一致，而非將真理孤立為一種客觀的、外在的存在。

總之，盡管希臘與中國傳統提供了根本不同的范式——一個以理性探究為核心，另一個以道德和諧為基礎——但它們各自提供的深刻洞見可以相互豐富。通過這些傳統間的對話，我們能夠深化對知識的理解、對美好生活的認識，并更好地共存于這個復雜的世界。

《經濟觀察報》：當今世界面臨著從氣候變化到人工智能倫理等諸多全球性挑戰，這些問題需要所有國家共同承擔道德責任。在全球化背景下，不同文化的倫理傳統如何共同塑造我們的道德責任意識？哲學家和思想家們在推動各國以“和諧共擔”的方式承擔責任方面，又能發揮怎樣獨特的作用？

斯特里奧斯·維爾維達基斯：哲學家和思想家一直強調，權利伴隨而來的必然是責任。換言之，我們不僅享有各種權利，同時也肩負著對他人的義務和責任，這一觀念幾乎貫穿所有的道德傳統。

然而，無論是個人還是國家，往往都表現得較為自私，僅關注自身利益。許多國家可能優先考慮經濟增長或國家發展，而忽略了其對環境造成的破壞——不論這些損害是在本國境內還是跨越國界的。在這種情況下，哲學思考就顯得尤為關鍵。哲學家應當引導統治者和決策者增強對責任的意識，不僅對本國公民，也要對其他國家的人民以及整個地球負責。

在當今世界，環境倫理尤為重要。環境倫理促使我們意識到對自然環境的責任，以及對后代福祉的責任——我們的子孫后代。我們必須調整倫理的焦點，將關懷延伸到自然世界及其未來繼承者身上。

儒家傳統在此提供了寶貴的典范。儒家非常重視家庭紐帶：孩子被教導要尊重父母，而父母則應深切關愛子女。這種牢固的家庭關系——盡管在今天工業化的中國可能有所變化——根植于悠久的哲學與禮儀框架中。儒家的“禮”用于協調人與人之間的關系，從家庭拓展到社會及政治制度。

本質上，每個人都應當關心他人，而非自私自利。西方社會常常推崇個人主義，而傳統中國哲學則更強調集體福祉。理想狀態下，東西方應當互相借鑒：中國社會或許可以從西方個人自主的道德責任意識獲得借鑒，而西方社會則可以從社會互聯互通和集體責任感中汲取靈感——這種責任不僅限于本國人民，還應延伸至其他國家的人民和后代。

最終，我相信責任這一概念對于實現真正而持久的和諧是至關重要的。

《經濟觀察報》：您一直致力于促進歐洲與非西方思想傳統之間的交流。以古希臘和中國思想為例，希臘作家尼可斯·卡贊扎基斯曾指出：“孔子和蘇格拉底是覆蓋人類邏輯同一張面孔的兩副面具。” 在您看來，將亞里士多德與孔子置于“跨越時空的對話”中，對促進東西方相互理解有何意義？此類文明對話又能為當代哲學研究帶來哪些啟示？

斯特里奧斯·維爾維達基斯：當卡贊扎基斯說孔子與蘇格拉底是覆蓋相同內在邏輯（即人類邏輯）的兩個面具或面孔時，他強調的是人類的共同本性。盡管外表、語言或生活地域存在差異，但世界各地的人類——無論是印度、中國、非洲、歐洲、澳大利亞還是美洲——都具有基本的共通性。我們出生在同樣的自然環境中，我們成長、生病、戀愛、享受快樂，但也經受痛苦，最終離世。我們的情感生活極為相似，也面臨相同的存在挑戰。

這種共享的經驗為文明之間的對話奠定了基礎。例如，當我們比較孔子和亞里士多德時，既可以看到共同點，也存在顯著差異。亞里士多德發展了一套圍繞實體與形式的復雜形而上學體系，而這在儒家思想中并不存在。儒家思想更為實踐，關注倫理、社會關系和道德修養，而缺乏精密的形而上學基礎。

不僅是亞里士多德或蘇格拉底與孔子之間存在比較，老子與古希臘前蘇格拉底哲學家赫拉克利特之間也存在明顯的共鳴。兩者都強調現實的流動性和不斷變化的本質——道家哲學講述道的恒常流動，而赫拉克利特則著名地宣稱“一切皆流”。此外，莊子與希臘皮浪派懷疑論者之間的相似性，也為哲學思考提供了豐富的空間。

這種跨文化對話并非膚淺或形式化的智力練習，而是哲學進步的重要途徑。哲學家們必須認識到，不同思想表達的背后存在著共同的理性核心。這一核心可能在不同文化中以不同形式呈現，但都指向共同的問題與人類關切。通過參與這種比較研究，我們能夠相互學習、深化理解，甚至糾正自身文化的盲點。

例如，西方社會通過接觸東方哲學可能更加重視環境價值觀；反過來，儒家等東方傳統則可能從西方關于個人自由與主體意識的思想中獲得啟發。這些哲學交流促進了彼此的成長與理解，更重要的是，它們通常會產生實際的洞見，進而影響我們的生活方式、治理模式和教育方式。

《經濟觀察報》：您曾強調，人文教育對于弘揚核心價值觀、促進文明間對話至關重要。人們常問：“哲學有何用處？”在您看來，哲學教育與跨文化哲學對話如何幫助公眾開闊視野、克服偏見，從而在當今全球化時代培育“和諧共美的共享價值”？作為活躍于國際哲學界的人士，您希望哲學在公共生活與教育體系中發揮何種作用？

斯特里奧斯·維爾維達基斯：作為教育者，我自認是樂觀主義者——盡管有人可能更加悲觀——但我確實相信學習哲學能使我們在智識與道德層面變得更好。在中國，自古以來就有尊師重道的傳統。即便“哲學”這個詞進入漢語較晚（大概是經由日語傳入），但早在術語出現之前，中國文化中就已有關于倫理與教育的深刻思考，尤其以孔子的思想為代表。

孔子是理想的“師者”典范，深切關懷他的學生。同樣，在西方傳統中，蘇格拉底也是一位致力于哲學教育的偉大榜樣。我認為蘇格拉底與孔子這兩位人物，應成為現代教育體系中的楷模。我們應當培養的教師，不僅傳授知識，還要體現這些先哲的美德：尊重學生，關愛他們的成長，并致力于他們的道德發展。

柏拉圖在著作中生動地描繪了理想中的師生關系，類似的描述在儒家經典中也比比皆是。當然，不同的思想家對人性潛能有不同的看法——孟子更為樂觀，荀子則更為懷疑——但我認同孟子的觀點，相信人們可以在智識與道德上有所進步。

因此我堅信，哲學應該被納入各級學校的課程中。哲學不僅在正規教育中有重要地位，也應在公共生活中發揮作用。當今書店中不乏諸如《斯多葛哲學教我們什么》《現代生活中的儒家思想》或《道家：一種生活藝術》之類的書籍。這些并非純理論的討論，而是努力使哲學再次成為一種生活方式，成為我們日常生活和理解他人的實用指南。哲學在公共領域能夠增強我們應對重大全球挑戰的能力，例如維護世界和平、應對氣候變化以及數字技術迅速發展與人工智能應用帶來的倫理困境。

這正是我所理解的“古典哲學”精神：它并不僅限于追求純粹的抽象思辨和沉思的知識，而更強調運用哲學觀念來改善我們的生活與人際關系。從這個意義上講，哲學應向每一個人開放——無論是通過學校課程、公共講座，還是電視與網絡視頻。我本人一直積極參與這些活動，我的許多同事，例如武漢大學的趙林教授，也制作了精彩的中文視頻，介紹希臘哲學與文化。

無論在中國還是希臘，乃至越來越多的國家，教育者們都逐漸認識到：哲學思考不僅能促進智力的發展，也有助于培養品格上的美德。如果不相信這一點，我也不會選擇教育作為自己畢生的事業。如今，我有更多機會在中國教學并與學生交流互動，我感到自己肩負的使命更加廣闊。今天的教育已經是國際化和世界性的。我們學習語言的同時，也掌握了跨文化教學與溝通的能力。

不同傳統中的偉大教師們——孔子、蘇格拉底等人——依然能夠帶給我們豐富的啟示，他們的智慧遺產，指引著我們的前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