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24日，經濟觀察報專訪了十四屆全國政協經濟委員會副主任、中央財經委員會辦公室原副主任尹艷林。在兩個小時的交流中，尹艷林從“反內卷”政策談起，談到了穩房價、穩股市、社保制度和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十五五”規劃等一系列議題。

2024年9月24日，政策層祭出提振經濟和資本市場的一攬子增量政策，這些政策扭轉了消費和投資增速持續放緩的趨勢，有效穩定了股市和樓市。

一年后，中國經濟出現了新的變化：一方面，隨著“反內卷”政策持續推進，部分工業企業利潤得到修復，工業生產者出廠價格指數（PPI）降幅收窄，科技企業競爭力增強，股市活躍度提升；另一方面，消費增速持續走低，部分城市的房價波動加大。

長期從事經濟政策研究的尹艷林認為，“反內卷”有較為清晰的行業和行為指向，不是每個行業都需要“反內卷”。要防止“反內卷”泛化，更要避免“反內卷”被曲解為“反平臺經濟”或針對民營企業。

尹艷林說，當前中國經濟的主要問題仍是需求不足的問題，既有政策效應逐漸減弱，需要新的增量政策。

尹艷林認為，房地產應成為增量政策的突破口，與資本市場相比，房地產帶動效應更強，要盡快穩住房地產市場。為此，一方面要推進戶籍制度改革，加大300萬人口以上城市的政策調整力度，并推動降準降息；另一方面，房地產依然是中國家庭最重要的資產配置和投資方向，要扭轉房地產市場的預期，避免形成“房價只能跌或穩、不能漲”的單邊預期。

除增量政策外，尹艷林強調了改革的重要性。他在新著《深層次改革：中國經濟的難題與突破》中提出“深層次改革”概念，認為當前改革的復雜性和艱巨性前所未有，順利蹚過改革深水區，無疑需要更多勇氣、智慧和韌性。

《深層次改革》

立足當下中國經濟的狀況，尹艷林認為至少有三方面改革應盡快推動：一是收入分配改革，包括調整個稅稅率、增加專項抵扣項目及降低社保繳費費率；二是財稅體制改革，理順中央政府與地方政府事權財權關系；三是投資體制改革，推動民營企業“敢投資、有回報”。

在他看來，改革未必要強調“陣痛”，宏觀政策可以為改革提供一個更適宜的環境。比如，貨幣政策要更加注重總量功能，引導實際利率下行，甚至可以采取某種形式的中國版“量化寬松”。

尹艷林反復強調改革“窗口期”，他認為經濟增長承壓時，部分領域推動改革的難度較大，但也有部分領域更容易形成改革共識。

尹艷林認為，近年來中國經濟增長受需求不足影響，持續未達潛在增長率。通過宏觀政策和結構性改革發力，“十五五”時期國內生產總值（GDP）年均增速有望達到5%以上。

防止“反內卷”泛化

經濟觀察報：從2023年底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提出部分行業“產能過剩”，到“綜合整治‘內卷’式惡性競爭”，這種政策表述變化意味著什么？

尹艷林：我理解，2023年底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所說的“產能過剩”，重點指向部分傳統行業。因為當時房地產調整下行，很多與房地產相關的產業出現產能過剩。“反內卷”主要指的是光伏、新能源汽車等新興產業，聚焦2024年后這些新興產業出現的不合理的價格戰，其成因與傳統行業過剩明顯不同，且更為復雜。從“部分行業產能過剩”到“反內卷”，反映出政策關注的行業、問題和工作重點都發生了一些調整。

經濟觀察報：今年觀察到的一個現象是：幾乎所有行業都在談“反內卷”，甚至部分金融行業也提及“反內卷”，是否所有行業都需要“反內卷”？

尹艷林：這種“反內卷”泛化的情況，應該是不符合中央精神的。“內卷”本是一個網絡用語，但當前政策語境下的“反內卷”，有比較明確的行為和行業指向。

“反內卷”反的是部分行業的惡性價格戰，不是所有行業、所有價格競爭行為都屬于“內卷”。即便有的行業出現不正當價格競爭，也要分析其成因和影響，不能“一刀切”，更不能用錯誤方式“反內卷”。

應該怎么“反內卷”？關鍵在于四個字：依法依規。要嚴格按照《中華人民共和國反不正當競爭法》《中華人民共和國價格法》《中華人民共和國反壟斷法》等法律規范行為，避免重走行政化控制的老路。

市場競爭是市場機制發揮作用的基礎，而價格競爭又是市場競爭最主要的表現形式，無論是質量競爭還是效率競爭，最終都體現為價格競爭。“優質”最終也需要通過市場“優價”確立。

目前“內卷”比較集中的領域，主要是民營企業占主體的新興產業和互聯網行業，我擔憂部分地方、行業將“反內卷”曲解為“反平臺經濟”或針對民營企業。要維護基本市場規則，防止“反內卷”擴大化，沖擊正常的市場競爭。

經濟觀察報：目前部分領域出現由相關部門或行業協會牽頭，幾家頭部企業開幾場會就把產能與價格確定了的現象，這種行為是否存在風險？

尹艷林：實踐證明，行政干預產能與價格的效果往往是不好的。除法律法規明確規定的情況外，政府很難真正區分什么是合理的價格競爭，什么是先進的產能。

現在，一些部門正牽頭制定重點行業產能整治方案，這些方案對應對當下情況可能有其必要性，但仍要遵循“依法依規”原則。要特別注意兩點：一是避免損害中小企業的利益，防止少數行業龍頭企業通過非競爭方式淘汰中小企業；二是保護技術進步，對技術迭代形成的價格優勢予以有效保護。

很多存在“內卷”的新興行業，還處于技術進步頻發期。技術進步會提升效率、降低成本，這種技術優勢最終通過價格競爭轉化為市場優勢，成為對技術進步者的“獎勵”。如果“鎖死”價格和產能格局，技術進步的效率就得不到體現，追求技術進步的積極性也會受挫。

在傳統領域，技術進步慢，行政干預的問題可能需要較長時間才會暴露；但新興領域行政干預的后果，可能很快就會顯現。

更何況，傳統產業主要面向國內市場，市場空間相對可預測；而新興產業面向全球市場，市場規模更難預測，也就更難用行政或類行政方式“規劃”產能，所以這一輪“反內卷”比2016年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更復雜。

因此，對于普通的價格競爭，不妨多觀察，不要太著急，盡量通過市場機制完成出清。

經濟觀察報：但從一些部門與行業的動作來看，似乎希望能立竿見影地解決“內卷”問題？

尹艷林：我覺得很難。特別是現在一些觀點認為“通過壓縮產能來提高價格”，這種方式或許能在短期內對部分行業起作用，但無法解決宏觀問題。在總需求不足的環境下，想通過壓縮產能實現價格總水平回升是不現實的。

個人認為，宏觀調控有主次區別。從宏觀角度看，需求不足是宏觀經濟的主要矛盾，“內卷”是次要的結構性問題。當下經濟政策的主要任務還是提振需求，不能跑偏了。對“反內卷”政策的片面理解，會帶來一些不利影響，比如過快調整產能會沖擊就業市場。

經濟觀察報：這一輪“內卷”高發領域主要是民營企業聚集的新興行業。過去我們都說國有企業聚集的行業容易出現市場失靈，為何這一輪民營企業也出現類似問題，且未能通過市場完成出清？

尹艷林：癥結還在地方政府。由于對GDP增長和財政收入高度依賴，部分地方政府會想方設法保護重復建設產能，并在過剩時阻礙轄區內產能出清。

很多項目的上馬不完全是企業自主決策，自然也難以通過市場方式退出。以新能源汽車為例，對地方政府來說，上馬新能源汽車項目可能是必要的，但最終導致全國范圍內項目遍地開花，“內卷”就出現了。

這是我們原來沒想到的特殊情況，說明當前微觀基礎還很不健全，市場經濟制度建設仍有很長的路要走。若不解決非市場邏輯，產能問題就會反復出現——以前是在房地產行業，后來是在半導體、新能源行業，現在在人工智能領域也有類似的苗頭。

經濟觀察報：為什么近年部分地方政府對市場的干預反而變強了，在經濟發展中的存在感也更突出？

尹艷林：從科技發展、補短板到民生保障等，地方政府近年承擔的任務越來越多。要完成這些任務，就需要抓手，因此不斷加強地方國有企業力量，地方國有企業的作用就變得越來越大。這實際上是“地方政府如何更好發揮職能”的問題，也是“如何更好引導民營企業參與科技、重大項目建設”的問題。

但近兩年情況也在變化，大家逐漸意識到“光靠政府不行”，真正要搞創新、發展新興產業，核心還是要靠民營企業。特別是杭州“六小龍”的出現，對科技部門與政府管理理念都產生了一定沖擊，這說明創新需要市場，也需要民營企業。

房地產市場是宏觀經濟的突破口

經濟觀察報：一年前的9月24日出臺了一系列增量政策，從近兩個月數據看，政策的邊際效應遞減，是否需要新一輪的增量政策？

尹艷林：盡管上半年GDP增長達5.3%，顯示出中國經濟的增長韌性，但受物價持續低迷的影響，名義增長率仍未達預期。名義增長率低于實際增長率，微觀主體的感受就不太好。當前投資、消費增速放緩，失業率回升，房地產市場企穩難度加大，這些都反映出宏觀經濟仍處于比較“緊”的態勢。因此，我建議宏觀政策要加力。

我們有政策儲備箱，且在不斷研究、補充新政策工具，宏觀政策加力的空間是有的，只是看在什么時點下決心。可能會將更多“子彈”留給明年——畢竟明年是“十五五”的開局之年。

經濟觀察報：中國經濟需求不足的問題已持續一段時間，原因是什么？

尹艷林：需求下行，部分源于疫情的“疤痕效應”。去年以來的“兩新”政策（新一輪大規模設備更新、消費品以舊換新）起到了提振需求的作用，但現在“兩新”政策的邊際效應在降低。一些地方政府發放消費券的政策也有所減少，因為消費券需要地方財政支撐，以舊換新也不可能一直持續、擴圍。

短期看，提振消費最直接的辦法是進一步放松消費限制，讓有錢人多消費，這樣才能帶動其他群體收入增長。即便能將近幾年新增的近70萬億元居民存款釋放10%，也能形成7萬億元的需求規模，這可不是個小數目，能抵上發行幾次超長期特別國債的效果。

經濟觀察報：投資也是需求的重要方面。有的經濟學家建議，相比提振消費，加大投資的效果更立竿見影；但也有的研究者認為，現在投資邊際效應較低，還可能帶來大量政府債務，要謹慎投資。你怎么看待這一爭議？

尹艷林：我一直建議要推動“新一輪大規模投資計劃”，目前投資對中國經濟還是很重要的。如果去年把置換地方政府債務的財政資金用于投資，可能對經濟的拉動效果會更好一點。

置換地方政府隱性債務，主要解決的是流動性問題，雖然減輕了部分地方政府的還債壓力、延長了還債期限，但減輕幅度并不大，也就6000億元左右的利息負擔。當然，置換地方債務有利于增強地方政府投資意愿、提升投資能力。

下一步，需要進一步推動投資和消費的“良性循環”。這種良性循環至少有兩個點可以抓：一是推進城鎮化，尤其要加快推動農民工市民化進程，這一過程中能帶動大量投資和消費；二是穩定房地產市場。

在固定資產投資中，房地產是主要拖累項——要提振投資，需要先穩住房地產投資。同時，房地產也是能極大帶動消費的產業，理應成為投資和消費的重要結合點。

但目前房地產政策的力度是不夠的。“9·24”政策帶來的改善是局部性的，不是整體性的，且政策效用已經逐漸釋放。

經濟觀察報：從數據看，房地產投資尚未企穩，部分城市房價近期波動較大，要“穩樓市”，還可以出臺哪些政策？

尹艷林：主要是思路上的調整。中央已經明確判斷“房地產市場供求關系發生重大變化”，這意味著市場已從過去的“需求過熱”轉向“需求不足”。

相應地，房地產調控的政策工具箱，就應該從“抑制房價上漲”轉變為“支持房價上漲”的工具箱。但從現實情況看，工具箱中“抑制工具”較多，“支持工具”較少，即使有部分政策工具，也多以“減少限制”為主。

房地產調控思路要盡快完成方向性的調整。如果大家都預期“房價只能跌、不能漲”，預期就會自我強化，進而加大穩房價的難度，“止跌”的目標也難以實現。

我們需要對房地產形成一些新的認識：房地產當然不允許投機，但它應該是家庭重要的資產配置，房地產所具有的金融屬性也不應該被忽視。

2021年，房地產行業處于頂峰時，商品房銷售面積大約是18億平方米，現在已降至8億至9億平方米。但9億平方米并非中國房地產市場的需求常態，之所以這么低，有幾個短期因素影響：一是收入增長放緩，導致支付能力下降，抑制了部分剛需和改善性需求；二是房價預期走弱，部分城市的房地產政策未及時調整，讓一部分投資性需求走弱。實際上，即便考慮到抑制投機性購房、人口結構變化等因素，中國商品房年銷售面積也應在10億平方米以上。

隨著房地產新模式的構建，我們有能力更好地抑制投機行為（例如通過稅收工具），讓其正常的投資屬性得到體現。

經濟觀察報：房地產市場的新模式會是什么樣？會以保障房為主嗎？

尹艷林：從目前市場看，以前的“高周轉、高庫存、高杠桿”的“三高”模式已不復存在，但新模式是什么？還需要探索。

我個人認為，這里面很重要的一條，就是減少行政力量對房地產市場的干預。這些年，房地產市場是行政干預色彩較濃的領域。新發展模式要厘清房地產市場中政府和市場的角色，這是困擾當前房地產市場一個比較大的問題。

總體上，中國房地產市場也屬于高水平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一部分，不是獨立于這個體制之外的，整體仍需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更好而非更多地發揮政府作用。我們當然要加強住房保障，但不會主要由政府提供住房。

從市場體制建設角度看，目前房地產市場監管的一些思路反而是和“統一大市場”建設存在矛盾的。比如，各城市分割的屬地監管模式，就和統一大市場的基本要求不符。

從這個角度出發，我們也應該減少房地產市場的行政干預，讓要素更充分地流動。在各項行政干預中，戶籍制度對房地產市場的影響格外值得關注，要進一步讓房地產與戶籍脫鉤，特別是調整少數超大城市的住房政策。

經濟觀察報：有研究者建議成立中央收儲公司，通過政府大規模收儲穩房價，這個建議可行嗎？

尹艷林：難度較大。第一是買不過來，資金需求量太大；第二是不好操作，要談攏價格難度非常大。

經濟觀察報：很多人都關心資本市場，你怎么看待過去一年穩定資本市場的效果？

尹艷林：穩定資本市場，可能有三方面考慮：一是希望通過穩定資本市場，加大對科技創新企業的支持力度（資本市場對創新藥企業發展起到了很大作用）；二是希望提振信心，扭轉預期；三是希望發揮資本市場的財富效應。但財富效應要想起作用，需要資本市場有一個穩定且長期的上行趨勢；即便有長期穩定的上漲，這些財富效應也不一定會進入消費或投資。

只能說，股市上漲提供了一種可能性、一個渠道、一個方向。從這個角度看，提振股市、穩定資本市場還是非常重要的。

但從整個宏觀經濟來看，僅穩定資本市場還不夠。個人認為，穩定樓市的必要性可能要更顯著。房地產對投資、消費的帶動效應更強、更直接，對改善地方政府財政狀況、修復居民和企業資產負債表的作用也更有效、更直接。提振需求需要一個突破口，穩定房地產市場可能就是這個突破口。

為此，一方面要進一步推動降準降息，降低購房成本；另一方面，特大城市要加快取消房地產市場的各類政策限制，推動房地產盡快“止跌”，發揮帶動擴散效應。

穩定房地產市場的政策要更緊迫一點，目前“消費—收入”負循環的影響已更顯著，這會進一步影響購房能力，進而抑制消費意愿。

在這一點上，一些經濟學研究者的觀點可能要更實際一點。中國民眾在房地產領域的高資產配置，是長期理性的選擇，不能簡單認為是“配置比例過高”。

經濟觀察報：房地產市場與城鎮化息息相關。當前農村人口對在城市定居的意愿似乎有所下降，不再那么渴望成為“新市民”了，中國城鎮化還有較大空間嗎？

尹艷林：目前主要的就業機會還是集中在城市，城市的生活環境對年輕人仍有吸引力。從微觀角度看，為追求更好的生活，年輕人還是會從農村向城市匯集、從小城市向大城市流動。

從宏觀角度來講，以前我們覺得城鎮化率到70%就差不多了，但現在看國際上的發展趨勢，城鎮化率完全可能突破70%這條線，盡管這個過程可能有波折，但城鎮化的趨勢還在進行中。

只要有城鎮化，經濟發展就有動力：城市建設會帶動各類產業（尤其傳統產業）發展，目前傳統產業占制造業比重依然保持在80%左右；各類服務業的發展，也需要城鎮化的持續推進。

要推動城鎮化發展，需要做好兩方面工作：一是保障農民在農村的各項權益（如土地、宅基地等），最好能建立“農村權益與進城落戶相互促進”的機制，讓農村權益成為農民進城的“原始積累”與資金保障；二是進一步推動城市基本公共服務與戶籍脫鉤、與常住人口掛鉤。這方面300萬以下常住人口的城市都有政策要求了，做得也比較好。但在城鎮化進程中作用最大、吸引力最強的大城市和特大城市，仍有比較大的改善空間。如果這些改革到位，城鎮化持續推進將為中國經濟注入巨大動力。

經濟觀察報：你認為如果這些工作落實到位，“十五五”時期中國經濟增速可以維持在多少？

尹艷林：我覺得“十五五”時期，中國經濟增速能維持在5%以上。目前中國經濟增速承壓，主要是受到需求不足的影響，這恰恰說明經濟增長潛力還在，只要解決了需求不足的問題，潛力就能釋放出來。

經濟觀察報：“十五五”在經濟發展中會是怎樣的五年？主要的任務是什么？

尹艷林：應該說，“十五五”是一個發展任務更重的時期，這從中央將其定位為“夯實基礎、全面發力的關鍵時期”就能看出來。很多領域的發展要在“十五五”期間邁上一個新的臺階，為“十六五”順利完成“基本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目標筑牢基礎。

改革不一定要“陣痛”

經濟觀察報：你在剛才的交流中多次提到“改革”，在《深層次改革》一書中也反復強調改革的重要性，該如何理解改革對當下中國經濟的意義？

尹艷林：現狀是經濟本身的循環動力不足了，就像前面我們聊過的“消費—收入—消費”循環處于收縮狀態。這種情況下，僅靠經濟自身很難打破這個循環，需要注入一些外部力量，而改革就是重要的外部“變量”。

以消費為例，提振消費的關鍵是提升收入，實現“消費—收入—消費”的正向循環。但從當下看，沒有消費就難以提升收入，沒有收入又無法擴大消費，消費與收入陷入一個負向循環，必須通過一些外力來破局。

提升收入有兩條路徑：一是通過增量政策激活市場，擴大消費、拉動經濟增長，進而帶動收入提升；二是通過收入分配改革，提升勞動者的收入。

收入分配改革的政策著力點與增量政策不同，其核心是調整政府、企業和居民三者的分配關系，這需要下大決心。

比如，通過降低個人所得稅稅率，直接增加老百姓的實際工資收入。疫情時期，我們給中小企業減稅降費超2萬億元，現在也可以考慮以同等力度，用于降低個人所得稅稅率、加大個稅專項扣除力度。減稅帶來的財政壓力，可通過發債方式緩解。

兩年前我在政協會議中就提過，個人所得稅稅率最高檔45%的稅率有下降空間，這一稅率對高收入和中等收入群體是有壓力的。此外，推進社保制度改革、調整養老保險繳費費率，也是提升實際工資收入的方式。當然，能適當提高最低工資標準固然很好，但目前企業經營普遍面臨壓力，調整難度較大。

經濟觀察報：社保繳費是最近社會關注的一個問題。有觀點認為社保繳費費率過高，該如何平衡社保制度可持續性與當下的繳費負擔？

尹艷林：社保制度面臨的一個主要挑戰，是在制度建立之初部分國企職工沒有繳納社保，而是以“視同繳費”的方式納入社保體系，這導致社保收支出現缺口，規模或達萬億元級。前些年，社保制度一直是靠不斷擴大繳費面來應對這個缺口，繳費費率也降不下來。目前，靈活就業比例上升、新增就業增長放緩，以企業職工繳費為基礎的養老保險制度，面臨“擴面”瓶頸，“新人彌補老人”的機制也遭遇了可持續性挑戰。

最近有專家建議，將較大規模的國有權益資本劃撥社保基金。社保基金是國家社會保障儲備基金，用于人口老齡化高峰時期的養老保險等社會保障支出的補充和調劑，資金來源包括中央財政預算撥款、國有資本劃轉、基金投資收益以及國務院批準的其他方式。在9月17日國務院新聞辦公室舉行的新聞發布會上，國務院國資委介紹，“十四五”以來，中央企業累計向社保基金劃轉國有股權1.2萬億元。可見，目前國有資本劃轉只是社保基金的來源之一，且主要是應對不時之需，并沒有把彌補歷史缺口作為目標。

要降低目前社保繳費率、增加職工實際收入，需要采取非常規措施。如果能抓住當下低利率窗口期，通過發行特別國債一次性填補社保缺口，或許是一個更具操作性的方案。如果國有企業能主動減持部分股份把這一塊補上，當然就更好了。

經濟觀察報：有一種說法認為改革是“倒逼”的，就是面臨挑戰時往往更容易達成共識；也有觀點認為改革需在適宜的宏觀環境中進行。你怎么看待這兩種看似矛盾的觀點？

尹艷林：有些改革方向已討論多年，但在經濟增長較好時，很難形成共識。現在經濟增長面臨一些挑戰，改革緊迫性提升，各方對改革方向的共識也越發明確，改革推進的進程也許會更快。比如近年來地方政府對演出市場等文旅行業的支持力度大了很多，服務意識顯著增強，這就是經濟增長壓力“倒逼”改革的結果。

但另一方面，在經濟承壓階段，觸動利益的改革，特別是觸動較多人利益的改革，推動阻力會非常大。前一段時間所謂“社保強制繳納”引起的討論，就是一個例子。

因此，關鍵是找到平衡：應在可控范圍內，優先推進一些比較急迫和必要的改革。

經濟觀察報：能否舉個例子，什么是比較急迫和必要的改革？

尹艷林：比如民營企業投資難和投資體制的改革。

經濟觀察報：近年來，中國經濟持續存在“民營企業投資走低，國有企業投資挑大梁”的現象，這一現象是否迫切需要改變？

尹艷林：民營企業不是不想投資，而是缺少適宜的投資方向。國有資本講“三個集中”（向關系國家安全、國民經濟命脈的重要行業和關鍵領域集中，向關系國計民生的公共服務、應急能力、公益性等領域集中，向前瞻性戰略性新興產業集中），應將不屬于“三個集中”的領域更多地留給民營企業，推動民營資本進入這些領域。

現在是主動做這項改革的窗口期：目前國有企業經營狀況還可以，沒有面臨20世紀90年代末“三年脫困”的窘況。但如果再不調整，國有企業的經營壓力會越來越大。從7月數據看，民營企業的利潤還能維持增長，國有企業的利潤出現大幅下降，這意味著經濟循環不暢的問題已從終端市場傳導至上游（上游以國有企業為主）。如果再不推進相應改革，就有可能出現國有企業大面積虧損的情況。

現在是一個可以主動改革的窗口期，如果不抓住機遇，主動放棄一些領域，等出現大幅虧損后再改革，會陷入更被動的局面。

房地產行業就是例子。央國企曾被要求剝離房地產業務，但還是有不少以房地產為主業的央國企保留了相關業務。房地產行業出現問題的時候，先是從民營企業開始，但最終行業里的國有企業也一樣陷入了麻煩。

要讓民營企業“敢投資、有回報”，需要加大投資體制改革力度，特別是在服務業領域的改革。目前服務業領域“事業化”特征較突出，除旅游等少數行業相對比較市場化外，其他的醫療、教育、文化基本是由事業單位主導。如何引導民營企業參與這些領域，將是下一步改革考慮的重點。

還有很多收益比較明確、無明確限制甚至明確鼓勵參股的行業，民營企業進入的興趣卻不是很大，為什么？這個問題也需要弄清楚。

經濟觀察報：還有哪些改革緊迫性比較高，且適合當前推進？

尹艷林：至少有三個方面，其中兩個上面都談過，即收入分配體制的改革與投資體制的改革；另一個是財稅制度改革，主要目的是進一步理順中央政府與地方政府的關系，明確地方政府事權與財權，增強地方自主財力。

過去，土地收入一度是地方政府重要的財源，也導致地方政府對房地產市場的依賴；房地產投資下滑后，非稅收入大幅增長，還出現了“遠洋捕撈”等現象。當前需要通過稅收制度改革，如消費稅改革，為地方政府提供更穩定的財源；同時需進一步厘清地方政府事權，明確哪些責任是中央政府的，哪些責任是地方政府的；中央政府的事權，中央財政要兜底，不能留給地方。

上面說的這三個方向應該是未來五年的改革重點，且均為中央改革路線圖中的既定方向。黨的二十屆三中全會部署了300多項改革任務，要求在2029年完成，這意味著接下來會是一個改革政策密集落地的時期，比如創新體制改革、人才培養體制改革等。

經濟觀察報：與改革開放初期相比，目前的改革方向、思路有什么變化嗎？為什么很多人對改革的“體感”沒有那么強烈？

尹艷林：這些年改革推進有顯著進展，一方面改革領域更全面，不再局限于經濟領域；另一方面改革系統性更強，更強調改革整體性，不是以前那種更容易理解的“單項改革”。

比如正在推進的統一大市場建設，就是更具系統性的整體改革，真正觸及市場經濟體制建設的核心。因為統一大市場建設將聚焦點重新回到了政府行為，而政府與市場的關系就是經濟體制改革的核心問題。“五統一、一開放”很重要的一方面就是統一政府行為尺度。從當前看，統一大市場的建設還是有成效的，比如清理招商引資稅收優惠洼地，建立并強化公平競爭審查制度等。

經濟觀察報：現在大家對改革關注高、期待大，但也很擔心“改革陣痛”，該如何平衡短期和中長期政策？

尹艷林：分析宏觀政策時，不要把長期問題和短期問題攪在一起，當下帶來“陣痛”的不是改革，而是需求不足這一突出矛盾，結構性改革的效果是要在中長期才能體現出來的。

現在要解決的是總量不足問題，我們的宏觀政策，特別是貨幣政策要更加有力。貨幣政策要更關注總量，核心要關注價格問題，要加大增量政策力度：該降息要降息，推動實際利息持續下行。目前實際利率還是太高了，要做好向“1%”走的準備。這個當然會對銀行體系帶來挑戰，但如果需求不足持續下去，銀行系統面臨的壓力只會更大。如果降息不成，也可以考慮開啟中國版“量化寬松”，由中國人民銀行在公開市場購買國債，更有效地釋放流動性。

（作者 宋笛、劉鵬）