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黎有許多地標，凱旋門、埃菲爾鐵塔、盧浮宮、圣母院、奧塞美術館、蓬皮杜中心、香榭麗舍大街……但我最傾心的一直是先賢祠。

我最初對先賢祠的理解相當粗淺，只是覺得一個國家能將哲人、文學家和藝術家們放在最顯赫的位置，呈現的是對知識和真理的尊重。但在經歷過啟蒙時代、崇尚思辨的法國，圍繞先賢祠的爭論一直很多，“尊重哲人≠造神”“應否尊重不愿進先賢祠的權利”都是時常被討論的話題，而這些才是更深層次的“法國價值”所在。

位于巴黎塞納河左岸拉丁區的先賢祠，建成于1791年，安葬著伏爾泰、盧梭、維克多·雨果、愛彌爾·左拉、馬塞蘭·貝托洛、讓·饒勒斯和大仲馬等。

如果僅僅依靠一堆名字堆砌記憶，會不會是另一種虛幻，讓先賢祠變得“形式主義”？《記憶之場》一書中寫道：“誰在先賢祠里？有教養的法國人猶豫而又肯定地說出五六個名字，這已經是歷史未對這座衛城產生影響的標志：先賢祠是虛幻的殿堂，是將匿名者神圣化的地方。”

《記憶之場》

[法]?皮埃爾·諾拉|?主編

《記憶之場》翻譯組|?譯

折射集|?南京大學出版社

2025年1月

先賢祠所定義的“偉大”，讓法國人對政治脫敏

先賢祠僅僅安葬十余位政治人物，數量遠遠不及哲學家、文學家和藝術家，這被視為法國尊重知識、漠視權力的象征。但在多元化的法國，它同樣不是民族意見的全部。對政治的忽視，甚至被一些人視為回避某種歷史矛盾。當然，事實未必如此嚴重。

《記憶之場》提到，圣日涅維芙（即圣日內維耶，生活于公元五世紀，法國巴黎的主保圣人）、圣女貞德、亨利四世和戴高樂將軍都不在先賢祠里。“一邊是偉人，另一邊是圣人和英雄；一邊是共和國，另一邊是君主（包括共和國君主）：法國的兩種記憶從未融合在它獻給自身輝煌的紀念碑里”，但這種孜孜不倦的區分，恰恰是法國歷史的特點和價值所在。

在一個社會的集體記憶中，對偉大人物的懷念占據著相當重要的部分。在界定“何為偉大人物”上，法國從來都是典范，它并沒有理所當然地將掌權者視為偉大，而是堅持認為“偉人形象首先拒絕了國王形象，因為沒有一個國王天生是偉人”。

在法國，對偉大人物的崇拜因為提前對政治脫敏，所以就如《記憶之場》中提到的那樣，“是與專制權力的抗衡，是對付專制的方法”“這種近乎戰斗性的價值觀隱藏在對偉人的普世頌揚中，連串的否定是其見證：偉人既不是國王，也不是英雄，甚至不是名人。十八世紀建立的偉大觀念正是與所有輝煌而孤獨的形象相對立的”。

法國的多元化以及由此衍生的糾纏不清，也在先賢祠里展現得淋漓盡致。在法國大革命期間被抬入先賢祠、后來又被移出先賢祠的馬拉，生前就是先賢祠的反對者。“從先賢祠啟用開始，就不可能承認它是全國所有偉人都能和平共處的一致場所。”以法國大革命前為例，費奈隆和笛卡爾等都曾被提議賦予先賢祠榮譽，但最終未能實現。

法國歷史和文化的復雜面相，驕傲、尊嚴與浪漫想象并存的氣息，并不僅僅呈現于先賢祠，而是滲透于法國社會文化的方方面面，也是法國人記憶與認知的疊加。

歷史是經過了驗證的記憶

《記憶之場》的主編皮埃爾·諾拉認為，法國作為國家的存在，對集體記憶的形塑有著關鍵作用。與歐洲其他古老民族相比，法國在中世紀末最早確立了國家的決定性地位；在王室王朝的延續和隨后的共和國建設中，法國用最有效的絕對主義方式鍛造了民族記憶。與所有的歐洲鄰國不同，法國不是通過經濟、文化或者社會來塑造自我意識的，國家在民族意識的形成中扮演了重要角色。

在許多人的認知里，民族與國家往往混為一談，但皮埃爾·諾拉坦言，對于法國而言，“共和國”“民族”和“法蘭西”是不同的概念與主題，也正是打破了固有的統一性，才讓《記憶之場》開創了嶄新的書寫歷史和理解過去的方式。

基于“歷史在加速”的緊迫感，皮埃爾·諾拉動員了100多位作者，窮十余年之功，編撰出版了由135篇論文構成的3部7卷、超過5600頁的《記憶之場》。與研究過往之事的歷史學不同，也與“心態史”有別，這部著作選擇在文化社會語境中回溯歷史，探討形塑法國國民意識的“記憶之場”。

作為猶太人，1931年出生的諾拉曾經歷二戰的腥風血雨，戰后畢業于索邦大學，1958年曾前往當時還是法屬殖民地的阿爾及利亞擔任中學教師，后來出版《阿爾及利亞的法國人》，批判作為“殖民者”的法國人。

1965—1977年，諾拉先后在巴黎政治學院和社會科學高等研究院任職。1980年，諾拉與哲學家戈謝創辦《論爭》，引領前沿話題。1970年代，法國歷史學界開始反省科學取向的歷史研究，呼喚歷史主體的回歸，“記憶之場”正是在這一脈絡中醞釀而成。

“記憶之場”指記憶與歷史相互交織的特殊空間，可以是具體的建筑、遺址，也可以是抽象的儀式、節日等。諾拉認為，“記憶之場”既簡單又含糊；既是自然的，又是人為的；既是最易感知的直接經驗中的對象，又是最為抽象的創作。

記憶是人類社會的衍生品，檔案是載體，保存是態度，但這種“生產鏈條”也讓記憶變得機械。如果人類的記憶完全由龐大資料庫組成，使得“紙面記憶”成為獨立機制，那么人在記憶場域的主體性可能就會遭遇沖擊。

尤其是近代以來，博物館、圖書館、資料室、文獻中心，乃至網絡數據庫的擴張，使得人類的檔案產出急劇擴張，各種復制和保存技術讓人類在短短時間里積攢了超越過去千萬年的資料。對過去的尊重乃至迷戀，甚至會成為宗教式的虔誠。

但出于各種原因，人們一方面陷入記憶失落的焦慮，另一方面又沒有辦法預判哪些東西應該被銘記，這就導致所有東西都被立為檔案，紀念物的領域被急劇擴大，記憶病態膨脹。《記憶之場》將之視為“歷史化記憶的恐怖主義”，試圖改變這種將檔案等同于記憶的傾向，讓“記憶”重歸人們的內心。

也就是說，不能將歷史等同于記憶，歷史僅僅是記憶的一部分，它可以豐富和修正記憶，或說是經過了驗證的記憶。即使歷史研究再有批判性，也始終是記憶的深化。歷史書寫常常無法擺脫有意識的權力擺布，淪為一種對過去的政治利用，《記憶之場》所要做的，就是將各種不同的過去同時展現，以此沖擊固有的歷史書寫模式。

當法國不再偉大，記憶何以自處

《記憶之場》誕生于冷戰期間，當時越來越多的法國人認為法國已不再偉大，啟蒙主義時代的榮光已成過去，“歷史-民族國家-理性”這個統一模式下建構的法蘭西已告瓦解，法蘭西不再是“文明使命的承擔者”，而是一個普通的“法語國家”。歷史學家們試圖從過去記憶中尋找重拾榮光的可能性，諾拉則在這種建構性的民族史學之外，將那些被排斥的記憶一一撿拾。

建構性的民族史學在法國由來已久，是民族國家的重要組成部分，并以各種紀念日之類的標簽具體呈現，但這種標簽化又往往會淡化歷史原點，或者因為選擇性記憶而引發爭議。

1789年7月14日，法國大革命爆發。1880年，7月14日被確定為法國國慶日。但法國大革命的歷史書寫，在多元化的法國歷來存在爭議。比如人們熟知的“攻占巴士底獄”就是一種狂熱狀態下的渲染，實際上更像是個歷史誤會。

在法國歷史上，圍繞著國慶節到底應該是哪一天，甚至法國是否需要有國慶節，都有著長期爭論，甚至被不同政治派別視為思想場域的關鍵，以至于被戲謔為“新百年戰爭”。這種討論當然是歷史話語權的爭奪，也是歷史的“存在感”，但時至今日，法國大革命已不再被視為決定性、關鍵性的記憶，對于大多數法國人來說，7月14日的國慶節幾乎已經失去了歷史和政治內涵，它只是一個假期，旅行意義遠大于政治意涵。

諾拉引用了尼采的觀點：“紀念的歷史永不能擁有完全的真理，它將總是把不和諧的東西放到一起，并使之統一和諧，它將總是削弱動機和時機的差異。其目的就是不講原因，只講結果，即作為效仿的榜樣，‘紀念的歷史’盡量遠離原因。”

如果擺脫這種政治敘事的桎梏，紀念物也會變得生動起來，埃菲爾鐵塔就是典型例子。1889年，正當法國大革命100周年之際，巴黎豎起了高達300米的埃菲爾鐵塔。不過它并非單純為了紀念法國大革命而建，也是針對1900年巴黎世界博覽會的應景建筑。

這座高聳至今的地標，在當時的宗教人士眼中是“瀆神”象征，共和主義者則賦予鐵塔復仇意蘊，將之視為國家強大的象征，甚至試圖以這個建筑奇跡消解“普法戰爭”敗北的屈辱。但實際上的巴黎鐵塔呢？它最初是純粹的經濟產物，時至今日，那些政治意涵被雨打風吹去，曾被視為“藝術上的荒謬之作”的埃菲爾鐵塔成為了真正的現代藝術品，也成為巴黎的真正地標。

環法自行車賽同樣如此。1903年，《汽車報》主編德格朗熱為了與其他同行競爭，擴大報紙發行量，構思了環法自行車賽——“一個完全裹著法國的環”。這項日后的法國“民族遺產”，可謂是無心插柳。

學者喬治·維伽雷羅探討了環法成為法國人記憶之場的百年演變，在他看來，宣稱“朕即國家”的路易十四很少住在巴黎，而是經年累月地巡行于各地，宣示統治的有效性。但路易十四不會想到，環法自行車賽用“游戲”整合了國家，將領土當作布景，展示了從一個鄉土的法蘭西到旅游勝地的法蘭西，從意志主義教育到消費主義教育的轉化，完成了他做夢也想完成的事，還完成了他根本無法想象的事。

也就是說，單純的“歷史”已經淡出人們的現實生活，就像在先賢祠這個場域，法國人早已對政治脫敏一樣。相比帶著“唯一”“客觀”標簽的“歷史真相”，人們更傾向于紛繁多元的“記憶”。

即使歷史學家仍然將自己定位為裁決“發生了什么”的權威，但事實上，歷史學已無法像實證主義傳統那樣聲稱自身是科學。“流動的、易變形的、多元的集體記憶看起來已壓倒了分析性的、批判性的和理性的歷史記敘，無人能宣稱自己具有道義上的權威，確定或重塑唯一的歷史真相”，職業歷史學家對歷史事件的復原，已難以宣稱比普通當事人的記憶更準確。

在諾拉看來，建構性民族史學的最大問題，在于它預設了一個統一而延續的“法蘭西實體”，以此衍生出連貫的歷史脈絡。諾拉認為，即使這個歷史脈絡是真實的，也存在巨大的封閉性，使得真正的法蘭西記憶被封閉在一種決定論中，失去了自身應有的豐富性和多樣性。更何況，在法國這樣的國家，歷史學的歷史從不可能是純學術的。

“記憶之場”對歷史學的突破，本質是一種身份認同。對于個體而言，尋回記憶是確定自己身份的過程，這個責任使得每個人都成為自己的歷史學家，記憶也因此大大超越專業歷史學家的圈子。諾拉認為，這是“決定性的位移”，是“從歷史學向心理學、從社會向個人、從傳承性向主體性、從重復向回想的轉移”，也因此開啟了新的記憶方式，記憶從此成為私人的事務。

相比在中文世界里很流行的“集體記憶”一詞，諾拉更看重個人的力量，他認為“記憶的強制力以堅定且不加區分的方式施加的影響作用于個人且僅僅作用于個人，正如記憶的再生建立在個人與自己的過去之間的關系上。普遍記憶原子化為私人記憶，這就賦予回憶的法則強大的內在強制權”。如果個體不以獨立決策和個人良知來擔當記憶這個責任，記憶就可能無處棲身。記憶的經驗越是缺少集體性，它就越需要個人的參與和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