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吳晨

誰曾經有機會挑戰美元霸權？很多人第一時間想到的是日元或者歐元。一個被忽視的事實是，直到1970年代，盧布在不少人心目中仍然是美元的競爭對手，這背后有個重要的假設，即貨幣的競爭其實就是國家經濟實力的競爭，蘇聯當時在一些領域仍是美國的競爭對手。

不過，蘇聯經濟的外強中干當時已經逐漸顯露，哈佛大學經濟學教授肯尼斯·羅格夫（KenRodoff）有親身體驗。他青少年時期是國際象棋專業選手，1970年代經常到中東歐參加比賽（想象一下美劇《后翼棄兵》中的場景），在南斯拉夫與當地人交往，他能明顯感受到當地生活的困難，大學宿舍和美國大學相比設施要簡陋得多。

日元曾經有過機會嗎？1985年廣場協議推動日元迅速升值，被認為是推動日本資產泡沫化的誘因之一。日本是不是因為廣場協議而被美國打壓，從而加速沒落？美國逼迫日元升值是不是美國霸權的一部分？羅格夫曾經在哈佛向參與廣場協議制定的前財政部長詹姆斯·貝克誠懇地請教過：為什么在市場經濟的日本，日本財政部能夠推動日元升值？貝克的回答很有意思：一旦日元開始升值，大藏省和日本央行就束手無策了。升值當然有美國的壓力，但日元日益變成各方炒作的貨幣也是始料不及的，因為長時間與美元存在利差，日元套息交易（貸入日元，兌換成美元，存定期，一年后本息到期再兌換回日元還貸，賺取息差）成為最流行的全球套利交易。

從1985年到1989年，日元升值了接近一倍，到底給日本經濟帶來什么樣的影響？真實的情況是，日本的制造業并沒有因為日元升值而喪失競爭力，日元升值推動了日本企業出海，推動了亞洲其他新興市場的繁榮，也推動了日本企業向價值鏈高端的轉型，成為重要的中間品制造商。日元升值更直接吹大了日本金融行業，讓它們更多地參與全球競爭，在全球收購資產，也為日本資產泡沫破裂種下了種子。

升值的日元并沒有成為全球重要的貿易結算貨幣和儲備貨幣。這就證明，幣值走強并不意味著貨幣就會得到更多國家的青睞，關鍵還在于國家經濟的影響力。日本并沒有因為自己的制造業出海而構建起一個日元的經濟圈。

那歐元是否曾經有這樣的機會呢？歐元從誕生就問題重重，并不被外界（包括美國的學界）所看好。如果只是便于歐盟區內的貿易結算，在沒有一個更強大的政治同盟，沒有一個統一的財政同盟（fiscalunion）的情況下，推動歐元成為全球儲備貨幣的驅動力顯然不足。2010年到2012年，從希臘開始蔓延的歐元債務危機，讓南歐國家（即所謂PIGS，葡萄牙、意大利、希臘、西班牙）都面臨主權債務危機，就突顯出當貨幣政策無法自主，又沒有辦法在出現危機的時候通過發鈔/貶值來應對，外部的沖擊有多大，唯一的解決辦法是指望更有實力的德國來拯救。

歐元沒有成為可以與美元抗衡的儲備貨幣，除了歐元區各國經濟發展和財政狀況參差不齊的本身弱點之外，還有兩個問題：一是歐元仍然主要是歐盟內部的結算貨幣，如果剔除歐盟內部貿易計算，歐元在全球貿易結算的使用量仍然很小；另一個問題則是歐洲沒有一個類似美國國債那樣安全的投資品，泛歐洲的國債也只是最近幾年才興起，占比不高。

曾經擔任IMF首席經濟學家的羅格夫在新書（OurDollar,YourProb－lem）中梳理了不同貨幣挑戰美元的經歷。書名引用的這句話，其實是1971年尼克松決定放棄美元錨定黃金時，時任美國財政部長的約翰·康納利在十國集團會議上拋出的一句話，恰如其分地描述了后布雷頓森林體系中美元作為全球唯一儲備貨幣的影響力和潛在問題。這本書出版于給全球貿易與金融秩序帶來不斷沖擊的特朗普2.0時代，其潛臺詞不言而喻：如果美元主導的全球金融秩序中權責變得愈加不對稱，是否需要給美元尋找一個替代品？而誰又會有機會成為未來有別于美元的全球儲備貨幣？

在回答這兩個問題之前，我們得了解什么是全球儲備貨幣？

全球儲備貨幣三個特點：

首先，全球儲備貨幣必須輔之以武力霸權，這是在大航海時代西班牙、荷蘭、英國的貨幣成為全球貨幣時都出現的現象。武力一方面能為全世界提供安全保護，另一方面也是制定和實施規則的保證。總體而言，如果不成為世界地緣政治超級大國之一，主導貨幣的地位就難以維持。全球金融體系依賴規則，而同時擁有經濟和軍事超級大國地位的國家，在塑造規則方面擁有巨大權力。

以此衡量，歐元之所以無法取代美元，一大問題是歐洲國家在戰后對軍備的投入都特別低，只占GDP的1%左右，達不到最基本的2%，而美國在軍事領域投入則超過5%，肩負著為這些國家提供軍事保護的責任。換言之，在國家安全方面尚且搭便車的國家的貨幣很難成為儲備貨幣。

其次，美元成為全球儲備貨幣與非常好的外部環境息息相關。二戰之后，尤其是冷戰結束之后，貿易與金融全球化迅速發展，大國沖突已然消退，民粹主義遭到壓制。可以說，過去三十多年全球化的超穩定結構奠定了美元全球儲備貨幣的地位。美元之所以能成為全球儲備貨幣，網絡效應讓使用美元的便利性與日俱增也是一大推手。

那該怎么看待儲備貨幣的鑄幣稅問題？這其實是一般讀者讀到《我們的美元，你們的問題》書名后的第一反應。“鑄幣稅”意思就是作為儲備貨幣的發行國可以大量印鈔，而印鈔的成本則由全世界來承擔。對此，羅格夫的解答有所保留。他并不認為美國有無限制印鈔的權力，美國現在的問題，即國債高企、債權占GDP的比例極高，與兩黨都不加節制地發債，滿足自己的政績需求脫不開干系。其實在經歷了1970年代的滯脹之后，美聯儲十分注重通脹管理，保持較低的溫和通脹率（一般表述為2%-3%之間）是各國央行奉行的圭臬，高通脹必然導致高利率，這對政府融資而言是致命傷。美國國債為全球提供了無風險收益資產，短期內沒有替代。

目前全球貿易與金融環境發生巨變，冷戰之后所熟悉的全球化已然大轉向，G2的世界儼然成型，這就讓我們不得不提出這個問題：現在是人民幣挑戰美元的新機會嗎？

這個問題可以從三方面來分析：

首先，現在全球對人民幣關注增加，更多是時勢造英雄，是因為特朗普的“既要又要”：既要相對弱勢的美元幫助制造業回流美國，讓美國的制造業更具競爭力，又不愿意放棄美元“長臂管轄”的權力。美國將美元武器化（weaponization）已經三十多年了，特朗普不愿放棄利用美元結算網絡對一定國家制裁的權力。但“既要又要”在很多情況下并不可行，特朗普的政策損害了外界對美元的信心，也強化了對美元武器化的擔憂。這就不僅僅讓全世界對下一個國際儲備貨幣感興趣，也讓全球貿易結算和國際金融的基礎設施需要另起爐灶，建設一個可替代選項的想法變得更加有吸引力。

其次，我們需要區分作為交易貨幣的人民幣和作為儲備貨幣的人民幣。現狀和未來潛力的鴻溝還很大。現狀是雖然人民幣作為交易結算貨幣的比重在增加，但交易對手并不一定會長期持有人民幣，他們很可能在交易前將美元兌換成人民幣付款，或者在拿到人民幣付款之后，很快就兌換成美元，而不是選擇長期持有。缺乏有很好流通性的人民幣國債、人民幣資本項下仍然不是完全可兌換、擔心政策風險，都制約了人民幣在海外的長期持有。這些都是人民幣成為全球儲備貨幣前必須完成的改革。

第三，作為儲備貨幣是否必須要保持貨幣的凈流出（即保持經常項目下的赤字）？這到底是一個現象，還是儲備貨幣的本質？在羅格斯的分析中，美國的財政赤字愈演愈烈背后是民主共和兩黨日益缺乏財政紀律約束的表現，因為美國是全球儲備貨幣才讓美國得以不斷發債，但保持入超并不是儲備貨幣的必須。

所以當我們在談論全球化的未來時，離不開對全球秩序重塑，包括全球金融秩序重塑的討論。

人民幣國際化之所以再次被提上議事日程，也有三點原因：

第一，在G2的世界，“相對論”必然導致此消彼長，全球儲備貨幣與一個國家的經濟實力以及外界對這個國家的信任度高度相關。當越來越多國家喪失了對特朗普的信任時，對穩健中國的信任度明顯提升。

第二，中國經濟、中國制造要建立自己的影響力圈子，一條路徑就是建立人民幣的結算圈，可以避免受到美元波動的影響。在與中國貿易最為緊密的亞洲各國率先建立起人民幣的影響力圈子有助于中國企業出海。

第三，在G2的世界，全世界其實并不希望選邊，更希望能“左右逢源”，多一些選擇是多極世界的特點，這也是為什么美元霸權可能被挑戰，人民幣可能被追捧的一定原因。但真正要撼動美元霸權，還需要比較長的時間。

（作者為財經作家，《經濟學人·商論》原總編輯，晨讀書局創始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