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8月6日，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印發了《整治形式主義為基層減負若干規定》（以下簡稱《若干規定》）。有關部門調查問卷統計分析顯示，規定出臺一年來，認為整治形式主義為基層減負 “效果好”和“效果較好”的達到95%以上。《若干規定》近日全文公開，再次凸顯整治形式主義的持續推進。可以說，為基層官員松綁減負仍需著力，這一場持久戰未有盡時。

近些年的形式主義是如何表現的？它突出表現在基層官員不僅會議數量多，且常被要求“陪會”，形成“白天開會、晚上加班”的惡性循環；突出表現在頻繁接待多層級檢查，打印報表耗時耗資耗力；更突出表現為隨著數字化出現的新樣態，強制使用政務APP并要求在線填報、留痕、排名……這些都顯著增加了基層公務員的工作負擔。基層對形式主義早有怨言。

《若干規定》里，對整治文山會海提出了針對性的措施，比如地方和部門文件一般不超過5000字，部署專項工作或者具體任務的文件一般不超過4000字；不把是否開會發文、拍照留痕、制作學習筆記等作為評判工作優劣的標準；不得將點贊量、網絡投票數、轉發量、學習時長等作為考評依據。

總結起來，就是文件要少，會議要少，督察、檢查、考核要少，填表格、報材料要少，把基層官員從形式主義的文山會海中解放出來，從名目繁多的痕跡管理中解脫出來，從過多過頻的督查檢查中解救出來。

為何中央屢屢重手施治，但形式主義之風依然屢禁不止，甚至花樣翻新？

武漢大學社會學院教授楊華所著的 《縣鄉中國——縣域治理現代化》一書中，記錄了他曾對中國某縣進行的調研和統計分析：2011年的時候，該縣對鄉鎮的考核共有9大項42個子項31個小項，集中在經濟建設、社會建設和環境保護上。可到了2020年，考核變成了4大項31子項109個小項，而小項下面又設計了371個細項。

現實中，來自不同條線的上級管理部門希望加強工作，傾向于把該項工作納入“一票否決”的政治任務項，以便得到鄉鎮黨委政府的高度重視，列為中心工作。因而，鄉鎮黨委政府的考核項目只增不減，越來越細化和碎片化。

楊華教授分析認為，這種考核傾向導致對鄉鎮官員的考核從正向激勵轉向了負向激勵，基層官員的執行動力逐漸變成盡量少出錯、不被問責。過去“一票否決”項就兩三項，主要是安全問題、信訪問題，出問題的概率較低，基層官員需要做出亮點、做出成績，才能得到上級的肯定；而在負向激勵的考核生態中，被納入“一票否決”的項目增多，“出錯”概率大大提高，基層官員會傾向于寧愿不出成績，也不要出錯。

因此，越來越多的基層政府以會議落實會議，以文件落實文件，是基層官員確保“不出錯”心態的真實寫照。同時，在“唯材料論”和“數據排名”的考核導向下，不少基層官員也將主要精力投入于“美化數據”和“包裝材料”，其本質上是“以形式主義應對形式主義”，使得下級與上級陷入“文字對文字”的消耗戰，偏離實際問題的發現與解決。

由此派生的諸多現象也就不言自明，一方面公文抄襲越來越普遍，各級地方政府常常因復制粘貼導致“張冠李戴”。另一方面，屢被詬病的層層加碼也伴隨著這樣的施政傾向，一步一步演化和泛化。

因此我們認為，給基層減負，用“短文”取代“長文”，用“實績”取代“留痕”的確十分必要。回望四十多年來的改革開放史，基層始終是改革創新的源頭活水，是進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陣地，只有充分釋放基層活力，全面深化改革才能更接地氣，更有創造力和生命力。

《若干規定》有針對性地提出了一系列實招硬招，推動為基層減負不斷向治本深化。我們以為，將相關規定落在實處，真正讓基層從形式主義的束縛中解脫出來，關鍵是科學設置考核項目和考核目標，用看重成效的“綜合考核”替代“多頭考核”。如此，基層官員才有空間有動力創新，接受正向激勵，努力擔當作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