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書讀得越多，對歷史周期律就越有感觸。

自先秦以至明清，三千多年間，王朝興衰相繼，更迭不絕。兩周八百載，國祚雖久，終不過是諸侯爭霸的嫁衣。秦皇橫掃六合、一統海內，卻僅僅享國十五年，二世而亡。五代之世，天下大亂，軍閥高呼“天子，兵強馬壯者為之”，卻沒有一個能坐穩江山，皇帝如走馬燈般來來去去，短短五十多年，竟換了五個朝代。

“其興也勃焉，其亡也忽焉。”這句《左傳》當中一閃而過的喟嘆，竟成為此后兩千年反復上演的劇本，無法回避，無法掙脫。

從表面上看，不同的王朝有著不同的衰亡路徑。

武德充沛如漢，亡于宮廷政變。萬邦來朝如唐，亡于軍閥叛亂。文化造極如宋，亡于外寇入侵，剛直不屈如明，亡于農民起義。

身為后來者的朝代，往往會吸取前朝教訓，矯枉過正般地避免重蹈其覆轍。趙匡胤杯酒釋兵權，一洗唐末五代武人驕縱之風，卻令宋朝走向積貧積弱之局；朱元璋認為“元以寬失天下”，遂加強集權、整頓吏治，最終卻被憤怒的起義軍葬送了大明。

歷朝歷代都不乏明君賢相、忠臣良將，他們為了跳出盛衰之律付出了巨大的努力，但最終總會積弊叢生，走向“按下葫蘆浮起瓢”的尷尬境地，直至千瘡百孔、一觸即潰。

歷史周期律的背后，到底是什么？

這些看似各不相同的衰亡路徑，是否具有本質性的共通之處？

傳統觀念里，人們大多從政治、軍事等角度解讀歷史周期律，而阿信近日出版的這本《危機、改革與崩潰：元明清七百年的金融秩序》，或許能為你提供一個不一樣的視角。

本書作者于曉華是美國賓夕法尼亞州立大學農業經濟學與人口學雙博士，現任德國哥廷根大學經濟學教授，長期從事農業經濟、經濟史等方面的研究。

在他眼里，王朝的衰亡總是發生于同一個關鍵節點之后：金融秩序的崩潰。在本書中，于教授用現代經濟學的視野重新審視中國歷史上最后三個封建王朝的興衰，抽絲剝繭地分析其貨幣體系、稅收體系與財政體系的沿革，直面其危機，銳評其改革，將那些隱藏在烽煙戰火之下的結構性之困，清晰呈現給讀者。

作為一本歷史學與經濟學的跨界之作，本書的史料與經濟學理論皆以通俗易懂的形式加以敘述。此外，于教授還在本書的最后給出了關于經濟危機的普適性思考，對于今天的我們來說，具有另一番現實意義。

元朝的衰亡：紙幣貶值之困

元朝是中國歷史上首次統一流通紙幣的朝代。

盡管紙幣的雛形早在唐代就在四川地區出現，有宋一代也不止一次發行過紙幣，但這些紙幣不僅流通范圍和時間非常有限，而且與實體貨幣（貴金屬和銅錢）并行，僅作為特定領域中的補充貨幣。在民間的日常交易中，實體貨幣依然占據絕對主流。

但到了元朝，大部分時間內政府都不鑄造銅錢，僅靠發行紙幣來滿足全社會的流通需求。今天的我們已經知道，紙幣發行需要有相應的準備金，并且依賴國家信用維持其交易地位。元政府清楚地認識到了紙幣的這些特性。1260年，忽必烈經過激烈的斗爭登上了大汗之位，隨即開始大規模發行紙幣。

元人如此青睞紙幣，有其經濟上的根由。蒙古部落有著悠久的經商傳統，在入主中原之前，早已與中亞、西亞各國有密切的貿易往來。但與中原的貿易機制不同，草原貿易帶有強烈的金融化色彩。

作為一個生產力水平很低的集團，蒙古軍隊在長期征伐過程中尤為需要金融支持，以購買糧食、兵器等軍需物品。此外對于蒙古士兵個人來說，他們往往一次外出就持續數年之久，跨越千余公里，很多人需要賒賬購買戰馬、鎧甲和刀槍，金銀等戰利品則需要送回遠在草原的親屬那里。

在需求驅使之下，蒙古軍隊與一些商人（主要是色目人）展開了合作，軍隊從商人那里獲得貸款、也委托他們進行投資，商人則依靠軍隊的保護通行于亞洲內陸的廣袤大地。這種合作后來逐漸演變為固定的一套制度，稱作“斡脫”。

此后，斡脫商人還逐漸取得了某些行業或地區的包稅權，并開始在民間放高利貸，利率可達100%。這些頻繁的金融活動以銀為計價單位，但隨著蒙古帝國版圖的不斷擴張，白銀在實際交易過程中逐漸出現了緊縮的局面。于是，紙幣便應運而生。

忽必烈發行的“中統鈔”以銀為本位，法定比價為鈔二貫同白銀一兩，各地政府在領取新鈔時，必須首先上交作為本金的現銀存放于國庫。元政府允許百姓隨時以紙鈔兌換白銀，但所有的交易和賦稅都必須用紙鈔支付，禁止金銀流通。

“中統鈔”發行之初，年發行量還較為穩定，總額不超過10萬錠。然而從至元十年（1273年）起，年發行量逐年攀升，到至元二十六年（1289年），年發行量竟然達到了驚人的890萬錠。即使算上吞并他國掠奪而來的金銀，也遠遠匹配不上這一數字，顯然，十多年間，“中統鈔”已經迅速走上了貶值之路，通脹率超過10倍。

究其原因，一是元軍頻繁的軍事行動帶來巨大的財政壓力，只能以貨幣超發來維持（1273年正是宋元戰爭中決定性的一年，是年襄陽失陷），二是斡脫制度下的包稅制令元政府的財政收入相較前朝大幅折損，此起彼伏的災荒和起義更是加劇了財政入不敷出的局面。

朝廷試圖改革鈔制，發行新鈔以兌換舊鈔，然而新鈔的發行量相較于“中統鈔”更加失控，百姓甚至需要用舟車裝鈔才能交易。到14世紀中葉，紙鈔已經基本被百姓拋棄，民間開始重新使用白銀、銅錢進行交易，甚至寧可以物易物。

惡性通貨膨脹最終反噬了元朝，隨著財稅大戶鹽商紛紛揭竿起義，元朝在入主中原短短八十多年后，就迎來了全面崩潰。

明朝的衰亡：白銀緊縮之困

在整個元朝，白銀整體處于外流狀態，主要是通過貿易流向中亞和西亞。明朝建立之后，留在中國國內的白銀存量不足以支撐整個交易體系，因此，朱元璋依舊繼承了前朝的實際操作，發行大明寶鈔，實施錢鈔并行的貨幣制度。

但朱元璋顯然也意識到貨幣超發的危害，為此，他特別要求田賦主要以實物征收。此后百余年間，大明寶鈔以并不遜于“中統鈔”的速度走向膨脹，元朝末年的局面同樣開始在明朝上演。

面對這一危機，明政府積極尋求改革之策。朱棣要求加大力度開采銀礦，以增加白銀供應，明英宗朱祁鎮則廢除了金銀流通的禁令。到16世紀初，明武宗朱厚照徹底停止印發大明寶鈔，明朝全面進入以金銀和銅錢硬通貨作為流通貨幣的時代。

盡管如此，作為一個貧銀國，國內銀礦的產出始終跟不上現實需求，這也是漢唐等朝代并沒有大規模流通白銀的原因。

然而，歷史在此發生了前所未有的轉折。

16世紀初，哥倫布已經發現了新大陸，荷蘭人、西班牙人以及英國人陸續跨過大洋抵達東亞，開始和中國進行貿易。到隆慶年間（16世紀中葉），明政府徹底廢除了海禁政策，雙方貿易規模極速擴大。中國向這些外國商隊出口了大量陶瓷、絲綢、茶葉和香料，形成了巨大的貿易順差，大量海外白銀隨之流入中國，明朝經濟迅速走向繁榮。

據統計，有明一代流入中國的白銀或超過1億兩，而從1500年到1650年這150年間南美洲所產白銀，竟有40%~50%以不同路徑流入中國。

量的積累，最終引起了質的改變。萬歷皇帝登基后，對大明王朝影響最大的一次改革到來了，這就是張居正改革。

張居正改革的核心，是所謂“一條鞭法”，即把各種賦役合并成一條，簡化稅則和征收手續，將徭役攤入田畝，“量地計丁”，并且一改朱元璋的祖宗之法，廢除實物稅，一律改為征銀。

稅收貨幣化之后，明朝中央政府的財政收入顯著增加。這為日后聲勢浩大的“萬歷三大征”奠定了基礎，但與此同時，也將崩潰的伏筆悄悄埋了進去。

長年不上朝的萬歷對朝政的控制遠不如他爺爺，他顯然未能意識到自己在位的最后十年，這個國家正在發生什么。如果用一句話來概括，那就是：中國對外貿易的規模突然減少了。

放在世界史當中來看，這場外貿危機有跡可循：在馬六甲海峽，海盜開始橫行，劫掠過往商船。在歐洲，產銀國西班牙陷入通貨緊縮，緊接著歐洲滑向三十年戰爭，運往東方的白銀迅速減少。此外，東亞最重要的產銀國日本從1612年前開始閉關鎖國，嚴格控制流向中國的白銀。

沿海港口的商人們，忽然就發現他們手中的絲綢、陶瓷和茶葉賣不出去了，這些商品的價格隨之暴跌。與之相對應，糧價開始飛漲。一時之間，以江南為中心的手工業幾近陷入停滯。

更大的危機在于貨幣。白銀流入減少之后，其相對銅錢的價格開始上升。在這種預期之下，人們紛紛藏匿手中的銀子，改以銅錢交易，進一步推高了銀價。問題在于，明政府在收稅時仍然按照“一條鞭法”的規定，按銀收稅，逼迫農民花費更多糧食（銅錢）去兌換白銀，導致大批農民破產、逃亡。明朝政府的稅基，開始走向崩壞。

不巧的是，這場金融危機疊加了更大范圍內的氣候危機。17世紀初正值小冰河期，水旱災害不斷，農作物減產明顯，明政府需要更多的財政支出來賑災。

與此同時，東北方的女真人開始向更溫暖的南方移動，雙方在遼東的摩擦與日俱增。從1630年開始，明朝的軍費支出反而逆勢擴張，據統計，僅1631年一年，專項財政支出“遼餉”就相當于正常年份財政總支出的超八成。這些額外增加的支出，最終都落到了老百姓頭上。

1629年，為了削減支出規模，崇禎裁撤了全國1/3的驛站，驛卒李自成就在這場大裁員中失了業。十五年后，他和他的軍隊已經兵臨北京城下，而彼時的明軍，欠餉已達數百萬兩，而南方收來的稅款竟只有幾萬兩。

事實證明，這場危機超出了某個政權所能控制的范圍。攻下北京后，闖軍并沒有在國庫中發現傳說中的金銀財寶，無奈之下，只能向城中百姓尋求資金補給。這一政策很快演變成燒殺搶掠，闖軍一度引以為傲的軍紀，在經濟危機面前脆弱得像一張一觸即碎的白紙。

清朝的衰亡：金融體制之困

又是兩百多年過去，經歷了康乾盛世的中國，徹底卷入全球化的棋局。

只不過，這一次中國不再是貿易的主導者，而成了列強商品傾銷的目的地。鴉片戰爭打破了天朝上國的迷思，以李鴻章為首的高級官員開始推行洋務運動。

眾所周知，甲午戰爭的慘敗宣告了洋務運動的破產，也敲響了清王朝覆滅的喪鐘。然而，甲午戰爭究竟因何失敗？洋務運動甚至比明治維新更早實施，為什么中國卻被日本甩在了后面？

于曉華教授提出了一種獨到的解釋：金融制度的落后，是甲午戰敗的重要原因。

先來看一組數據。1890年時，北洋水師的軍艦總排水量為27000噸，日本海軍的總排水量則為17000噸，清軍擁有顯著優勢。然而短短數年間，日本海軍購入了至少六艘大型巡洋艦，而清軍則基本沒有增加。到開戰前，日本海軍的總噸位已經超過72000噸，遠遠超過了北洋海軍。

戰爭的勝負，歸根結底在于雙方調動資源的能力，而在現代社會，這種能力的一個重要標志就是金融能力。

在明治維新之初，日本政府就決定對舊貨幣進行改革，統一發行紙幣，而中國則始終處于銀、錢、鈔混用的狀態，直到1933年“廢兩改元”之后才實現貨幣統一。

金融機構方面，日本也走在了清朝前面。早在1872年，日本就設立了四家國立銀行，可以開展貨幣發行、外匯、匯兌、借貸等金融業務，到了1882年，日本的中央銀行日本銀行成立，為未來的戰爭進行融資，而清政府則要到1905年才成立第一家國立銀行。

央行的成立對日本經濟產生了顯著影響。1894年6月，日本內閣決定對清朝開戰，旋即對日本銀行下令讓其準備戰爭軍費，后者馬上采取了緊縮政策，提高了利息，降低流動性。

隨著戰爭的持續，日本政府的戰爭預算進一步增加，于是決定發行政府公債。整個甲午戰爭期間，日本政府共準備了2.5億日元的預算，其中公債的部分，就高達2.3億。最終，日本花去了2.48億，這一數字是戰前年預算的兩倍。

日本社會并沒有因這高額的赤字而崩潰，因為《馬關條約》中，清政府的賠款達2.3億兩白銀，折合3.8億日元，使日本政府輕松還掉了戰爭期間的債務。

與此同時，清政府在干什么呢？北洋水師為了給慈禧太后祝壽，一次性撥給頤和園工程處45萬兩白銀，美其名曰“建海軍訓練基地”。然而，此后北洋水師的預算卻從200萬兩削減至100萬兩，戰爭期間，更是沒有任何特殊軍費來源，最終慘敗于黃海之上。

甲午戰敗之后，清政府也走上了債務擴張之路，以應對極速膨脹的財政支出（包括賠款）。但由于缺乏現代化的金融系統和國家金融部門，債務如雪球一般越滾越大，直到1911年，衰老的王朝在龐大的債務中轟然倒塌。

進入民國，歷史仍然一再重演。南京國民政府剛成立時，頗有整頓之風，先后“裁厘改統”“廢兩改元”，艱難實現了貨幣的標準化。然而接踵而至的抗日戰爭迫使其走上了如出一轍的貨幣超發之路，1945年的物價相較1937年，增加了2500多倍。

解放戰爭進一步放大了通脹的惡果。窮途末路之際，國民政府試圖進行金圓券改革，其結果大家都知道了：不到一年時間，金圓券就成為了廢紙。

貨幣失去了政權的信用，政權也就失去了人民的信任。這是千百年間，一遍又一遍發生在經濟史上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