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

2025年7月9日至10日，第十一屆尼山世界文明論壇將在山東曲阜舉辦。從2010年9月創立至今，尼山論壇匯集全球專家學者，匯聚世界文明智慧，共同為解決人類社會普遍存在的問題、為人類文明的未來發展貢獻智慧，正日益成為世界了解中國的重要窗口、文明交流互鑒的重要平臺、凝聚人類文明共識的重要紐帶。當下，全球政治沖突頻發、各國之間經貿壁壘陡增，不同文明之間的對話顯得尤為迫切。本屆尼山論壇的主題是“各美其美·美美與共——文明間關系與全球現代化”，并設置了“文明的起源與未來發展”“儒家文化的世界意義和時代價值”“齊魯文化與世界文明”“在全球現代化進程中成人之美”“文明視野下的家庭意義與社會發展”“人工智能發展與人類文明走向”等多項分議題。這個世界如何才能做到各美其美、美美與共，不同的文明如何相處和互鑒，人類才能擁有更好的未來？結合本次論壇的主題和各項分議題，經濟觀察報采訪了來自不同國家和地區的學者與專家，以下是來自他（她）們的觀察、思考和期望。

訪并文/劉夏

在香港生活多年的英國學者夏添恩（Tim Summers），對中國傳統理念“和而不同”情有獨鐘。這位曾任英國駐重慶總領事、現任香港中文大學中國研究中心助理教授的學者，橫跨外交實踐與學術研究兩界。長期的在華經歷，使他對東方文化價值有著切身體悟，也促使他思考如何以中國智慧化解全球治理困局。

值今年第十一屆尼山世界文明論壇以“各美其美·美美與共——文明間關系與全球現代化”展開文明對話之際，在與《經濟觀察報》的交流中，夏添恩提出，“和而不同”的外交哲學或可提供一種區別于西方范式的國際交往框架——它并不試圖改變他者，而是強調多元共存與彼此適應。這一見解與尼山世界文明論壇所倡導的文明觀高度契合：欣賞自身之美亦尊重他者之美，在差異中尋求和諧。

人類文明正處于一個微妙的十字路口。一方面，全球化的逆風勁吹讓各國彼此隔閡加深；另一方面，“全球南方”的崛起和新興多邊合作又為打破西方話語壟斷帶來契機。在這樣的時代背景下，夏添恩尤為關注中國傳統智慧為國際關系注入的啟示。他所推崇的“和而不同”出自儒家思想的精髓，主張在求同存異中達成和諧。從跨學科、人類學到國際關系的視角來看，他認為文明并非靜止僵化的實體，而是一種流動的建構；文明間的對話意義，在于激發新的理解路徑，而非簡單進行優劣高下的比較。

作為一名西方學者，夏添恩選擇在中國社會深耕。從西南重鎮重慶的領事任上，到中英聯系緊密的香港學術崗位，他見證并參與了中國與世界互動的諸多重要時刻。這段獨特履歷使他能夠站在局內人的立場審視中國，又保有跨文化的洞見。比如在重慶任職期間，他親歷中國西部地區對外開放的蓬勃發展；而在香港，他的研究橫跨中國區域發展、香港治理、全球化戰略等領域。夏添恩相信，跨文化的交流尤其需要傾聽與學習的謙遜態度；正如他所言，我們應當“著眼于彼此共通之處，而非僅僅關注差異”，通過務實合作來積累互信。

這位來自西方的“中國通”選擇從中華文明中汲取智慧，為當代全球治理尋找靈感。他強調，中國的現代化不是孤立的，而是與全球發展緊密相連；中國提出的“共商共建共享”全球治理理念，重在過程參與感，有別于西方慣常的規則輸出模式。這些觀點既是對中國經驗的高度概括，也是對國際社會的真誠建言。夏添恩的聲音帶著一種難能可貴的平衡：既肯定中國在和平發展中的貢獻，也直言全球治理仍需各方共同努力完善。

在訪談的最后，當被問及希望通過尼山世界文明論壇傳遞怎樣的訊息時，夏添恩給出了這樣的回答：“這應是一個向彼此學習、增進相互尊重與理解的寶貴契機。”

原英國駐重慶總領事、現香港中文大學中國研究中心助理教授夏添恩（受訪者本人供圖）

以下是《經濟觀察報》與夏添恩的對話：

《經濟觀察報》：您如何理解今年第十一屆尼山世界文明論壇的主題“各美其美·美美與共——文明間關系與全球現代化”？在您看來，這一主題對當今世界文明對話有何特殊意義？

夏添恩：我更傾向于將其理解為不同文化或國家背景的人之間的對話，而不僅僅是“文明”層面的交流。在當今人類面臨多重全球性挑戰，政治因素又加劇合作難度的背景下，建立人與人之間的橋梁尤為重要。不同背景、不同視角的人之間的交流，是增進理解與包容的關鍵所在。

事實上，我認為我們更應該將“文明”看作一種流動性的建構，而非靜態實體。從跨學科、人類學和國際關系的視角看，對話的意義在于激發新的理解路徑，而不是文明之間的比較和競爭。

《經濟觀察報》：您在研究中國外交政策時，如何看待中國傳統文化（特別是儒家思想）與現代國際關系的結合？這種結合為全球治理提供了哪些新思路？

夏添恩：中國外交政策的形成受到多重因素影響。我們當下所處的世界是一個由主權國家構成的體系，中國也是其中之一。特別是在過去的80 年里，這些國家建立了許多不同的機構和機制來處理彼此間的關系，每一個國家的外交政策都必須在這一現實世界結構中運作。可以說，當今世界與傳統中國文化或儒家思想孕育發展的時代已大不相同。

但與此同時，我們仍能從中國外交政策中看到一些可追溯至中國傳統思想的影響，比如“和而不同”的理念、重視培養關系的傳統，以及行事合乎規范、講求道德等原則。如果中國傳統思想能通過這些理念繼續影響中國乃至其他國家的外交政策，我認為這樣的影響會是積極有益的。

《經濟觀察報》：“和而不同”“中庸之道”這些中國古典智慧，能為當下多邊主義困境提供哪些突破口？

夏添恩：在我看來，相較于“中庸之道”，“和而不同”更容易被不同文化與政治語境所理解和接納。尊重差異、虛心求教（而非篤信自身模式具有天然優越性），這些思想對推動全球治理合作，乃至國家間和平共處至關重要。國家間應當以務實態度處理彼此關系，同時坦然面對分歧。構建合作的多邊機制，不應以“同質性”作為前提，而應以差異中的互補性作為合作邏輯的基礎。

尤其是“和而不同”的外交哲學，可以被視為中國在當下多邊關系體系中提供的一種“非西方的國際交往框架”，它不試圖改變他者，而強調并存與適應。

《經濟觀察報》：當前全球面臨氣候變化、公共衛生等挑戰。您認為中國傳統的“天人合一”理念，是否能為國際社會帶來不同的生態治理視角？

夏添恩：“天人合一”的理念的確為生態治理背后的價值觀提供了支撐，其他文化傳統中也蘊含著類似思想。這一理念有待深入闡發，轉化為可操作的制度設計，用以有效應對生態與公共衛生危機。我們確實需要反思當代現代化進程中對自然的征服思維，特別是在資本主義現代化模式下，這種思維至今仍在加劇生態破壞。而“天人合一”的理念，有助于我們重新思考人類與自然的關系。

《經濟觀察報》：我們看到，從俄烏沖突、中東局勢到地緣對抗升級，文明之間的認知鴻溝似乎在擴大。您認為“文明對話”在此背景下應承擔怎樣的角色？中國可以如何發揮作用？

夏添恩：“文明對話”本身雖無法為當今世界的沖突提供即時解決方案，但它能促使我們思考如何以和平且尊重的方式處理分歧。這種思維方式，正是各方化解當前沖突所必須具備的。

中國的立場一直強調和平解決爭端、尊重各國主權，這種立場在當前復雜局勢中提供了一種不同的選擇。在烏克蘭問題上，雖然中國與俄羅斯保持傳統友好關系，但也通過外交努力試圖接觸烏克蘭，尋求調解可能。在中東，中國在推動沙特—伊朗關系緩和上取得的進展說明了“非西方調解模式”的現實潛力。中國不可能單方面解決所有問題，但可以通過促進對話、提供平臺，為全球和平積累共識和空間。

《經濟觀察報》：您長期研究“一帶一路”倡議，“一帶一路”倡議在推動跨文明溝通、建設多邊合作平臺方面有哪些獨特貢獻？

夏添恩：“一帶一路”倡議象征著中國在推動合作共贏的全球治理模式方面所做的努力。該倡議中，一個常被忽視的方面是“民心相通”的部分——正如我們在這次訪談中多次提到的，這恰恰有助于構建跨文化溝通與理解的橋梁。

基礎設施建設固然是“一帶一路”的重要組成部分，未來中國需要更加重視“軟連接”，包括教育交流、公共衛生合作、文化互通等。尤其是在疫情之后，全球對衛生體系、應急管理等領域的國際協作需求明顯上升。中國在這些方面的經驗可以轉化為合作優勢。此外，更多關注人文層面的理解和尊重，也是推動“共商共建共享”的關鍵所在。

《經濟觀察報》：在您看來，國際社會如何更好地理解中國提出的“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理念？

夏添恩：這一理念為全球治理提出了清晰的原則，強調要實現普遍福祉，而非只讓少數國家受益。當然，要真正落實殊為不易，特別是在西方對中國存在誤解的情況下。中國正通過務實合作，向世界證明自己言行一致地堅守這條道路。我認為更重要的是，“共商共建共享”要求的是一種過程的參與感。這與西方的“輸出模式”形成對比，強調共識形成而非規則制定的壟斷。

《經濟觀察報》：您如何評價中國式現代化對全球現代化進程的貢獻？它與西方現代化模式有哪些本質區別？

夏添恩：新中國成立以來，中國的現代化確實在多個維度深刻改變了全球經濟政治格局。目前中國的發展水平遠超以往，僅從規模上來說，這本身就是對全球發展的重大貢獻。中國式現代化的獨特之處在于：一方面堅持立足國情的務實政策制定，另一方面充分釋放人民群眾與市場主體的創造活力。

我們還必須看到，中國的現代化與全球發展始終緊密相連，無論是商業發展、科技創新還是教育進步等領域，都體現著這種關聯性。

中國式現代化的優勢在于其適應性，國家能夠在不同階段調整策略而不固守某一制度模板。這一點對“去中心化”的全球治理是重要啟示。

《經濟觀察報》：在當前地緣政治緊張、全球治理遭遇挑戰的背景下，您如何看待“全球南方”的崛起？它對國際秩序可能帶來哪些影響？

夏添恩：“全球南方”的崛起是近年來國際關系中最具變革性的趨勢之一。我們可以看到，越來越多的發展中國家開始在國際舞臺上發揮更大作用，這不僅體現在經濟增長上，更反映在它們對全球規則制定的訴求上。在當前西方主導的秩序面臨合法性挑戰的情況下，“全球南方”國家有機會推動一種更加多極、更加包容的治理模式。中國在其中扮演的角色尤為關鍵，因為它既是發展中大國，也有意愿推動一種不同于西方的合作框架。

《經濟觀察報》：基于您對中歐關系的深度研究，您認為東西方文明在哪些具體領域最容易找到合作的切入點？

夏添恩：我們應當著眼于彼此共通之處，而非僅僅關注文明或文化差異。從科學研究到商業發展，眾多領域都蘊藏著廣闊的合作空間。比如：綠色金融、數字治理、文化遺產保護等議題，已逐步成為中歐合作的平臺，這些就是未來文明對話的切實路徑。

《經濟觀察報》：在多極化趨勢愈發明顯的今天，您如何看待“價值觀對抗”的風險？中西是否還有構建共同話語體系的可能？

夏添恩：我不否認價值觀的差異，但這不應成為對抗的理由。在某些議題上，例如可持續發展、社會公平、反腐敗等，中西其實可以找到共識的起點。我們不需要每一次對話都追求制度認同，而是可以從實踐合作中建立互信。尤其是在全球治理體系改革的背景下，建立一個多元、開放的討論平臺，比一味強調誰對誰錯要更有建設性。

《經濟觀察報》：如何看待西方輿論中關于中國式現代化的偏見？這種偏見該如何有效化解？

夏添恩：西方輿論往往使用其自身的歷史經驗和價值觀去判斷中國的制度和政策，這容易造成誤讀。例如，現代化往往被簡單等同于自由化和西方式民主，而忽視了不同國家根據自身國情探索路徑的可能性。要改變這種情況，需要更多跨文化交流，不僅是高層對話，也包括學界、媒體、青年之間的互動。中國在表達自身經驗時，也應更加善于使用對方熟悉的語言和邏輯，而不是完全從本土出發進行敘述。

《經濟觀察報》：在您看來，構建一個更具包容性的全球對話體系，最重要的突破點是什么？

夏添恩：恐怕難以用某一個“突破點”來概括，指望出現立竿見影的轉變。《經濟學人》最近刊登一篇標題為“China became cool”（中國變得酷起來了）的文章。這篇文章指出，越來越多西方年輕一代對中國的現代城市、科技與文化等軟實力層面產生興趣。中國持續沿著具有吸引力的發展道路前進，讓更多民眾獲得親身接觸中國、見證發展的機會，這種認知轉變必將逐步深化。

《經濟觀察報》：在您看來，構建更具韌性的全球治理體系，最關鍵的因素是什么？

夏添恩：“韌性”意味著一個系統在面對沖擊時不至于崩潰，而是能夠自我修復、調整并持續運轉。構建更具韌性的全球治理體系，需要兼顧制度的穩定性與靈活性，也需要建立起更強的“全球信任機制”。當前國際體系過度依賴幾個中心國家的意愿與政策，這使得治理結構非常脆弱。中國近年來強調的“全球發展倡議”“全球安全倡議”正是希望通過更加包容、多極的機制來補充和修復現有體系中的脆弱點。

《經濟觀察報》：面對多極化的世界格局，您如何預判未來十年全球文明對話的走向？我們是會走向更加融合，還是更加分裂？

夏添恩：我們確實面臨走向更大分裂的風險。當前，民族主義浪潮在全球多地勢頭強勁，地緣政治和國內政治因素正將許多國家和社群推向對立。然而，“全球南方”國家間新興伙伴關系的日益增強，可能為社會與民眾之間的對話開辟新路徑。在一個多極化的世界中，這些努力應當得到進一步推動。

《經濟觀察報》：如果讓您用一句話總結您想通過尼山世界文明論壇傳遞的聲音，會是什么？

夏添恩： 這應是一個向彼此學習、增進相互尊重與理解的寶貴契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